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街买菜还要操持家务，晚年胡适的寓公生活

胡适青年时留学美国,住了七年,中年做美国大使,住了八年。一九四九年春,他偕江冬秀离开上海,乘海轮到美国,一住就是十年。这位大学者在美国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

上街买菜操持家务

胡适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船抵旧金山,这一天是百万大军飞渡长江的一天,他在旧金山船上哀叹一声:“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后来,他在纽约城定居,纽约是世界第一大都市,可说“纽约居,更不易”了。他住在纽约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里。他们所住的是大使级的住宅区。

一次,胡适外出,胡太太江冬秀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那位大黑贼,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

欧美各国的生活费用,房租最贵,可是“适之先生夫妇,年高多病,缚鸡无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经济情况和他的健康情况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人怕老来穷,他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的养老金,断难填补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他只好住在破烂的公寓里了。

江冬秀原来擅长做家乡徽州菜,数十年在外,又学会了一些外地的风味。胡适幼年在农村长大,少年在康乃尔读过农科,饭来张口,茶来伸手,这是他过惯的生涯。江冬秀语言不通,不会买菜,这样,买菜事就落在胡适的肩上了。他不能像在国内那样,四体不勤了。

胡适在国内有汽车代步,他在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手无缚鸡之力,发财乏术,就有“出无车”之叹了。唐德刚只好常拿打工用的汽车来接送他。

江冬秀在国内就爱打麻将,喜热闹,今天到东家,明天串西家,藉以消磨岁月,她在纽约怎么办?言语不通,交通不便,只好蜷伏在小公寓里,烧饭,打麻将,看武侠小说。江冬秀一打牌,家里客人多,房子小,胡适不能安心读书写文章,干脆侍候她打牌,有时他也亲自参加牌战。江冬秀可以终日过烧饭、打牌、看武侠小说的生活。胡适不能这样,要吃饭,要生活,就要干工作。他在这十年中干什么工作呢?

胡适到美国,初在纽约普林斯顿大学任格斯德中文藏书部馆长之职。这一职位,很少洋学者可以担任,是一份闲差,每年领取几千美金贴补家用而已。他也在美国著名学府作过短期讲学,零星讲演的机会当然更多,但这些都算不上是长期性的工作。胡适经常在哥伦比亚图书馆内看书,那时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去时胡总是找唐,因为唐是馆内他所认识的唯一的一位华裔小职员。唐替他借借书,查查书。从此唐变成为胡适的朋友了。

唐德刚说,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哥大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却把胡适排除在外。胡适闲得无聊,常去哥大图书馆看中文报纸,所有的侨报都看,而且有时“批阅纽约旧金山出版的侨报副刊,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岁月,实在好不了多少”。可见,他真是闲得无聊之极了。这时,胡适在纽约连一个学生都找不到了,他空虚无比,难过无比,变成了“无人打影”的拳师。幸好唐德刚恰巧变成胡适唯一“可打”之人。

胡适在纽约时,与唐德刚等年龄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老少同处,一齐嘻嘻哈哈。那时,唐德刚、周策纵、吴纳孙、周文中、蔡宝瑜等一班人,在纽约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是一个纯友谊小组织,是一个吃吃喝喝的文艺俱乐部。胡适也就乐意变成这个团体的指导员和赞助人了。他有闲工夫,仔细评阅他们的著作。

一九五二年,他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讲了《治学方法》。它的主要内容还是两句老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后来又讲了《杜威哲学》,还是二三十年代所说的实验主义。一九五四年,他在台大讲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看法》,主要内容有四点:第一,是无政府的抗议,以老子为代表。第二,是孔孟一班人提倡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第三,是中国古代极权政治的起来,也就是集体主义(极权主义)的起来。第四,极权国家的打倒,无为政治的试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于当时,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史上忽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批“留美学人”。他们基本上是在中国受过大中学教育,然后浮洋至新大陆,在那里留学取得了或大或小的功名；嗣后又向美国政府申请“绿卡”以至“公民权”；从此便在异国定居。胡适之先生事实上也是这个新兴行业中的基本队员。

胡适所以与众不同者:一是他未申请过“绿卡”,二是未同美国抢饭吃。可见,他就是身填沟壑,也不会“降志辱身”,到洋衙门去看人脸色,乞讨救济。可是他既不能像伯夷叔齐那样饿死,唯有回到台湾讨饭吃,终于一九五八年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