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为什么选择四大辅臣辅佐康熙皇帝？
四大辅政大臣，有两黄旗出身的索尼，鳌拜，遏必隆，以及正白旗出身的苏克萨哈，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四大辅政大臣呢？难道真的就是顺治皇帝为年幼的康熙找的执政助手，辅助他治理朝政？
其实并不是，顺治皇帝由于他的英年早逝，让整个朝堂以及孝庄康熙祖孙两都猝不及防，毕竟顺治帝太年轻了，才二十来岁就驾崩了，所以在康熙的接替上很多事情都没有准备，完全就是仓促上阵，毕竟国不可一日无君。
四大辅政大臣剧照
那么问题来了，康熙顶上了皇位没错，但是他当时才六岁，实在是太小了，压根就没有执政的能力，又如何才能够治理好一个国家呢？而且自古后宫干政本就是大忌，所以即便有人提议让孝庄太后来垂帘听政，也被孝庄太后给拒绝了，但是问题摆在这总得要来解决吧，总不能真的把执政大权交给一个六岁小孩胡闹吧，即便这个小孩以后会成长为一代非常优秀的帝王，但此刻显然还不行。
孝庄太后
那么学着顺治一般，找个宗室内部的宗亲来辅助执政？显然吃过多尔衮大亏的孝庄太后自然讳莫如深，不肯再重蹈覆辙，所以想都没想就略过了从宗室内部寻找执政人选的想法，既然内部不行，那就只能从臣子当中选了，而臣子当中自然只能从八旗中选择对自己最忠心，最安稳的人了，所以孝庄选择了两黄旗的索尼，鳌拜，遏必隆这几个在多尔衮时期就一直支持帮助自己的自己人，以及在多尔衮案件中表露忠心，充当倒衮运动急先锋的正白旗的苏克萨哈，这也就是四大辅政大臣的基本由来了。
鳌拜剧照
前面也说了，由于顺治皇帝驾崩的太突然了，一切都只是临时之下，仓促准备的，所以说这临时搭班子组建的四大辅政大臣，自然也是有其内在隐患的。
首先孝庄太后任命索尼为首辅，这没问题，毕竟索尼的身份，威望，年纪摆在那，当个首辅也没人和他争，但是让苏克萨哈担任次辅，这就让纯靠能力上位的鳌拜很不爽了，毕竟在鳌拜眼中，苏克萨哈不过就是一个靠着卖主求荣获取的地位，看不上他，也为此埋下了最终鳌拜一家独大的隐患。
康熙
所以说，之所以四大辅政大臣的存在，一来是无奈之举，太过突然了，二来为了避免宗室至亲的再度干政，重蹈多尔衮的覆辙，三来，任用自己信任忠心的臣子辅政，更让孝庄放心，也更有利于后续康熙的亲政。
四个辅政大臣分别是。索尼:满洲正黄旗，是四个辅政大臣之首。苏克萨哈:满洲正白旗。遏必隆:满洲镶黄旗。鳌拜:满洲镶黄旗。
至于顺治为啥选择四个辅政大臣，主要是出于玄烨以后皇权的稳定。因为顺治登基时，就是因为多尔衮当摄政王，顺治可以说是一个傀儡。同时四个辅政大臣也可以互相牵制，不出出现一家独大。但事实上却并没有如愿，索尼年龄太大，力不从心。苏克萨哈又被鳌拜收拾了，遏必隆性格懦弱，早就依附鳌拜。所以造成以后的鳌拜专权。
顺治帝选择四个辅政大臣还有就是，顺治儿子中年龄都比较小。这种情况就必须有大臣来辅佐，当然顺治也考虑过把皇位给自己的堂弟。但孝庄否决了这种提议，因为顺治的堂弟不是皇太极的正统出身。
董仲舒是个什么样的人？汉武帝为什么接受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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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其人历来褒贬不一，后人对其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思想文化繁荣的角度上多持反对意见，总会骂“竖儒董仲舒”。但客观来看，我们从其所提倡的儒术和对后世的影响两个方面来分析。他对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换个角度来说，要是支持独尊儒术的话，岂不是支持思想不繁荣了？所以明知道他是有贡献的人，但该骂还是骂两句吧。
先说董仲舒的儒术，他所提倡的儒家已经不是孔孟时代的儒家了，或者可以说是孔孟时代的儒家在汉代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代争鸣的诸子百家，在秦始皇的一场焚书中断掉了民间学习思想文化的种子，而官学尚未建立，短命的秦朝又经楚汉间的战火，导致了诸子文化上出现了断层，所以汉代出现了今古文之争。表面上是同一文化不同派别的争论，而内里则是传统的文化在汉代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不论当时今古派谁占的了口头的便宜，传统思想要结合时代已经是其生存的不二选择。董仲舒在这个环节中占了鳌头，他敏锐的发现，单靠儒家那一套在新朝不能成事，必须要进行一场文化的融合。于是他改造了一种新的学说，来进行思想的大一统，就是他所说的儒学。其内里虽然以儒家为根基，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的成分在其中也不是少数。这就像分合交替的时局，文化上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而对后世来说，董仲舒改造的儒术并不是一味地放大君权，他也提出了有效的制衡法则，即我们说的“天人感应”，把自然现象与社会政治得失联系，所以看看古代君主会下一些罪己诏就能明白这种手段是很有效的。要知道罪己诏可不是检讨书，承认错误接受批评就没事了，罪己诏是有实质的惩罚的。除此之外，汉代虚君实相的行政体制也能说明君权是有制衡的，诸葛亮独揽大权十一年，不是有“不臣”之心，而是虚君实相体制的延续。
既然董仲舒改造过后的儒家有很严重的制衡君权的手段，为什么汉武帝还要接受呢？这就有关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汉代是最为尖锐的，在此之后就没有了，因为董仲舒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汉之前，从传说中的夏到短命的秦，甚至项羽的楚，帝王的诞生都是有血统的。分封制下的各诸侯国为宗室子弟、先贤后代或是开国功臣，其祖上大部分都曾为天下共主。所以即使不论商代夏，周伐商，还是秦扫六合，都不会有人质疑其政权合法性。然而汉代创始人刘邦起身亭长终有天下，自古未尝有，如果没有合理的解释，其政权的根基必然不会稳固。毕竟出身微贱的刘邦可以称帝，那就说明任何人都可以称帝了。
董仲舒代表儒家提出“君权神授”，把汉朝的建立称为“天命所归”，直接给予了最高级的、极不容易辩驳的合理性。谁要反对汉朝就是“逆天命”，对天不敬的人还能得民心吗？无怪汉武帝政权与其一拍即合，给予儒家独尊地位。因为只有统治者能给予儒家施政平台，也只有儒家能给予统治者一套完整的合理的统治根基，二者共生的关系自此牢不可破。
第一部分（简介）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又是《公羊》学大师。
在中国儒学史上，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曾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对传统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封建统治者称他为“阐道醇儒”，甚至挂匾奉祀。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人。
青年时期的董仲舒曾随《公羊》学派的大师公羊寿学习《公羊春秋》。
汉景帝时，他担任过博士官，那时，他就开始招收弟子，传播儒家学说。
据说，他学习十分勤奋，连家中的园子都几年没看上一眼。
第二部分（主张）汉武帝即位后，立即颁布了“举贤良文学”的诏令，要求各地的官员推举学者以备朝廷策问，董仲舒也被推举到了京城。
汉武帝曾经先后三次召见董仲舒上殿策问，在这三次对策中，董仲舒借机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主张。
第一次，他用儒家的“五帝三皇”之道、“三皇受命”之符，论证了他的“天人感应”观点，认为上天不仅主宰着自然界，也主宰着人类社会，自然界的变化和灾异都和国家政治有关。
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不仅“王者承天意从事”，而且“天”经常用符瑞和灾异来表示希望和谴责。
第二次，董仲舒谈论了选才任吏对于治国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一套选官措施。
第三次，他则系统地提出了一套“王者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并强调应该用儒家思想来巩固统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认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的这三道对策，就是后人所称的“天人三策”。董仲舒的对策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武帝不仅接受了“独尊儒术”的建议，还派他到江都王刘非那里为相。
西汉中期，今文经学出现了阴阳五行化的趋向，以之附会经义的妄怪之论也随而产生。在江都王刘非那里，董仲舒经常宣扬公羊学派讲灾异、推阴阳的神秘思想，搞了不少祈雨止涝一类的活动。
《汉书董仲舒传》也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然而，当时统治者的兴趣在于“王者承天意从事”的“君权神授”理论，并不是对阴阳灾异学说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因而，董仲舒大讲灾异也遭到了汉武帝的反感。
第三部分（贡献）董仲舒一生实际并不得意。由于他为人耿直，经常向武帝上疏谏争，批评时政，加上丞相公孙弘忌恨和排挤，所以58岁时，便结束了仕宦生涯。
董仲舒回家后，朝廷遇有大事，还常常派人征询他的意见。
在居家的日子里，董仲舒专意于读书和著述，埋头钻研学问。
董仲舒著述很多，据《汉书董仲舒传》，他“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条，凡百二十三篇……十余万言”。
但至今已大部分失传了。据东汉的应劭说，此间董仲舒曾写下了《春秋决狱》一书。
当时，朝廷中主司法之事的大臣张汤遇到棘手的案子就去问董仲舒，这样，天长日久案子多了，董仲舒将其系统化为著作，主要说明判案应以《春秋》为根据。
此书已佚，但后来依据《春秋》决狱却风行一时。
董仲舒的著作大都是阐发《春秋》之意的。董仲舒认为，孔子在《春秋》里蕴含的“微言大义”并没有人真正领会，只有通过他的著作才能明白。
董仲舒将自己解释《春秋》的123篇文章汇编成集，取名为《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唯一流传下来的完整著述，其中包含了他的全部思想和主张。
在这部书中，他再次系统地宣传了“天人感应”学说和“三纲五常”等一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和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