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哪对君臣关系是典范？
本期话题
在外流亡19年后，晋文公终于返国执政。一人践祚，鸡犬升天，跟随文公流亡多年的功臣集团都在翘首以盼的，等待着文公的封赏。可是曾经在争取秦国援助的外交谈判中为晋文公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赵衰不但没有获得在中央任职的高位，却被晋文公远远地发配到了太行山以南的原县去做县长。究竟晋文公为什么要这样薄待赵衰，他的任命背后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01
晋文公执政之初，赵衰在晋国的官僚体系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写道：
“重耳为晋文公，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文公所以反国及霸，多赵衰计策。”
《史记赵世家》
在这里，司马迁的叙述又一次出现了荒腔走板的失误。原邑远在太行山以南的河内，距离晋都绛邑路程颇远。假设赵衰此时主持国政，他自当身在国都，怎么可能被远远儿地发配到原邑去呢？
远离国都而能遥秉朝政的实例，历史上有没有呢？
也有，比方说曹操。曹操执掌东汉政权的时候就曾长年定居邺城，遥控远在许都的汉献帝。但你能想象赵衰有这么大的能量，遥控得了晋文公吗？
赵衰在什么时候，又为什么去了原邑？《史记晋世家》载：
“（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于是晋作三军。赵衰举郄将中军，郄臻佐之；使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命赵衰为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为右：往伐。冬十二月，晋兵先下山东，而以原封赵衰。”
这段短短的文字记载中出现了两处失误：
首先，晋国实行的是军政一体的政治体制，军队的高级将领也同时是政府的领导人。从公元前633年被庐阅兵作三军六卿起，三军的正副长官便一直是政府的执政卿（当然，执政卿的数量并不固定为六人，此后晋国一度扩编三军为五军，则执政卿由六位增至十位）。
上文明明已经清晰地罗列了第一届晋国六卿的名单：
中军将：郄谷中军佐：郄溱
上军将：狐毛上军佐：狐偃
下军将：栾枝下军佐：先轸
当中没有赵衰的名字，可司马迁仍固执地认为赵衰此时就是主持国政的大臣，于是硬生生地在六卿人选中插入一句“命赵衰为卿”。
不登三军将帅之位而被任命为卿，在晋国的历史上我只看到过仅有的一例。《左传》载：
（公元前627年）反自箕，襄公（中略）以一命命郄缺为卿，复与之冀，亦未有军行。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传》
公元前627年，下军大夫郄缺被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任命为卿，这时五军十卿中的上军将和新上军将其实是出缺的，但襄公没有将这两个职位中的任何一个实授郄缺，郄缺顶着空名，做了一个指挥不了军队的散卿。
这个特殊的安排背后有深刻的原因：郄缺的父亲郄芮曾经是晋惠公夷吾和晋怀公子圉的心腹，在晋文公即位之后发动过对晋文公的刺杀行动，失败受诛，所以文公父子对郄缺的忠诚有所保留，不敢轻率地授予他兵权。
但用这个特例来比附被庐之搜时赵衰的处境并不合适，被庐之搜的时候三军六卿满编满员，且赵衰和晋文公又有连襟之亲，他显然不同于后来的郄缺。
赵衰是否任卿，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及使郄将中军，郄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为右。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被庐阅兵时，晋文公确曾有意命赵衰出任下军主将，但赵衰主动将这个位置让给了留守大臣栾枝。这一点，《国语》的记载也可作旁证：
公使赵衰为卿，辞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若也。”乃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
《国语晋语四》
无论赵衰此时让出卿位的动机是什么（关于他的动机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分析），但事实都一样，那就是赵衰并未在公元前633年登上执政六卿的位置。
02
其次，司马迁说“以原封赵衰”，意思是原城是赵衰的封邑。可杨伯峻先生为《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传》作注的时候却说原邑此时并非赵衰的封邑，而是直属于国君的县邑，赵衰不过是担任了原县的县宰而已。究竟他俩谁说的是事实？
我个人倾向于赞同杨伯峻先生的意见。原邑是公元前635年由周襄王赐予晋国的领土，这座城邑在晋国的历史上很可能经历过由县邑到封邑的归属变化。《左传》记载：
（公元前632年）二月，晋郄卒。原轸将中军。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传》
“原轸”也就是“流亡五大臣”之一的先轸。《左传》此时称呼他为“原轸”，意味着原邑被赐予了先氏家族，所以先轸才能以封邑为号。晋文公要封赏先轸，只能拿出公室直接掌握的土地，而不可能将别家大夫的封邑转赐与先轸。
因此，公元前635年赵衰出任“原大夫”只能被视作受任原县县宰，而不能认为是获封原邑。
到公元前596年，先轸的曾孙先勾结赤狄侵犯晋国，先氏家族遭到族灭，原邑也被晋君收回。收回的原邑后来又被晋君赐予了赵衰之子赵同故《左传》称其为“原同”辗转两次易手后，原邑才终于成为了赵氏的家族产业。
《国语》径呼“赵衰”为“原季”，或是因“原同”之称而致误，或是赵氏后人对先祖的追尊。
公元前635年，原邑刚刚被并入晋国的时候，为何任命赵衰为首任原县县宰？《左传》说，这源于勃的建议：
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传》
这段话的意思是，晋文公向勃征询意见，第一任原县县宰由谁出任为好。勃提醒文公，赵衰作为流亡大臣的一员，颇有功劳，此时却还未获奖掖，不如让他出任原县县宰。勃是不是真的出于酬报功臣的好心才建议让赵衰出任原县县宰的呢？我以为未必。《国语》载：
胥、籍、狐、箕、栾、郄、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
《国语晋语四》
这段记载非常重要，因为它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晋文公初政之时晋国的权力结构特征：官分三等，中央政府由胥氏、籍氏等11家世袭贵族联合执政，尚未分宗的公室子弟则留在宫廷中负责国君的亲近事务。挤不进这两个名单的官员才会被任命为地方官吏。《左传》载：
（公元前635年）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传》
作为留守大臣之一的勃向晋文公举荐赵衰出任原县县宰，等于将他放逐出国都，排挤于11家贵族之外。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赵衰之所以遭到排挤，与他的姓氏无关。因为据《风俗通》的说法，执政11家贵族中的柏氏（也称“伯氏”）与赵氏同出嬴姓，也是异姓贵族。赵氏不能享受与柏氏相同的待遇，怪只能怪赵氏家族在晋国政坛的根基太浅。
原县邻于温县。与赵衰同时被任命为温县县守的狐溱是流亡功臣、上军主将狐毛的儿子。赵衰本是追随晋文公流亡国外的功臣集团中的一员，身份同于狐毛。可此时论功行赏，却要降格一等，只能享受与狐氏家族的儿子辈相等的待遇，赵衰在晋国朝廷中是个什么分量，再没有比这更真实的写照了。
03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史记》对公元前635年前后赵衰在晋廷的地位缺乏准确的描述。司马迁的认识之所以偏差这么大，原因很可能是受到后世晋国文献的影响。
因为赵衰的儿子赵盾曾经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长达20年之久，赵氏在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晋国首屈一指的政治豪门。后人扬眉吐气，自然要极力歌颂先祖的功劳。而旁人追忆前史，又不免因赵家的煊赫声势而混淆了视听，拔高了赵衰的历史地位。
比如《左传》记载，赵衰去世的一个世纪后，晋国大臣叔向回忆文公一朝政治时说：
“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赵衰）、子犯（狐偃）以为腹心，有魏、贾佗以为股肱。”
《左传昭公十三年传》
在叔向的“记忆”里，赵衰不但是晋文公的心腹大臣，而且是排名超越狐偃的天字第一号心腹大臣。从文公初政，狐偃任上军副将、赵衰任原县县宰这尊卑悬殊的任命看，叔向所言显然并非事实。
可狐偃之子狐射姑后来因与赵衰之子赵盾争夺中军元帅一职失败，被迫逃亡国外，狐氏家族从此没落，剩下赵氏一家独大。
儿子们的胜负反过来影响到老子们的历史地位也跟着掉了个个儿。这样曲解前史的谬误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直到今天仍然对历史学界的晋国史研究发生着负面的影响。
比如2015年出版，由李孟存、李尚师二位先生合撰的《晋国史》就还囿于《史记》的见解，认定赵衰是晋文公集团中仅次于狐偃的“二号人物”。
一人践祚，鸡犬升天。赵衰在文公初政、论功行赏的时候遭遇了如此不公平的对待，与他有连襟之谊的晋文公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呢？
我认为这里头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追随晋文公的功臣集团离开晋国的时间太长了，而他们留在国内的家族成员又曾遭到过前任晋君即晋怀公子圉的残酷清洗。
虽然这些人忠心耿耿，但他们对晋国政坛的影响力相对有限，比不上国内的留守大臣们。在利益分配时不向留守大臣做出适度倾斜，晋文公难以稳定政局，尤其难以有效地控制军队。
其次，原县和温县虽然远，但从地缘战略上看，却是晋军南下太行，通向王畿的咽喉要道。晋文公要称霸天下，就必须接过齐桓公那杆“尊王攘夷”的大旗。而只有牢牢控制住东周王畿，晋国才有资格举起这面旗帜。
既然原县、温县如此重要，晋文公当然得委派两位政治忠诚、精明干练的大臣坐镇两地。所以勃提名赵衰出宰原县，虽然明晓得他可能有排挤赵衰，为留守大臣腾地方的私心，晋文公还是顺水推舟地同意了。
参考文献：
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徐元诰《国语集解》
谢邀。
简单说一下吧
尧、舜、禹与皋陶夔后稷和契，后有“夔稷契“（gāokuíjìqì）之说；
周文王、武王与吕望；
西汉时期的王褒作《圣主得贤臣颂》来称颂这些君臣关系，后世“相得益彰”一词即出自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