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柳公权《神策军碑》刻得非常好，《玄秘塔》就刻得相对粗糙
启功先生曾在书中仔细讲解过为什么碑帖上的字相对于原来的墨迹有失真之处。对于“碑学”和“帖学”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启先生幼年学书，对柳体下过一番苦功夫，那么柳体字那个拓本好呢？请看下文：
这里需顺便指出的是，有人对碑与帖的关系又产生了一些无意或有意的误解，如认为碑上的字是高级的，帖上的字是低级的；写碑是根底，写帖是补充。比如康有为就特别提倡“尊碑”，他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中就专有一章谈这方面的内容。他写字也专学《石门铭》。还有人从而又生发出所谓的“碑学”与“帖学”，好像加上一个“学”字，就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了。这是无稽之谈。对于初学写字的人来说，碑由于字比较大而清楚，且楷书居多，学起来容易掌握；帖行草居多，经常有连笔和干笔带来的空白，对连字的基本形状结构都还不很分明的人来说，自然更难掌握。就这层关系而言，临碑确实是根底，但有了一定的基础后，二者就无所谓谁高谁低了。究竟是临碑还是临帖，全看自己的爱好。
再说，碑里面因刻工技术的高低，刻工水平的好坏，也有优劣之分。如柳公权的《神策军碑》刻得非常好，虽然干湿浓淡无法表现，但笔画字形刻得极其精致周到；但同是柳公权的《玄秘塔》就刻得相对粗糙。又如颜真卿，楷书大前缀推《告身帖》，所谓“告身”就相当于今日的委任状，按情理说，颜真卿不可能为自己写委任状，故此帖肯定是学他书法、且学得极其神似的人所写，但此帖的风格与颜真卿的《颜家庙碑》《郭家庙碑》等都属一类，但我们随便拿一本宋拓的碑，远远不如《告身帖》看得这样分明真切。所以真假暂且不论，但从学习写法来看，《告身帖》要优于一般的碑。
又如古代有所谓的“向拓本”，所谓“向拓”是指用透明的油纸或腊纸蒙在原迹上向着光亮处，将它用双钩法将原迹的字钩出来，再填上墨。唐人已有这种方法，宋人也用这种方法，但不如唐摹得精细。有的唐摹本相当的好，如《万岁通天帖》和神龙本的《兰亭序》，连碑中不能表现的墨色的浓淡干湿都能有所表现。但这都属于“帖”类，谁又能说它比碑低级呢？
我虽然始终强调“师笔不师刀”———强调临摹墨迹比临摹碑帖要好，并在上文列举了碑帖的那么多问题，但并不是一概地反对临摹碑帖。因为一来好的墨迹原件终究不是所有人都能见到的，当年乾隆皇帝曾拿出过一次秘藏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给大臣看，大臣无不感到受宠若惊。大臣尚且如此，何况一般的平民百姓？二来即使有了好的墨本真迹，谁又舍得成天地摩挲把玩？三来好的刻本终究能表现出原本的基本面貌，尤其是字样的美观，结构的美观，终不可被某些局部的失真所掩。
但我们一定先要明白碑帖与原迹的区别。正如我在《论书绝句》中所云：“余非谓石刻必不可临，唯心目能辨刀与毫者，始足以言临刻本。否则见口技演员学百禽之语，遂谓其人之语言本来如此，不亦堪发大噱乎？”如果你看过一些好的墨迹本并能在石碑帖时发挥想象“透过刀锋看笔锋”———透过碑版上的刀锋依稀想见那使转淋漓的笔锋，那就更好了。那就如我在《论书绝句》中所说：“如观灯影中之李夫人，竟可破帏而出矣。”———当年汉武帝非常思念死去的李夫人，方士云能致将李夫人的魂魄来，届时汉武帝果然在帏帐的灯影中见到李夫人———只要我们能将本来死板的碑帖借助感性的想象，把它看活，将它尽量变成一幅活的墨迹就成了。
以上所说都是以现代影印术尚未出现为前提的。古时人们得不到真迹做范本，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找钩摹的向拓本。但这也很难得，所以对一般人来说只好凭借好的刻本，再等而下之，就只好凭借翻刻本了。有的人称好的刻本为“下真迹一等”，这已是夸奖的话了，陶祖光甚至更夸张地说好的拓本可“上真迹一等”，因为真迹已死无对证，无从查找了。但在现代精良的影印术发明之后，好的影印本确实可“上真迹一等”，因为一来它确实和原本一模一样，包括墨色的浓淡干湿、枯笔的飞白效果与原件毫无二致，这一点是“向拓本”无法比拟的。二来便于使用，你可以将它置于案头随时把玩，不必担心它的损坏，因此它的收藏价值虽不如真迹，但实用价值确实大于真迹。我家长年挂着影印的米元章和王铎的作品，要是真迹，我舍得随便挂吗？因此现代影印术的发明，真是书法爱好者的一大福音，它为我们轻而易举地提供了最理想的范本，这可是古人梦寐难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