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为何违背祖宗法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建议
宋神宗赵顼是北宋皇帝中少见的积极进取的帝王，他的执政也让整个国家出现了中兴的势头。这一切都与赵顼对国家的励精图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中王安石变法又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站在宋朝历史的角度，赵顼积极的推动变法图强，这是有违宋朝祖制的，也是于宋朝其他皇帝的执政思路严重背离的。但赵顼依旧不顾群臣阻挠和反对，坚定和支持王安石变法，拉开了熙宁变法的大幕。对于赵顼积极变法的原因，在很多教科书上都有所提及，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看法。本章节也就这个问题，谈谈笔者对这次变法的一些浅见。
从整个宋朝的历史来看，宋朝皇帝中大多都是比较保守的，习惯了玩弄政治平衡，执行国家策略路线的时候多是见好就收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宋朝军事不强，自宋太宗赵光义的三场败仗后，就没有了主动出击的勇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宋朝政治格局推崇皇室与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整个朝廷代表着士大夫的利益。站在士大夫阶层的角度，对外战争、扩张和内部改革，都是对他们利益的极大损坏。士大夫阶层利用文官集团把持朝政，占据了大量的国家资源，任何国家的改革措施，都是对他们利益的削弱和侵犯。
因此他们需要一个保守的皇帝，在维护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上管理国家大事。因此无论是宋真宗、还是宋仁宗和宋英宗，他们都是文官集团推举出来的皇帝，是为了维护士大夫阶层利益存在的。如果有任何的变法改革措施触犯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必然收到文官集团的攻讦，这些改革措施便执行不下去了。比如庆历年间以范仲淹为首的大臣积极推动新政变法，也得到了宋仁宗赵祯的支持。但是他们也站在了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对立面，所以强大政治压力迫使赵祯放弃新政。于是新政团队四分五裂，庆历新政嘎然而止。
因此在各种政治妥协下，赵宋皇室和士大夫阶层形成了一种互相维护既得利益的潜规则，这便是所谓的祖宗之法。在这种潜规则下，士大夫阶层通过文官集团占据国家大量资源。他们用各种合法的腐败方式指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三冗之害，让国力进入了衰败的下降通道。这种潜规则就像一个巨大的枷锁，束缚着宋朝的方方面面，使国家越来越弱，弱宋之名由此而来。这个枷锁就连号称英明的宋仁宗赵祯都挣脱不了，只能靠着制衡之术来维护皇权。其他宋真宗、宋英宗这样的资质平庸的皇帝，就更加难以改变国运了。
宋朝的士大夫阶层之所以推崇宋仁宗赵祯，便是因为他采用宽仁治国的策略，主动放弃了变法图强的思路，维护得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在这种宽仁的策略下，国家虽然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但实际上并不强盛。不但对外军事安全得不到保证，而且内部中下层的老百姓生活也日渐困苦。尤其是在宽仁的国策下，士大夫阶层的特权一天天的扩大，土地资源的兼并日趋严重，成为了趴在国家身上的一只吸血鬼。如果让这些吸血鬼一直存活下去，宋朝不用等到辽国、西夏入侵，早晚也是自己从内部崩溃的结局。
上述的这些宋朝的问题，不只是宋神宗赵顼看得见，其实每个皇帝都见到的，而且都在试图改变。但他们却受到潜规则的束缚，而不能有所作为，只能采取治标不治本的保守策略。这一方面是他们能力欠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学识的局限性造成了误判，更多的是朝廷中缺乏坚定的改革派大臣给予支持。由于朝廷中的大臣都是出自士大夫阶层，他们天然地代表了士大夫的利益，所以极难抛却本阶层的既得利益，为天下百姓做出长远的考虑。而王安石的出现，却弥补了这个缺憾，让赵顼在力图变革时在朝中有了最坚定的依靠。
宋神宗赵顼是个很有思想的皇帝，从知识体系上讲也是比较另类的皇帝，这才造就了他对变法图强的积极态度。从西汉汉武帝刘彻时代开始，儒家就奠定了起学说在中国文化学术领域的霸权地位。尤其是在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将儒家知识作为治国的基础方略。皇帝们培养接班人，都是找当代的大儒作为皇子的老师，所以每个皇帝都有着丰厚的儒家知识，并以此作为治国的必要条件。然而赵顼则不同，他对于儒家知识不太在意，反而对法家的知识很感兴趣，这便造就了他与朝臣们不同的治国思路。
赵顼在东宫读书时，就十分崇尚法家学说。在法家之中，他尤其喜欢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他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法家学说对他的影响很大，在谈论治国之道时也常常提起古代锐意变法的法家人物，“若古之立功名者，管仲之于齐，商鞅之于秦，吴起之于楚，皆使政令必行”。因为受到法家学说的影响，在面对国势日衰，三冗问题日渐严重的情况时，赵顼选择了积极变法的态度，而不是像前任的宋仁宗、宋英宗那样采取保守的治国策略。
在赵顼刚即位时，国家临严重的三冗问题，也造成了虚假繁荣。这种虚假繁荣在承平年间尚可支持，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必然会导致国家大乱。当时国家财政上亏空非常严重，超过一千七百万。长期和西夏、辽国的战争，使得军费和岁币的开支巨大，造成了冗兵和冗费的弊政。因为由文官集团垄断朝政，朝廷对官员们提供了极高的待遇，而且各种吃闲饭的官职满天飞。于是在冗官衍生出了很大的问题，而官员们的薪水也进一步加剧了冗费的弊政。三冗弊政互相交叉，国家的权、财、物等利益源源不断地流入到士大夫私人的家族之中。
于是宋朝出现了一个奇葩的社会现象，那便是经济越繁荣、社会问题越多，军事上越虚弱，老百姓生活越困苦，而士大夫的家族却越发兴盛。这种反向指标的情况，从政治上看，国家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用现代的话来说，国家经济发展的红利没有流入老百姓的腰包，而是被执政的士大夫阶层给吃掉了。士大夫阶层和老百姓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且他们还利用这种差距加剧了土地兼并和资源垄断。由于国家财政上的钱大量的在官员费用、岁币、军费上消耗，所以无力处理社会问题，使得宋朝社会隐患重重。
王安石在上书赵顼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提到了上述的所有问题，并认为变法图强刻不容缓，否则一旦有变，则天下大危。王安石的这种看法赵顼也是非常认可的，所以两人一拍即合，开始谋划变法图强的国策。可是这种变法毕竟是侵犯到士大夫阶层利益的，所以一开始就遭到了朝野舆论的反对，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波。而这些政治风波后来衍生成为新旧党争，并在赵顼和王安石去世后愈演愈烈，危及到了宋朝的国家根基。再加上代表士大夫阶层保守利益的司马光和高滔滔的联合破坏，使得这次变法最终以失败而结束。
从熙宁变法的各种策略来看，基本上是符合王安石的“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的政治思想。这种策略的根本在于，削弱士大夫阶层的既得利益，用于救济普通老百姓。这从根本上是对士大夫阶层的潜规则的破坏，是受到士大夫阶层和整个文官集团反对的。通过这样的变法，打破了士大夫阶层对国家财政、选官、军事、政务等各方面的权力垄断，避免他们通过垄断权力进行暗中输送利益，挖国家的墙角。从客观上看，这样的政策也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士大夫家族对地方乡民的控制，有利于国家政务触角的延伸。
这种变法是有利于赵宋皇室对国家的统治，尤其是有利于宋神宗赵顼本人对皇权的掌控。所以王安石的变法策略得到了赵顼的支持，在熙宁年间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而且赵顼偏爱法家的理念，使他的意志比宋仁宗赵祯坚定得多，对王安石的支持也强得多。所以熙宁变法还是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国力少见地出现了上浮的迹象。而且在军事上宋朝也少见地出现了主动出击的行为，虽然得到的成果非常有限，但其安全环境比宋仁宗和宋英宗时期大为改观。当然，这种变法过程是艰难和曲折的，虽然有了一些成果却也不能动摇士大夫阶层对国家的统治。因此随着王安石和赵顼的去世，变法也就走向了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