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中，您觉得那个皇帝对百姓最好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肯定地伸大姆指颂赞中国历史记载公认的一一一唐帝国的“贞观之治”开明治国的李世明大帝。那是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的黄金时代，李世民大帝不愧为封建社会唯一的开明君帝。

李世民大帝受过良好的教育，胸襟开阔坦荡，文武全才，知之善任，从谏如流，善待苍生，体恤百姓。在执政期间创立了盖世绝论的文治武功。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皇帝的素质，直接决定国家的命运，决定人民在这个国家里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所以，“贞观之治”是中国古代一个美好的王朝，李世民就是历史上封建社会里一个绝无仅有的君王。

李世民创立的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稳定到了令人难以置信。“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就是那个时代产生的真实写照。曾有“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之说，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632年，死刑犯增至29O人，这一年岁末，李世民准许罪犯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受死，（古代秋天行刑）古今至此，哪个皇帝能做到，哪个朝代有这个人性。然而次年9月，290个罪犯全部返回，无一逃亡。堪称奇，绝无仅有。那个朝代仁政透明，、公而无私、各司其职。不平等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而挺而走险的，心平气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这就是历史上李世民大帝缔造的“贞观之治”。

李世明大帝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对百姓最好的千古歌颂的帝王。

唐太宗李世民。

历史上“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多高深的战略？

答：“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在自身实力或是道义上还无法碾压对手时的策略。只是一种普通的手段，并不高深。

本人最早听到这句话是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的评价。把曹操说成是曹贼，名义上拥立汉室实际上自己把持着军政大权，将汉朝后代作为傀儡摆在台前。

事实上三国中刘备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只是刘备手中没有合法的继承人只能以皇叔的身份、以框复汉室的名义、征讨天下成就自己的霸业。

“挟天子以令诸侯”运用最多的应该是春秋时期，作用最早的应该也是春秋时期。自从周室衰落周平王迁都洛邑之后。郑庄公就因为需要周朝卿大夫的名分而处处礼让周天子，在周天子想要取消他左卿士身份时更是怒不可揭。郑庄公就是利用周朝卿大夫的身份纵横河洛小霸于春秋。

齐桓公与管仲这对搭档更是直接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看哪个诸侯不爽就说他没有给周天子进贡而发兵攻打（其实他自己都也没有进贡）。所以后来只要他召集开会，大部分诸侯都会来参加。霸业也就这么完成了！

齐桓公和管仲去世以后齐国一片混乱，晋文公开始争霸天下，晋国拥有六军的军备可以说是当世最强（名义上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打败楚国以后，又将楚国的俘虏送到洛邑进行献俘仪式；事实上也是通过这件事希望诸侯把楚国当成蛮夷，献俘也就是尊王；这样晋国对楚国也就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后来的楚庄王看到了自身称霸的缺点就是一直被中原各国当成蛮夷。为了能得到周天子的承认于公元前606年派兵“勤王”，攻打陆浑戎族，之后“观兵于周疆”周定王惶恐不安派王孙满慰劳楚庄王。

春秋时期的周王室论武力只是小诸侯国，可是春秋时候的霸主都不敢攻打他，不是因为打不过他，而是因为他们需要站在正义的立场来号令天下。

后来赵盾掌握晋国军政大权，他敢派人杀了晋灵公却不敢自己做老大。赵盾在世时的晋国，事实上也被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晋国，那时的君主只是摆设而已。

总结：“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有多高深呢？其实只是挂羊头卖狗肉，只是做了裱纸还要立牌坊而以。大家心知肚明，无非是不想背负造反的骂名而将虚名让给那些被祖宗庇护的幸运儿。

“挟天子以令诸侯”高深的战略，是曹操最大的政治优势

董卓之乱之后，东汉名存实亡。各地豪强并起，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曹操开始的时候势力并不大。他为什么能在后来形成的“三国”局面中雄居北方势力最强呢？那就是他采取了把汉献帝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的策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策略可以说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策略，也是最大的政治。然而，都是谁看到了这一步大棋，又是谁最先看到的呢？

据《三国志》“毛传”记载：“太祖临兖州（公元192年），辟为治中从事。语太祖曰：“今天下分崩，乘舆播荡，生民废业，饥瑾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夫兵以义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织以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武帝记》记载：“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程昱劝之。”

《荀传》记载：“建安元年”即公元196年，汉献帝自河东还洛阳。太祖议奉迎都许。或以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荀劝太祖曰：“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竟从，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仆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珍，〔东京臻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也。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使豪杰生心）后虽虑之，亦无及也。”于是曹操派曹洪将兵西迎天子，外戚董承等据险拒之，曹洪不能前进。

《董昭传》记载：“建安元年即公元196年，太祖定黄巾于许。谴使诣河东。会天子还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各违戾不和。昭以杨奉兵马最强而少党援作太祖书（以曹操的名义给杨奉的信。当时董昭并非曹操部下）与杨奉曰：“吾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返之旧都，翼左之功，超世无踌，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心腹四肢，实相恃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焉，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杨奉得书喜悦。语诸将军曰：“兖州将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遂共表太祖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昭迁符节令。

后来曹操朝天子于洛阳。引昭并坐，问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昭曰：“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入朝天子，辅冀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唯有移驾近许耳。然朝廷播越，新旧还京，远近歧望，冀一朝获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杨奉近在梁耳，闻其兵精得无为孤累乎？”昭曰：“奉少党援，将独违质。镇东费亭之事，皆奉所定，又闻书命申束，足以见信。宜时谴使厚遗答谢，以安其意”说：京都无粮，欲车驾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悬乏之忧。奉为人勇而寡虑，必不见疑。必使往来足以定计。奉何能为累！”太祖曰：“善”。即谴使诣奉。徙大驾至许。

可见曹操方面毛最先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而荀把道理说的更加明白了。而迁都许昌，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使这一建议顺利得以实现的，却是董昭。他们几个人都可以称得上大智之人。

而当时另一大势力袁绍，就没有人看出这一步大棋吗？不是的，袁绍军中也不乏智谋之士。

据《三国志》袁绍传记载：袁绍代韩馥领冀洲牧是公元191年，从事沮授说绍曰：“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渤海嵇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振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绍喜曰：“此吾心也。”“迎大驾于西京”一句，说明当汉献帝还远在长安的时候，沮授就提出了这一建议。

可见沮授提出最早，只可惜袁绍把这一大计，当奉承话听了。献帝传曰：沮授说绍云：“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除沮授提出“挟天子而令诸侯”外，还有郭图、田丰。《三国志》袁绍传记载：“初，天子之立非绍意，及在河东，绍谴颖川郭图使焉。郭图还，说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资治通鉴》记载：“初，袁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说曹操以许下湿洛阳残破，宜都甄城以就全实。曹操拒之。”田丰说绍曰：“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书。号令海内，此算之上者。不尔终为人擒，虽悔无益也。”（这一时间为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这一点田丰看的也非常清楚。

俗话说：亡羊补牢尚未为晚。到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刘备。田丰说袁绍乘虚袭击许都。袁绍推辞说：我孩子生病了，现在我无心征伐曹操。面对这一绝好的机会，袁绍竟然以儿子生病为由不干。气的田丰以拐杖击地说：“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袁绍终于失去了最后的机会，最终一败涂地。

毛说：“奉天子以令不臣”；沮授说：“挟天子以令诸侯”；田丰说：“奉迎天子，动托诏书，号令海内。”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曹操得策辄行，袁绍优柔寡断，动作迟缓。虽然袁绍的谋士最先看到这一大棋，但由于袁绍的无知，不知天下大机的关键所在。终于使曹操得以先迎天子，在政治上占尽优势。最终袁绍被曹操所灭也就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