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有没有人才被其他国家所用？
没有，秦国人才制度非常强大，人才大多数是外来户，出名的如张仪、商鞅、唐睢、吕不韦等人，只有少量几个人逃到东方，几乎毫无作为，如甘茂、樊无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是大流动的时期，各国人是流动的，但是秦国相对野蛮地区，很多人才在没有商鞅变法之前不愿意去秦国的，秦国看到魏国变法之后国家强盛，秦惠文王渴求人才，慢慢更多人才流向秦国。秦国变法成功，几代秦王贤明，有能力人才当然有用武之地了。怎么可能离开秦国。
历史还真没有记载雄才大略的人离开秦国
曹操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为何选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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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必然会用人。纵观古代名人，刘邦、曹操、刘备、李世民、朱元璋、康熙等，都非常会用人。尤其是刘邦、朱元璋，身边一帮落魄小伙伴，最终都能成长为帝国高级官员，关键就在于他俩“知人和善用”的优点！
由此可见，用人是成功的关键！三国曹操身边也聚集了大批英才，尤其是顶级谋士最多，比如荀、郭嘉、贾诩、程昱等！那么，曹操的用人哲学是什么呢？其实，曹操的用人哲学很简单，只有四个字，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先后三次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
曹操的《求贤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帝国的用人制度(两汉察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而后代之以魏晋荐举制度，至隋唐始改为科举制度)，也牵涉到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那就是德与才的关系。理想的境界当然是德才兼备，曹操却明确提出“唯才是举”。所谓“唯才是举”，就是说，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问，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紧。
曹操决不是“唯道德论”者。他并不认为道德是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甚至不认为是第一标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以道德为唯一标准和第一标准，就可能会出现三个问题。一是有德无才。选拔出来的人，品质倒是没有问题，可惜什么都不会，啥也干不了，是没有用的老好人。二是求全责备。一些有才能甚至有特殊才能的人，因为道德品质有瑕疵或者有问题而不得选拔。三是弄虚作假。比如为了得到选拔，做政治秀，做道德秀，结果是道德变成不道德，东汉末年就是这样。
那么，主张“德才兼备”不行吗？崔琰、毛，不就是德才兼备吗？德才兼备当然好，但那是理想境界。承平时期，天下大治，没有太多特殊要求，自然不妨慢慢追求，找到一个是一个。然而此刻却是非常时期，曹操要做的又是非常之事，那就不能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必须重奖有功，重用有能。用曹操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发布的《赏功能令》中的话说，就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事实上，德与才并非总能兼备，名与实也未必都能统一。有品行的不一定有能力，有能力的不一定有品行。同样，出身好的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的不一定出身好。曹操说，伊尹和傅说不就是奴隶吗？萧何和曹参不就是县吏吗？陈平不是背有恶名吗？韩信不是被人耻笑吗？管仲就更不用说了。论立场，他是“敌人”；论品行，他是“小人”。然而商汤、武丁、齐桓和我们高皇帝（汉高祖刘邦），却重用了他们，而且依靠他们取得了胜利和成功。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何况，东汉以来的所谓“德才兼备”，其实是要德不要才，哪怕是装出来的“德”。甚至就在曹操广纳人才的时候，还有人提出主张，认为即便有功有能，如果“德行不足”，也不堪“郡国之选”。这就要矫正。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此不能再四平八稳地讲什么“德才兼备”，必须振聋发聩地提出“唯才是举”。
西汉覆灭，东汉成立。
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利益集团出现了：士族。
西汉时期，国家选拔官员和人才的方法是：察举制。
常常可以看到那是的历史人物的说明是，某年某人，举孝廉入仕。
意思就是这小子很孝顺，做事有能力，为人也正直。那就决定是你来当这个官了。
这个当官的方式很私人。为啥呢？
只有当时官位到了一定程度的人，才能举荐人才。
举荐后再有人来考察这小子是不是那回事。
那就是说，要先来个大人物给你撑腰，再来考试。
不像现在考公务员，家里没人犯事，你就能去考试。考完了再找关系来。。。有人敲门，我去开门。
这种举荐人才的方式，很容易就被官僚阶层垄断了。
慢慢的，能当官的那就必须是这些官僚垄断集团的人了。
上升通道也就慢慢闭塞了。
这些官僚垄断阶层，慢慢的也垄断了学习高级文化知识的途径。
你就算出身草根，人中龙凤，你要么来给我们打工，不然你都没地方去识字。
这些官僚垄断集团慢慢就发展成了士族。
西汉的覆灭，除了王莽，和这些人也有很大的关系。
曹操的“求贤令”，其实就是为了打破这些士族的垄断。
想当官不用非要去给这些士族当走狗
那些士族说你过去打架斗殴，没资格当官，我让你当！
那些士族说你不赡养偏心的父母，没资格当官，我让你当！
那些士族说你那天出门左脚先踏出门口，没资格当官，我让你当！
只要你有能力！
曹操这是掘士族的根基，所以后来这些人支持司马懿，干死了曹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