安史之乱后长安因缺乏基本资源且失去屏障故再未能成为都城
长安的优势是什么？
“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作为历史上备受推崇的“形胜之地”，关中外有山河阻隔、易守难攻，内有沃野千里、足以自给自足；而且，关中地区自古武力强盛、民风尚武，因此有着“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
因此，纵观古代最辉煌的王朝，如周、秦、西汉、唐，无一不是依托关中、从长安（在不同时期名字不同，但地方差不多）走向制霸全国之路。
不过，从安史之乱起，上述优势就逐渐被消磨殆尽。
经济、人口等基本资源被毁了
唐玄宗的开元年间，唐朝达到极盛，作为帝国的中心，关中地区尤其以富庶知名：“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但随着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就此陷入了战乱不断的境地，身为都城的长安首当其冲，成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甚至发生了“国都六陷，天子九迁”的悲剧。
安史之乱示意图
至德元载（756年），安禄山叛军攻入长安；广德元年（763年），安史之乱刚刚平定，吐蕃军队却趁着唐军在外的机会突袭关中，并首次杀进长安城；建中四年（783年），唐德宗发动平藩战争期间，路过长安的泾原军将士发动反叛、占领长安；广明元年（880年），黄巢的起义军攻下潼关，杀进长安；光启元年（885年），宦官田令孜指挥的神策军与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等藩镇爆发混战，长安沦陷；天祐元年（904年），朱温攻克长安，随后胁迫唐昭宗东迁洛阳。
无论任何军队攻进长安，干的同一件事就是烧杀抢掠。
当初李隆基逃出长安后，不少人趁机在长安打家劫舍；随后安禄山到来，更是“大索三日，民间财赀尽掠之”；吐蕃人自不消说，跟唐朝打仗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财物、人口，他们在长安城还“大掠士、女、百工”，人口也不放过；而泾原兵变的主要诱因，就是军人不满朝廷给予的待遇，他们造反的动机就是为了钱、物；黄巢占领长安后，起初还一副文明之师的模样，甚至还给贫民赠送衣物；但没几天，他们就将长安洗劫一空，甚至还“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捕得官吏悉斩之”。后来被赶走之际，他们更是“焚长安宫室而去”；随后唐朝廷收服长安，有关部门仅仅修葺了1/10左右，藩镇混战爆发，各方在长安争相掠夺，“复为乱兵焚掠，无孑遗矣”。
而朱全忠（朱温）则更绝，他把长安城内所有官员百姓都强行迁徙到洛阳，随后把一切建筑（包括民房）悉数拆毁，获得的物料通过渭水运到洛阳，史称：“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因此，五代十国期间，长安基本成了一片荒芜之地。诺大的关中地区，竟然从没诞生过一个割据势力，其虚弱、残破可想而知。而与之相对应，东方、尤其是江南的经济文化优势则日益明显，仅仅一个南唐地方政权的成就即可傲视中原，政治中心不得不随之东移。
曾经的四塞之地不再安全
无论周、秦、汉，统治核心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内部则是山东（崤山以东）地区的其他势力。如周王室之于殷商、秦帝国对阵山东六国、西汉朝廷对七大藩国。关中凭借山河险固之利，进可攻退可守，优势尽显无疑。
况且，从西汉开始，随着中原王朝拿下河西、控制西域，辽阔的西部成了关中的又一面屏障，长安身为帝国枢纽，既掌握了西边强盛的武力基因，又能从东便源源不断汲取物质与文化资源，能够创造强盛帝国并非毫无缘由。
唐代立国以来，更是致力于向西部拓边。到了开元年间，先后设置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等节度使镇守，史书称：“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一派欣欣向荣的强盛气象。
但随着安史之乱爆发，西北驻军悉数东调勤王，剩下的兵力惨被吐蕃扫平。“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失去了屏障的长安，竟然被吐蕃一战攻破。从五代十国直到宋朝，长安以西的河陇地区被党项族控制。
因此，在上述情况的左右下，长安城显然失去了成为都城的可能。五代十国期间，仅仅自诩唐帝国衣钵继承者的后唐定都于洛阳，其他的全部选择了更东边的汴梁（开封）。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东移渐成趋势，到了其后的宋、元、明、清等朝代，关中更是与政治中心无缘。联想到汉唐的强盛气象，属实让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