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3年,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爆发了天理教教民起义。这一年和第二年,嘉庆皇帝两次颁发“罪己诏”。有感于此,龚自珍写成-组有名的政论文——《明良论》四篇,对皇权专制、吏治腐败予以猛烈的批判和揭露。
他以辛辣之笔,毫不留情地指出:专制君主视臣下如犬马、专制制度像绳索一样,捆绑、束缚着官吏的四肢,官吏们无法专心于政事。封建社会上自三公九卿,下及百官士大夫,都是些谄媚君上、醉心利禄,不惜以犬马自为的寡廉鲜耻之徒。政要之官,只知逢迎奉承声色犬马,清闲之官只知吟词作画、恬然自乐。一旦国家遇到危难,他们便会像鸠燕一样各自逃奔。
他还猛烈抨击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他说,朝廷选拔官吏“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致使整个官僚队伍充斥着老朽之徒,毫无生气可言。龚自珍大声疾呼:“救今日束缚之病”,“奈之何不思更法”。
《明良论》一经问世,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然而,龚自珍的变法之声,并没有引起统洽阶级的注意,统治阶级上层仍旧在日甚一日的腐败下去。
龚自珍在任内阁中书期间,国家已陷入危机之中,可一些文人只会写文章领扬“盛世”,以“皇上圣明”、“国家富强”之类讨好上司,谋取功名富贵,龚自珍耻于与他们为伍,更不肯随波逐流。他视野开阔,议论辛辣,专门研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他把自己的学问称作“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也正因此,他常常受到那些庸庸碌碌胸无大志,专以阿谀奉承为能事的小人的排挤,性格豪爽胸怀坦荡正直不阿的龚自珍渐渐变得落落寡欢,他的远大抱负没有人能理解,更不可能付诸实践。尽管如此,龚自珍仍然始终关心国家的命运,愿意为国家振兴鞠躬尽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