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集权与商鞅死因

学界对商鞅死因的观点主要有：商鞅死于利益受损贵族的报复；商鞅为秦制定的刑罚太严过狠从而作法自毙玩火自焚；商鞅的巨大权力威胁到新君赢驷；另还有赢驷阒商鞅使诈胜魏而怀疑他的品行并想要治他的罪等等说法。

一、相关史料疑点与辨析记述商鞅死因的基本材料来源于《战国策·秦策》和《史记·商君列传》(以下简称《秦策》和《商鞅传》)等。相关文献关于商鞅生命最后时刻的记述不仅有相左之处，而且疑点矛盾颇多。因此探讨商鞅死因并作出符合史实的结论，首先需对史料中相关记述有所辨析。

疑点一，《商鞅传》中商鞅住店被拒的记载不能自圆其说。住店舍需要证件或证明是颇具现代色彩的制度规定，它是商鞅法制改革的内容之一。目的是防止敌人潜入和罪犯逃亡，以保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法制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在执行，商鞅为推行法制，一次就杀了违法者七百多人，并处罚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他能不知道改革后的秦国执法如山而硬要以身试法吗?

《商鞅传》对商鞅住店记述既无明确的时间地点，也无人物名字，虚构痕迹明显，尤其商鞅“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这一喟然之叹不真。店主既然不认识商鞅，商鞅也未暴露身份，不出示或出示不了证件就住不了店，这恰好证明新法的成功。怎么是“弊”而且“一至此哉”呢?因为自己不能住店就否定自己的改革，这还是商鞅吗?此叹更像出自反对改革或利益受损的贵族之口，以讥讽商鞅。

疑点二，有商鞅最后行踪内容的《史记·秦本纪》、《商鞅传》、《秦策》和《吕氏春秋·无义》的记述彼此不同，难以互证。《商鞅传》中商鞅几经辗转回封地举兵反叛的记载漏洞和矛盾明显。据《商鞅传》记载，商鞅“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

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黾池”为韩困邑名，在今河南渑池西。按《史记·六国年表》：“商君反，死彤地。”“彤”是秦邑名，在今陕西华县西南。《盐铁论·毁学》记“商鞅困于彭池”，徐广认为“黾或作彭”，“彤地”两字应为“彭池”。今人有在渑池捕获商鞅于彤地车裂说。商鞅究竟死于何处?车裂的是活商鞅还是商鞅尸体?

古人今人均莫衷一是。“郑”地有两说，如是今陕西华县，即秦国核心地区和战略要地，商鞅封地的地方武装根本不是秦国家军队的对手，举兵进攻必然失败，商鞅为什么不化名向南进入楚围或从其他方向逃亡?为什么有生路不走非要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呢?商鞅举兵的政治和军事目的令人费解。

疑点三，《秦策》和《商鞅传》所记载的针对商鞅充满杀机的谈话的时间和人物不同。据前者，一无姓名之人怂恿赢驷除掉商鞅。据后者，孝公去世五个月前赵良与商鞅有一次对话。赵良的身份来历不明，赵良称孝公为“秦王”，但秦君称王是赢驷继位后公元前325年的事。托名赵良的人向商鞅传递这样—个信号：商鞅必须立即放弃权力辞政归田，否则将付出生命代价。赵良警告商鞅：“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

商鞅大孝公14岁，赵良此话似乎说反了。孝公去世前五个月赵良就预见到年龄远小于商鞅的孝公将很快去世，依据何在?是孝公已重病缠身医治无望了吗?《商鞅传》没有孝公得病的记载，只记孝公去世及时间。《秦策》“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句，没有得病时间。也不说什么病。孝公突然“疾且不起”原因是什么?本文认为赢驷集团涉嫌谋杀了孝公。

二、二元政权与孝公之死孝公继位时，秦远落后于东方列国，存在被强国灭亡的危险。此时无非常之人，很难挽救秦国，因而孝公向天下招引贤才，许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靴，即不论何人只要能强秦就与他裂围分土。

商鞅改革的诸多任务，尤其是立法和司法任务是孝公难以胜任的，因而有自知之明的孝公不惜削弱自己的权力而赋予商鞅充分的权力，以至于在秦人或部分秦人眼中，臣如君而君似臣。如那个被认为是公子虔的人所言：“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

呼5孝公臣子般维护着商鞅的权威，商鞅则君主般地进行着社会改造工作，共同的政治目标和相互的肝胆相照，使二人在秦国构建起一个平衡稳定的二元政权或二元“君主”格局。由春秋进入战国，历史大趋势是中央集权而非地方分权，兼并战争最终结果是建立统一的郡县官僚制中央集权或绝对君权国家。秦国经过变法，走上君主集权的快车道。

商鞅以“农战”强秦，从而“为秦开帝业”啪，权本应集于孝公，但因孝公对商鞅无私的依赖和信任，致使商鞅的每一项集权措施都是在增加着自己而非孝公的权力。为了强秦这一压倒一切的目标，孝公集权于商鞅。并心甘情愿地在法的约束下行使君权，从而暂时掩盖了法治与君权的矛盾。

但孝公与商鞅二元政权的“公性”与一姓家族专权的“私性”的矛盾终究不可调和，随着太子赢驷年龄的增长，他萌生了新的集权思路。赢驷不愿继续扮演孝公的角色，孝公所需要和依靠的二元“君主”政权，对惠王已成掣肘。要独掌政权的惠王决定采取谋杀手段来终结二元政权格局和消弭商鞅的巨大权力。

没有孝公的支持，商鞅不能也不敢拿太子显贵开刀以推行新法，因此公子虔等人不仅与商鞅也与孝公结下仇怨。孝公决意传位商鞅，就意味着秦国将要发生政权禅让或和平改朝换代，这必然引起法定接班人赢驷及整个赢氏宗族激烈的反应。虽然商鞅知道自己为君的危险性，清楚赢驷集团不会支持孝公让贤而坚辞不受，但孝公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场政治大地震不可避免。

赵良为商鞅所指出的“灌园于鄙”活路是虚掩的一枪，赵良暗示，一个谋杀阴谋正在实施，因此不论是据《商鞅传》的“弗从”，还是据《秦策》的“告归”，商鞅都难逃一死。鉴于商鞅的声望和能量，赢驷集团一旦决定谋杀商鞅，就不会也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和思考对策的时间。但只要孝公活着，他们不仅很难谋杀商鞅，还存在被清洗的危险，因此要打商鞅—个措手不及的前提是先谋杀孝公。

与公开杀害商鞅不同，对孝公下手是通过隐蔽方式，即不一定要用刀下毒之类。赢驷等人可利用能接近孝公之便买通医生，对偶得小病的孝公不积极治疗，故意误诊或不恰当用药，甚至故意错用药等都能用作谋杀孝公的手段。

赢驷集团之所以选择公元前338年对孝公和商鞅下手，一方面，赢驷认为权力已达顶峰的商鞅对自己的威胁也达到最大；另一方面，此时商鞅的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惠王也具备了执掌国政的能力，公子虔和公孙贾等人还健在。就年龄论。孝公、商鞅、公子虔和公孙贾等人可视为同一代人，假如公子虔和公孙贾等人死于孝公和商鞅之先，赢驷就会孤立无助，到时他不仅杀不了商鞅，能否继位也成问题。

虽然我们否认赢驷集团与商鞅的私人恩怨是商鞅的死因，但这一恩怨却将赢驷、公子虔和公孙贾等人捆绑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赢驷决定趁己方力量还较强大之时，先密谋杀害孝公，再除掉商鞅，孝公与商鞅为何同年而死的疑问由此可释。

三、惠王集权与商鞅之死综上，赢驷要除掉商鞅的主要原因不是为报一箭之仇，或替公子虔等人雪劓黥之恨。目睹了商鞅成功的改革和国家一步步走向强大，加之孝公无私教诲和法家思想的熏陶，储君赢驷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成长为杰出的法家君主和强秦大业的继承人，祖父和父亲曾经的自卑感和危机感于赢驷执政时代已烟消云散荡然无存。

孝公的任务和目标是使秦国由弱变强以克服生存危机，而惠王则是在秦国已经强大起来的基础上去开疆拓土谋划统一。赢驷虽不会因违法受惩而感谢商鞅，但也不会耿耿于怀怨恨商鞅，因这件事对秦国变法成功起到关键作用，从而也成就了自己为君后的功业。泄私愤杀商鞅，将白损威望，更无法向人民交代。

赢驷杀商鞅如果无正当理由，不仅达不到加强君权的目的，还可能会引起动乱从而损害秦国根本利益。因而从赢驷集团的角度，要杀商鞅并对赢驷和秦国有利无害，只有一个罪名可用，即“反叛”或“叛国”。让商鞅“谋反”领刑，不仅能从秦人心中抹掉商鞅的英雄形象，而且人民很快地就会忘掉商鞅，因而也很快地就能接受和认可新君。

商鞅提倡并实施轻罪重罚，以达到杜绝违法犯罪目的，既然谋反，车裂分尸并非量刑不当，赢驷等人也就不用担心背负用刑残酷之名声，“秦人不怜”化解了因商鞅之死可能产生的矛盾和危机。至此结论如下：商鞅并没有逃亡和举兵反叛，这不符合商鞅的思想和行事原则；为了避免正面冲突兵戎相见，赢驷集团也不可能让商鞅逃亡。

真实的情形应是孝公一死，商鞅即被囚禁，至于囚禁多久，是怎么死的，均属谋杀阴谋的组成部分，后人难以知晓。从史料推断，商鞅被车裂前，尸体应基本完好，否则就无法车裂了。也许商鞅临死前，如同李斯上书胡亥，曾给新君写过书信，或与赢驷有过一番谈话，或许商鞅自己要求服毒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