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蜀汉政治走向的郭脩刺杀费祎事件

魏国降将郭脩刺杀费祎是个人行为，临时起意。偶发事件无任何人幕后指使。费祎遇刺以后对蜀汉的影响是巨大的，自此以后蜀汉再无贤相在朝，蜀汉的对外战略从守内改为进攻。这场三国时期最大的政治暗杀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应该说明的是，费祎遇刺之离奇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和比较公认的说法。也就是说，无主谋，无结果，无获利者。是名副其实的三无案件，三国里政治局势最稳定，没有内乱，始终是皇帝掌控权力的国家也是蜀汉，北魏是权臣当道，东吴是内乱不止。而蜀国无疑是疆域最小，经济最弱，军事实力最差的一个。蜀汉立国四十二年历二主而亡。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里，却发生了一起最重大，最离奇的政治暗杀事件，这次暗杀事件涉及到了后主刘禅，姜维，以及敌国北魏。在最权威的也就是正史《三国志》里陈寿对于费祎被刺记录道：“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关键在于费祎遇刺没有写在《费祎传》而是写在《姜维传》里。莫非是陈寿认为姜维干的？或许是陈寿认为费祎遇刺不算事？陈寿原文翻译过来就是：公元253年春节，大将军，成乡侯费祎在涪城举行岁首大会，由于喝高了，防范意识大幅度降低。被假装向他敬酒的魏国降将郭遁刺死，郭循当场就被费祎的护卫乱刀砍死。在当时，都一致认为这是降将郭循个人行为。

费祎（？－253年2月），字文伟，深得诸葛亮器重。蜀汉名臣，与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在蒋琬死后，继任为宰相大将军，费祎主政时，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姜维有着巨大的战略冲突。假设说凶手是刘禅，大可不必，当时刘禅已经掌控国家最高权力，如果真要费祎的命，一道圣旨即可，无需大费周章，费祎死后，费祎的儿子娶公主，女儿是太子妃，双重皇亲。从这一点来看刘禅肯定不是。费祎深得刘禅的重用和信任。根本不可能采取暗杀手段。

裴松之写的《三国志注》却认为姜维是最大嫌疑犯，而后世也认可了裴松之的说法，但问题是后世为何认为姜维是最大的嫌疑犯？用现在的话说，就因为费祎遇刺而亡姜维是最大的受益者？可受益的可不是姜维一个人，最大的受益者可是刘禅，陈寿和裴松之都没有明说谁是凶手，但都已经暗指就是姜维指使。而魏国降将郭遁就是一个死间。一个枪手，一个白手套，一个替死鬼。但不能以费祎被刺最大获益者就是姜维。就说姜维是凶手，太过武断。蜀汉宰相费祎被杀不是政治谋杀，如果按政治谋杀来全面推导话判断的话，谁都有嫌疑，谁都有可能。

郭遁是降将，是否是曹魏的间谍？这种可能性几乎也不可能，当时司马懿已死，司马师主政。东吴太傅诸葛恪在公元252年大败司马昭，这时候的曹魏也是焦头烂额，曹魏干这事可能性不大，郭循如果是曹魏故意派来诈降。借机刺杀蜀国高官（不一定非是费祎不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郭循(？－253年），字孝先。三国时代曹魏的中郎将,被姜维俘虏后降蜀汉。被刘禅封为左将军（级别上只比姜维第一点）。刺杀费祎以后，同年八月，魏帝曹芳下诏追封郭脩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赐谥号为“威”，其子承袭父爵，加拜奉车都尉，获赏银千饼，绢千匹、后世由此也可以证明郭循是曹魏的”死奸”。裴松之在给《三国志》做注评论是：郭循的刺杀无非就两点，一是临时起意，二是刻意为之。就现场的行为来看，郭循应该是临时起意的。魏帝曹芳（实际上应该是司马昭）故意这么做，有离间蜀汉君臣之嫌。就是恶心人。

最后来分析一下姜维，这个所谓的最大获益者，费祎当时担任的职务是大将军、益州刺史、开府、假节、录尚书事，是蜀汉最高行政官员。关键是已经开衙建府。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班底。在职务上已经和诸葛亮一样了，姜维当时的职务是卫将军、假节、录尚书事。姜维职务比费祎低，但从职权是上将不隶属于费祎。姜维与费祎没有争权夺利的利益冲突、姜维的政治前途取决于刘禅而非费祎。费祎的遇刺和姜维提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如果真是姜维所为，无非三种情况，一是败露身死，二是成功提升职务，三是原地不动。对比之下，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姜维也不傻，根本不会这么做。

裴松之对姜维评价不高。在给《三国志》做注里写：“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脩布衣之业。”意思是姜维功利心极强，“阴养死士”。养死士（特务）是后来人们证明姜维刺杀费祎的原因，姜维有条件和时机，但问题是郭循不是姜维的死士和家奴。姜维和郭循没有任何政治联系。就算姜维真想干，这样的事情也不会交给郭循去做。政治上太冒险，费祎遇刺以后，姜维52岁，费祎死后三年，姜维才由卫将军升级为大将军，明升暗降，得利最大的是陈袛。对于此事刘禅应该没有调查，费祎死了就死了，毕竟活人最重要，费祎死后，董厥录尚书事，樊建出任尚书令，姜维明显没有得利。说费祎被刺最大获益者就是姜维是不确切的。由此只能说是郭循临时起意，但最终受益的是刘禅。而伤害最大的是姜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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