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接到任安的求救信时,可以想到,他的心里是相当为难的。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带给他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个“李陵之祸”。可是,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则是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不救又说不过去。
然而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的心理,任安的死刑,绝无平反的可能,救他已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原谅。于是,在征和二年十一月,五十五岁的他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
回任安信的开头,司马迁自称“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太史公是指他父亲司马谈,“走”是“仆”的意思,即:为太史公司马谈掌管牛马的仆人司马迁。这个谦称已经告诉世人,现在还活着的司马迁,完全是为了完成父亲遗命而苟活的司马迁,这是他的隐衷。
回任安信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讲司马迁自己遭到飞来横祸,而后受刑、忍辱的经过和体验,本书前面已经有多处引用。至于他不去受刑就死,也不引刀一快、慷慨而死,他的解释是:第一,如果当时就死去,则他的死,“若九牛亡一毛”,而且还会被认为“智穷罪极”死有应得。第二,当时就死,他无法对父亲的遗命有所交代。第三,父亲的遗命,深以“天下之史文”废而感到忧惧,这是文化的使命,不只是私人的遗命。
司马迁恨汉武帝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他也是人。不过,他能化悲愤为力量,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先是高呼受刑后“身毁不用矣”,然后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例子,认为他们的著述成就都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也就是由苦闷发泄出来的力量所致。又说《诗经》三百篇是“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