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王安石、苏轼的君子之争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开始主持变法，轰动一时，成果显著，朝野焕发出勃勃生机，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当变法遭到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反对、两派彼此生隙之时，两方首要人物只限于政见争端，没有使用小人手段进行打压，如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王安石为其求情，这是历史少见的君子之争。

这种文明且激烈的争论在当时政治现实面前并不是主流，但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色彩，朝臣党争夺权、派系林立的局面由此发端。

一、王安石与苏轼的争论之处

面对政治经济危机、阶级矛盾尖锐化、“三冗危机”和“两积问题”，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变法内容有青苗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等，变法成果收效显著，国力贫弱的局面得到改观。

但变法招致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反对，如在财政拮据问题上，王安石主张开源，而对立面则认为开源会使国库空虚，不利于朝政稳定及民生发展，主张节流、开源并用。

在客观实践的前提下，这是苏轼反对王安石的根源。两人的争论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

此时的大宋早已是积贫积弱的不堪局面，因此青苗法的目的就是先逐步缓和民间高利贷的盘剥现象，又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苏轼认为青苗法的实行，实质是政府放贷赚取高利息，地方官吏则多放青苗钱以邀功，强迫借贷交息，百姓不堪其苦，不利民生发展，所以必须取消青苗法。

2.水利

王安石提出凡吏民能提出土地种植方法，指出陂塘、堤堰、沟渠利弊，且行之有效，可予以大小奖励，另奖励兴修水利、开垦荒田。

苏轼否定农田水利条约做事做的好要有奖励、没有做好的也没有惩罚的制度，他认为这会让投机取巧的“奸商”肆无忌惮地谋取国家与人民的财产，不利于民生发展，也并不能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

3.取仕制度

王安石认为诗赋取仕难以选拔真正的人才，要求改革取仕的方法，以考策论为主，目的是为政府机构招揽实干型人才。而苏轼作为以“诗赋取仕”的受益者，个人倾向也比较明确，他认为改革取仕违反旧时国家制度，不宜改制。

除此之外，苏轼对保甲法、裁兵法、保马法等变法内容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归根结底，王安石与苏轼的争论在于变法带来的影响及结果，王安石立足于国家，希望变法能使国家改变现状；苏轼则立足于民生，通过下层人民生活反映现实，这也是他反对变法的原因之一。

苏轼的文学作品也多反映民生疾苦、社会现实等，或多或少带有政治色彩。因政见不合，司马光被迫离京，苏轼自请离开，自此双方形成党派相争的局面。

二、文人相亲：王、苏相互钦佩，彼此赏识

苏轼不仅有政才，且文学造诣极高，所作诗词皆令人惊叹，其为人刚正，所言直抒胸臆，因反对变法得罪新法权贵。

时任湖州太守的苏轼曾因不满王安石如此激进地变法，在其所作的《湖州谢上表》中抒发政治感慨，诗中确有讥讽时政、不满变法之意，被当时权臣构陷而引发“乌台诗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桩文字狱，这也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其时，退养在江宁的王安石上书为苏轼求情:“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作为改革派领袖的王安石没有落井下石，他的上书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最后因宋太祖时定下的“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被释放。

王安石此举为“文人相亲”奠定基础，后苏轼途经江宁专程拜访王安石，两人尽释前嫌。其原因有三：

1.王安石与苏轼此时官场失意，有同病相怜之感

苏轼因得罪新法权贵一贬再贬，此时苏轼经历人生大落，贬谪黄州之后，心境愈发旷达，自号“东坡居士”，思想上的转变让苏轼更加成熟，在上任途经江宁，闻听王安石退居于此，便前去拜访。

王安石高兴不已，身穿平民素服前去迎接，而苏轼来不及冠带出船作揖为礼。说是同病相怜不为过，更多的是两人经历世事浮沉后的相知之情，是为精神知音。

2.两人虽政见不合，但政见卓远为彼此认同，二者的初衷皆是为国为民

苏轼任职杭州，深感吏治腐败，先后实行修六井、赈灾救民、疏通西湖等有利民生的措施，也在不断反对变法，苏轼虽不当权，但他的影响力不容小视，所以来源于苏轼反对变法的声音，王安石岂敢用之？

苏轼也不是完全反对变法，司马光当权时要全面废除新法，苏轼提出反对，深知要解决宋朝的根本问题，必须改革，一味保守，国家不可能强大起来。

苏轼既不保守，也不激进，游离在两个党派之外，不以党争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导致苏轼既不融于王安石的变法派，也不融于司马光的保守派，但其政治远见也非常人能比，这也是王安石认可苏轼的原因之一。

3.两人有着惺惺相惜之情，既有文学中的相互钦佩，也有政治上的彼此宽容

王安石对苏轼有“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的评价；而苏轼在读完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也不由赞叹：“此老乃野狐精也。”

不难看出两人摒弃政治恩怨，相互钦佩，彼此赏识，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相互辉映，体现了文人间的风骨和识才、惜才的高尚品格。

三、硬币的另一面：小人之争的危害

王安石与苏轼两人固然成就“文人相亲”的佳话，“君子之争”也告一段落，但党派之争远未结束。其后司马光复相，废除新法，使变法成果毁于一旦。

历史上对这场变法褒贬不一，这一场政治斗争引发的危机是极具打击性的，在司马光废除新法40年后，北宋灭亡。

党派之争危害极大，其害有三：

其一，中央集权日趋旁落，机制涣散。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新派掌权，对反对派进行打压，贬谪或流放，其中包括苏轼、司马光、欧阳修等。

党派斗争从未停止，宋神宗去世，高太后辅政，重新启用司马光等旧派，对新派进行政治报复，其后几位执政者对两派重新启用或贬谪，都削弱了执政者的权力，这也侧面反映出执政者没有果断的政治魄力及党争的影响与危害。

其二，朝臣相互倾轧，吏治腐败。苏轼因反对变法遭到打压，遭到新党章惇等人的迫害，在旧党面前与程颐不和，一度遭受两方迫害。

新党内部吕惠卿与蔡京等人不和，在争权夺利时刻，野心家利用权势打压同僚，严重阻碍社会发展，人才不能为国所用。

其三，国家一度呈现积贫积弱的局面，军队对外不能御敌，官员对内不能安抚民生。

北宋后期，朝野混乱，民不聊生，当权者权力更迭，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如政府借贷百姓并收取利息，有些富民不愿意，而政府强制执行并让富民与贫民相互担保，贫民一旦破产，无力偿还，只得逃跑，时间一久，富民和贫民都沦为贫民了。

四、结语

2021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王安石变法是立足于政治、经济、文化而进行的一场改革运动，其富国强兵成果显著，对当时社会进步产生一定的影响，其先进思想也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灿烂辉煌的一笔。

宋朝重文轻武，文人地位的显著提高，学术文化的蓬勃发展和先进的治国理念在由变法引发的“君子之争”或“新旧党争”中得到充分说明。王安石与苏轼的“君子之争”只限于政治矛盾，也衬托了两人高尚的品格及“文人相亲”之情。

虽然苏轼与王安石政治立场不一样，但在做人上两人都是君子，不会发生“勾心斗角、暗下杀手”的事。

在“和而不同”的现实环境下，这既是一场政治立场的斗争，也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体现，有着中华民族良好的传统美德，更有文人气节和风骨，两人有着“君子之争”，更有“君子之交”，可谓渡尽劫波真情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反观，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之间政见相悖，党同伐异，以间接表明两派没有王、苏二人理性、客观的思想，与其说这是一场权力的争斗，倒不如说是思想的碰撞和文化的对立。

王安石两次罢相，也因当权者没有深彻变法的决心，功亏一篑，间接导致变法失败，也成为党争局面愈演愈烈的幕后推手，最后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这一系列争端也引发后面统治者的思考，南宋宋孝宗将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兼容并蓄，制定共同发展的政策，从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