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巡死守睢阳，在此过程中吃掉三万城中百姓”，史料是否真实？
张巡在“安史之乱”的两年时间中，死守睢阳，为唐朝最终平定“安史之乱”立下大功，城破被俘，宁死不降。在守城过程中，因城中粮尽，他杀死自己的爱妾给士兵充饥，最后城中妇女老少均杀之食用。这不是我的原创，这是北宋时期“四朝元老”，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谏官、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先生在其所著的《资治通鉴》中描述的：“......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折骸而暴，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请公等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适城中妇女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三二万。”
守土有责
张巡守的睢阳城是现在的商丘市以南的睢阳区。
假如“我”是张巡，河南南阳是“我”的故乡，虽然“我”以一介文弱书生初任七品芝麻官，在“安史之乱”爆发时，“我”的上司谯郡太守杨万石投降安禄山后命令“我”担任伪职，但“我”断然拒绝，并且在治所真源县(河南鹿邑）召集部下和百姓，当场就表示奉唐朝为正朔，与叛军誓不两立，立即征召到二千多兵力，在守卫雍丘（河南杞县）的战役中获得了胜利。
朝廷为“我”记大功，委任“我”为河南节度副使。公元757年，“安史之乱”重燃战火，其子安庆绪杀了安禄山，叛逆尹子奇被史思明委任为河南节度使，统率十三万大军兵发中原重镇雎阳。
当时全国只有南方免受战争之苦，唐朝的税赋、军粮主要依靠南方，而睢阳一失，江淮无险可守，南方大门洞开。虽然面临唐玄宗逃到了四川，而关中大军无法出涵谷关的严峻形势。
“我”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我”将用“我”的生命和因生死搏斗所蕴生的一切历史痕迹，成为后人们考古和诘问的对象一一“我”守城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永恒意义？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也许永恒的意义就是我们永远的诘问......
于是“我”毅然决定与睢阳太守许远联手坚守城池。这是“我”的原则，“我”的追求，“我”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鸿毛与泰山的思考
也许长期受到司马迁先生关于生命“轻如鸿毛”的影响，“我”记住了这句话。
但是，却忘记了生命的本质应该是“重如泰山”。
于是，“我”率领六千八百人的唐军部队官兵，与叛逆伪河南节度使尹子奇在睢阳城血战到底一一虽然敌方有十三万兵马！
苦战一年多以后，“我”的兵力减少到一千六百人，由于周围唐军根本无视睢阳城的存在，一昧保存实力，所以睢阳城断粮断医已经达到一个多月，城内粮食早己断绝，纸和一切绿叶都吃光了，就杀马，捉雀鼠、竟至食人，生命不是鸿毛而是粮食了。
“我”首先当众杀了“我”的爱妾给士兵食用。现在有一个问题，司马光先生的《资治通鉴》认为“我”“所食人口二三万人。”我们设想三个问题：
断粮一个多月后剩下了一千六百人，即使每人每天吃一斤人肉，半个月也仅能食用二万四千斤的数量，折合人数大约是二百多人。（设想的是半个月后城破）而二三万人的总重达到至少二百万斤。守城官兵死亡了五千人，历史上用死亡尸体作军粮的例子多滴狠，如秦赵之战，“纸上谈兵”的赵括被困之时，就是这样解决口腹问题的，张巡完全可以少杀，甚至不杀城中百姓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司马光先生作这段记录时，已经距离事发时间达到近三百年后了，那时候发生的事情，真相愈来愈模糊，除非有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材料，所以，真实应该维护历史的严肃，但是在事实上，真实的历史却抵挡不住充满感情和道德偏向的想象的侵袭。司马迁和司马光在某些问题上都无法分清楚这个界限。
综上所述，“我”相信张巡是有可能杀了他的小妾的，其目的不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而是鼓舞守城将士的斗志，震慑投降派的一种漠视生命的残酷无情。应该注意这样一个细节，当叛军冲上城头时，守军已经奄奄一息，无力再战，如果如司马光先生所言，有二三万人作军粮，守城将士断然不会束手就擒。
结语
如果为了守城，男女老少妇的生命都必须服从守城大计，但是“我”根本不相信张巡会这样做一一用刀屠杀几万与自己生死与共一年多的战友即普通百姓。激情当然应该遏制，不能让激情无限制的膨胀，只是该节制的是司马光先生，记住：生命重于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