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把宋朝灭亡归咎在王安石身上是否有失公允？他为什么这样说

林语堂对王安石的评价实际上是继承了文人弄词的传统，在《苏东坡传》这本书籍中林语堂怀着“捧苏贬王”的基本立场。

把王安石塑造成为一个超级背锅侠，也把王安石贬的是一无是处。

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为苏轼屡遭王安石打压而打抱不平，又把宋朝的灭亡归咎在王安石发动的变法引发的对宋朝影响深远的党争之上。

林语堂写文章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对历史的见解显然是肤浅且带有深深的个人情感，这大概和他那儒雅的文人气质相关。

但对于历史以及政治的思考却没有升华到一个客观的层面上来。作为一个感性的文人，林语堂在站位问题上必然是倾向于苏轼的。

苏轼这个人由于在文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豁然乐观的个性以及生活方式，让他在文化界和民间赢得了很好的名声，深受很多人的喜爱。

所以，林语堂干脆直接给他写了一本传记，那么在这本传记里林语堂难免就会在感情上偏向于苏轼。

而又因为王安石和苏轼在政治上的分歧，林语堂难免也会“爱之所爱，恨其所恨”，但是这种由于感情上出现的偏颇，也就很难说林语堂做出的评价是客观的。

王安石有什么理由不打压苏轼？

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后，在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中掀起了滔天巨浪，从此让宋朝进入了旷日持久的对变法利弊的大争论，也支持的，也有不支持的，苏轼虽然并不全然反对变法的内容，但他的态度是暧昧的。

他既批评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但是又并不完全否定，当然，他的这种做法是客观的、正确的，不过在政治上尤其要讲究站位问题。

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规则，但苏轼既不完全支持王安石，也不归属于保守派。

这就让苏轼两头不讨好，而王安石要推行自己的变法，那么他必然要选择那些支持自己的官员，所以他哪怕知道蔡京这个人道德有问题。

而且他也知道苏轼不是没有能力，但他为什么宁愿用蔡京也不用苏轼呢？

其根本原因就是他要组建一个完全支持自己的政治团体，但是王安石组建这个政治团体并不是要为自己在朝廷中谋取权力。

只不过是为了让变法的内容得到有效的推行，所以像美国的新总统一上台，就立马把各个重要位置的人选撤换成为自己的人。

因此，王安石对苏轼的打压并不是为了壮大自己在朝廷中的威信和势利，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把反对自己的人排挤出去，否则他还怎么变法，还怎么搞改革？

可见，这是一种普遍性的政治规律，王安石打压苏轼不是因为恨他、讨厌他，只不过是出于政治考虑。

而在“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被新党大做文章，接着下狱问罪，但这件事和王安石并没有一点关系，只不过是新旧两党矛盾日益尖锐导致的必然冲突。

所以这时候被罢相的王安石上疏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新党章惇也积极营救苏轼。

可见，王安石在个人感情上并不反感苏轼，但“就事论事”，政治就是政治，如果你不能在工作上予以我支持，那么我们就算关系再好，我为什么要重用你呢？

所以，林语堂的腔调过于偏颇。

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统治者的摇摆，助长了党争之风

宋朝搞改革从宋仁宗时范仲淹就搞了一次“庆历新政”，尽管我们不能说范仲淹的变法内容是十全十美，可以让宋朝一下子成为世界强国。

但是他大部分的变法内容都是有针对性的改善当时宋朝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但是搞变法肯定就会触动某些利益团体的财路，所以反对声肯定是有，所以这时候宋仁宗就应该发挥出他拍案而决的胆识和气魄。

既然支持变法，那么就应该坚定的支持，就算其中有什么问题，可以进行改正。

胆识摇摆的宋仁宗最终还是否定了“庆历新政”的内容，到了宋神宗时，这位皇帝想振兴国家，所以王安石的出现让他们两人一拍即合。

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开始后，变法却一会儿进行，一会儿又被废除，断断续续实施了十几年。

随着宋神宗一死，变法的内容立马就遭到了否定，但宋朝的党争是王安石导致的吗？

真相或许是司马光上台后全盘否定了变法的内容，对改革派大力打击，这个保守的并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的司马光甚至连基本的国家完整的意识观都没有，竟然打算割地给西夏。

应该说，保守派执政后对改革派“非理性”的打击直接使宋朝的党争形成一种风气，谁上台谁就完全把持话语权，缺乏理性的思考。

而司马光一死，保守派也随之垮台，随着章惇、蔡京等人得势，党争之风更加愈演愈烈。

蔡京甚至还列出了反对派的名单，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称其为“元佑党人碑”，宋徽宗虽然有意变法，但是蔡京却把北宋政治搞的乌烟瘴气。

而宋朝的政治环境也围绕着变法成为了一场政治押宝，如果皇帝支持变法，那么改革派得势；如果皇帝不支持，那么保守派得势。

但是从王安石死后，变法就已经名存实亡，反而成为政治角力的借口，到了后期直接成为意气之争，双方针锋相对，互不让步。

从而让宋朝政治环境变得极其恶劣，所以，说宋朝亡于王安石显然是让他来背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