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之于国也》中最后孟子劝说梁惠王成功没有？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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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人之于国也》中最后孟子劝说梁惠王成功没有？为什么？
言轻莫劝人，能劝说的人，一定是志同道合的，孟子劝说梁惠王是成功的。
因为孟子从几个方面进言说了，只有实行仁政，保护资源和人力的重要性，才能得民心，得民心，才能得天下。总而言之，就是“以民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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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人之于国也》中最后孟子劝说梁惠王没有成功。
梁惠王，即魏惠王。惠王六年从安邑迁都大梁，因称梁惠王。梁惠王即位之初，魏国经过魏文侯时期的李悝变法以及魏武侯时期的发展，成为战国初年最为强大的国家，但到他在位的后期，魏国遭遇一连串的军事、外交失败，国力大减。
公元前361年，在梁惠王执政后期，由于魏国在几次重大战役中惨遭失败，失去了昔日的强盛。梁惠王为振兴魏国聚集人才，孟子被“招贤”应邀来到魏国，于是孟子与梁惠王之间有了《寡人之于国也》这一次传诵千古的政事问答。
在这场问答中，孟子委婉含蓄地用“五十步笑百步”的类比来证明他的“移民移粟”与邻国的君王不用心相比并无本质区别，所以也就产生不了显著效果。对梁惠王提出了仁政思想：不违农时，保护鱼类，按时砍伐，鼓励养蚕，繁兴六畜，生产粮食，兴办教育。做到这些，“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应是心有所动，孟子自然也不愿放弃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孟子在大梁居住了一年多，在此期间，梁惠王应是将孟子作为贵客相待，孟子也经常不失时机地向他宣扬仁政思想。
但是孟子在大梁一年多的时间里，未见相关法令的真正实施。梁惠王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势必会因触犯到贵族的权益而受到激烈抵触。在战国时代，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政策，在变革之初也是遇到巨大的阻力；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打击大贵族特权和利益，楚悼王死后，在楚悼王的灵堂上，贵族们射杀了吴起，可以想见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之大，反对之烈；商鞅在秦国变法，也遭到旧贵族的反对，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而此时已年过八十，在位将近50年的梁惠王即使是心有余，但力已不足。
其次梁惠王在位前期还能够招纳贤人，锐意整军，魏国也因此一度人才济济。但梁惠王之世也是魏国人才大流失的时期，魏国先后逼走了吴起、孙膑、商鞅、犀首、张仪、范雎、尉缭等名士，更有大批实干士子流失，其中十之八九流失于梁惠王时期。随着人才的流失，魏国也开始走下坡路，国势日渐衰退。以至于梁惠王后期“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同时，梁惠王是战国之世最好收藏珠宝且以此为荣的国君，历史上曾有“惠王问宝”的典故。由此也可看出他平庸昏聩，纨绔浮华，外在言行豪爽大器，而内在精神却狭小不能容才。孟子虽然受到梁惠王的礼遇，但只是流于表面，并未真正的被赏识、重用。
还有孟子的政治理想是“施仁政，行王道”，“王道”即儒家提出的一种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与霸道相对，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但在战国之世，孟子所述“唐虞三代之德”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王道”是不会受到君王真正认可的。所以他的仁政学说也就没有得到实行，虽然他在《寡人之于国也》一文中劝谏梁惠王行“王道”：“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希望君王能够减轻人民负担，赋税徭役适度，遵循自然规律，人们丰衣足食，养生丧死无憾，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劝导百姓依礼而行。毕竟战国斯时帝王们还是喜欢比较直接快速见效的“霸道”的。
后来梁惠王去世，梁襄王继位，《孟子》中记载：“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见过襄王后认为这位魏襄王看上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没有国君应有的威严。然后又以“卒然问曰”，点出梁襄王缺乏威严沉着的人君气度。面对这样一位国君，孟子虽然以浅显明白的语言向他宣讲仁政爱民的思想，但最终也是未见结果，不久，孟子就离开了魏国。
孟子，关注苍生，心系百姓，胸襟博大，主张民贵君轻、以民为本，是其仁;机智聪颖，旁征博引，因势利导，层层推进，归谬反驳，执经行权，是其智！孟子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千年的历史，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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