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94岁的刘伯承元帅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

华国锋代表中央赶来探望他，刘伯承撑着虚弱的身体，对华国锋交代了自己最后的心愿：

“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最佳搭档

中央满足了刘伯承的愿望，由邓小平来操办刘伯承的身后事。

邓公心如刀绞，在追悼会上，邓小平郑重地走到刘伯承的黑白遗像前，深深地鞠躬三次，这是他和老战友、老搭档的道别。

后来邓公又在文章中写：“伯承久病，死于病痛。在与他共事的几十年时间里，与之建立深厚感情。他的离世，我心难以相信，悲痛万分。”

“刘邓”是一对拆不开的组合，他们曾经携手并肩，创造过解放军历史上的无数奇迹，这样同生共死的战友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

邓公晚年仍时常回忆他和刘伯承共事的岁月。

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央苏区，时间是1931年。

刘伯承其实比邓小平年长许多，邓公年少求学的时候，刘伯承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参与了讨袁战争，几次身负重伤，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样一个铁血将领，让人很难不崇拜。不过，真正见到刘伯承后，邓公才发现，虽然刘伯承在战场上是猛将军，但他私下里的性格非常忠厚和蔼，是个极为可靠的革命前辈。

当时两人还没有成为搭档，相处的机会也不多，但他们的的确确是互相欣赏的。

正所谓英雄惜英雄，他们都看出来，对方是难得的人才。

1938年，在抗战爆发之后，两人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搭档。

当时，他们在129师一个担任师长，一个担任政治委员。

其实，从表面来看，刘邓两个人差异很大，他们有年龄上的代沟，资历也有高低，性格也并非完全一致，这样两个人，难道不会起冲突吗？

事实上，十三年里，邓公和刘伯承几乎从未产生矛盾，这也正是刘邓大军所向披靡的原因。

邓公对刘伯承评价很高，尤其是在军事指挥方面，刘伯承简直堪称战场上的艺术家。

邓公写道：“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他熟谙兵法，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他用兵作战最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长于出奇制胜，就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神机妙算。”

因为对刘伯承能力的认可，所以邓公作为政委，始终如一，坚决配合刘伯承的军事行动。

另外，他总是能够让刘伯承的军事方案更加完善。

刘伯承的军事工作，正需要邓公出色的政治工作来配合。

比如说，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展开的高树勋运动，就是邓公的创举。

高树勋本是国民党将领，手握重兵，但是，高树勋对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非常不满，双方存在矛盾。

高树勋是国民党十一战区的副司令，如果能把高树勋拉到我们的队伍里，就能为刘伯承接下来的军事作战降低难度。

高树勋

为此，邓公做了两个工作。

第一是调查高树勋的背景，确认了他是佃农家庭出身，本人的革命性很强。

第二是在高树勋表达出想要起义的意愿之后，立刻写信给新四军军长陈毅，让他把高树勋的家人转移，让高树勋没有后顾之忧。

果然，在邓公的努力之下，高树勋顺利起义，并从国民党将领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军兵不血刃，就打赢了一场仗。

开拓进取

除此之外，邓公也出色的完成了后方建设的工作，让刘伯承有了坚实的后盾。

1942年，因为天灾，部队驻扎的几个村子都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地里颗粒无收，军队的补给也成了问题。饭都没得吃了，怎样打仗？

因为这个突发情况，刘伯承和邓小平非常发愁，两人只好熬了几个昼夜，不眠不休地想对策。

最后邓公提了一个办法，既然干旱，就要饮水灌溉，可以修建一条水渠，把山上的水引到山下，解燃眉之急。

情况紧急，不能再拖，邓公和刘伯承敲定方案之后，就立刻投入建设。

然而当时经费和人手都有限，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

邓公想出了以工代赈的办法，他先找到地方政府，费尽千辛万苦，筹措到一笔经费，然后用这笔经费，雇佣当地百姓来进行工程建造。

这样一来，水渠有了足够的劳动力，当地因为旱灾挨饿的老百姓也有了收入来源，一举两得。

为了解决技术难题，邓公又力排众议，咬牙买来了一台测量仪。

同时，为了鼓舞人心，他不顾自己的身体，亲自来到工地上，和大家一起建设。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斗，水渠终于修建完成。

水渠一通，立刻解决了周边的干旱问题。

百姓十分感激地将这件事情编成了歌谣：“水流南山头，吃饭不发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

后方稳定了，前线才能安定。1943年，邓公又在后方搞起了大生产，因为那个时候，日军对太行山一带实行了大封锁，加上当地经常遭遇自然灾害，所以闹饥荒成了寻常事。

面对这种情况，邓公和刘伯承深知，只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才能走出困境。

所以，邓公开始和大家一起，研究起了种地的窍门。

在百忙之中，邓公抽出时间，和众人一起在太行山的乱石滩进行开荒。

每天早上，当地百姓都能看见邓公挑着担子，手里拿着铁锹，走在前往乱石滩的路上。

另外，邓公还有一个创举，是今天的人们想不到的，他把大量的新型粮食品种引进了太行山。

在人们的印象里，四十年代，人们的生产意识是比较落后的，但真相可能并非如此。

在太行山进行生产建设的时候，邓公曾经引进了一大批先进的生产器械，又在太行山推广种植了当时产量极高的“金皇后玉米”，让太行山的玉米产量相比于往年增加了一百万石，解决了折磨当地百姓多年的饥荒问题。

为了进一步提高当地的生产效率，邓公还从延安等地请到了不少生产模范，开起了培训班，教农民种地施肥、纺棉纺纱，真正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

很多接触过邓公的人都评价，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的人，对于未知的东西，他乐于挑战。

所以，后来邓公能够当机立断，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尝试，其实也有迹可循。

锐意革新

无独有偶，刘伯承也曾被邓公评价有超前的眼光，有接受新鲜事物的勇气。

刘伯承的超前更多体现在军事上。

早在太行山时期，刘伯承就曾经和邓公谈过关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问题。

这就太不可思议了，要知道，那是个小米加步枪的年代，甚至很多队伍因为条件太差，连一把手枪都没有，手中唯一有杀伤力的武器是简陋的梭镖。

即便是富裕的国民党部队，也并没有做到军队的现代化。他们的部分军队配备上了美式装备，但这也只不过是在配件上超前，从制度上，国民党的落后腐朽甚至隐隐向清朝看齐。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大家根本就不敢想军队现代化这样一个理念。

但刘伯承不仅敢想，而且他还有充分的自信，认为解放军的现代化是历史必然。

而且，刘伯承的确成为了我军现代化的先锋人物。在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便收集了大量苏联、美国的资料，来学习他们先进的军队建设经验。

刘伯承总结，军队要现代化，要提高战斗力，就要建好基础，在保证人才基数的前提下，才能建造出高楼大厦。

所以，刘伯承指出，在部队里进行军事教育是必须的，教育应该成为军队的战略任务。

出于这个目标，刘伯承在建国之后，立刻给中央递交了书信，要求辞去现有的职务，让自己去建设一所陆军大学。

为了新中国这所军事学院，刘伯承真可谓呕心沥血。当时他年事已高，因为早年间战场上受的伤，所以右眼看不见，左眼也严重视力衰退，身体状态很差。

但他却没有对别人谈起自己的病痛，他强撑着，用自己勉强还能看见的左眼，拿着一把放大镜，一点一点去研究军事学院所需要的军事资料，短时间内阅读了上百万字。

这样强的工作量，让刘伯承的视力进一步恶化，但陆军大学的基础终于建设好了。

对刘伯承而言，只要这所学校能够发展，哪怕付出自己的健康也在所不惜。

所以，刘伯承和邓公，他们表面上有很多不同，但精神内核是相似的。

他们都是极其富有创造力，同时对国家人民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人 这样两个人，能成为半生知己，一点都不奇怪。

这样两个人配合在一起，也必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关于他们一起经历过的故事，也许说上三天三夜都说不完，而最难忘的，当然还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功在千秋

1946年夏天，国民党撕下了和平的面具，决定对解放区发起进攻。情况紧急之下，我党决定调整战略，将大别山作为主要的突击方向，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大别山本身就靠近敌人的心脏，跃进大别山，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任务。而这个任务，交给刘邓大军来完成，他们的行动，关乎我军的生死存亡。

出发之前，毛主席下达命令：“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而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为了完成组织的托付，刘伯承和邓公率领大军，于当年6月南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渡过黄河。

敌人大惊失色，立刻调集主力进行回援。

刘伯承和邓公面对危机，紧密配合，于8月到达淮河。

敌人紧随其后，甚至已经追上了我军的后队。为了保障大军的安全，刘伯承亲自拿着竹竿，探测水深，确保可以渡河之后，刘伯承立刻下达了命令。

也是机缘巧合，没想到，我军刚刚渡过淮河，水位便忽然上涨，将数万敌军挡在了淮河对岸，为我军又争取到了极为宝贵的生存时间。

8月27日，刘邓大军成功进入大别山区。

然而，成功到达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在于，如何在陌生的大别山站稳脚跟。

我军虽然经历了几场胜利，完成了总体的战略目标，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损失也极大，部队死伤惨重，战士们对于接下来的行动，难免产生动摇。

并不是战士们革命意志不坚定，实在是因为，大别山区长期被敌人占据，群众基础不强，周边敌人虎视眈眈，生存环境也十分恶劣，对所有人而言，这都是个巨大的考验。

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刘伯承与邓公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刘邓在来到大别山之后，为了防止消极情绪蔓延，于是迅速在全军展开思想教育工作，帮助战士们明确目标，坚定信念。

同时，他们又亲自带领战士们到附近的村庄走访调查，协助当地百姓进行土改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打牢了当地的群众基础。

群众是我军生存壮大的基石，当我军在大别山的群众路线成功之后，蒋介石就不能轻易动摇我们的战略布局了。

当然，最要紧的，还是打胜仗。对于我军挺进大别山这件事情，蒋介石简直心急如焚，很快，他就针对大别山，展开了频繁的军事活动。

但是，刘伯承、邓小平通过出色的指挥，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

我军先是在麻城歼灭敌方一个营，随后乘胜追击，在柳子港歼灭敌人一个旅。

最后又转到李家集镇，将驻守在这里的敌军全部歼灭。

三次胜利，引起了全中国的关注，国民党高层为之震动。

而大别山的民众欢呼雀跃，载歌载舞。

国民党在大别山盘踞多年，对百姓敲骨吸髓，而百姓又无力反抗，只能四处逃亡。如今解放军来了，终于给老百姓带来了黎明的曙光。

这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不管再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国民党不过是一群纸老虎。

因此，三次胜利令大别山军民上下一心，军心迅速恢复。另外，通过邓小平的一系列后方生产运动，军队缺衣少食的问题也得到了充分的解决，胜利已经不远。

往事历历在目，多年之后新中国成立，刘伯承和邓公虽然不再是战场上的搭档，但依然可以携手建设新中国。在另一个战场上，他们依然是常胜将军，是新中国的长城。

作为战友，能够一起看到新中国成立，是最幸福的事情。

但是，人生在世，也总会迎来道别的时刻。

无论是刘伯承还是邓小平，他们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都时常回忆起关于战争年代的那些故事，时常惦记对方。

那些艰苦的，充满血和泪的日子，恰恰也是他们一生中的骄傲。

参考资料：

人民网《刘邓大军如何站稳大别山》

广安日报《刘邓之间亲密无间，难以分开》

邓小平《悼伯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