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一位政绩斐然的诗人，如何在诗话中留下自己的踪迹？
历代诗话都注重对作家本身的研究，除了诗人艺术创作所形成的“诗品”，还包括诗人的生活经历、仕宦交游、道德伦理等“人品”方面的论述。
明诗话中就有不少关于韩愈“人品”方面的批评，主要涉及对韩愈才学、为师、道德等方面。明代论诗家对韩愈形象的评述情况，基本可以见出韩愈在明代论诗家心中的形象，对研究完整的韩愈形象来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明人肯定了韩愈在才学上博涉群书，且在诗学史上具有承前继后的地位；其次，韩愈在师道传承上也不遗余力，抗颜为师。韩愈的诗文历来评价较为不统一，明人对韩愈诗文成就的高下做了不同程度的评判，有认为韩愈诗不如文的，亦有肯定韩诗成就的；再次，明人就韩愈教子二诗论争韩愈追求功利的流俗之心，批判韩愈的道德。
明诗话中的韩愈形象
一论韩愈的才学
1.才高力大
韩愈的韩文历来备受称赞，因散文的篇幅较诗歌来说更加宽广，其高才在散文中可以得到更加充沛地展示。而韩愈又以其雄浑之力，上承风骚，下接老杜遗风，开创出一条奇崛瑰怪的诗风之路。
韩愈的诗歌可以被称为韩昌黎体，显示出在诗歌史上具有的独特的标志性地位。苏轼
虽对韩诗的评价不高，但也肯定了韩愈作诗之才高力大。
明人诗话中有从不同诗体的创作成就来考察韩愈之才高，诸如韩愈的古体诗、联句诗等。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品评中唐诸家时，就从韩愈五七古诗来论其才力之深。
韩愈七古诗言语横纵，包含广阔，气势雄浑；其五言古诗虽更奇险，但并不觉得是诗人刻意费力搜求而成。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韩愈才高力大，在诗歌创作上可以纵横为之。
另一方面，联句诗的创作也被视作韩愈才力的代表，因联句诗的特殊创作体式，对于诗人才力要求较高，韩愈与孟郊同作的联句诗，可称为唐代联句诗的佼佼者，明人诗话中就此多有论述。
2.诗不如文
“闲远”二字出自宋代文学家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前卷》，胡仔称：“退之诗如‘何人有酒身无事，谁家多竹门可款’之句，尤闲远有味”②。此诗是一首赠答诗，诗中意象虽然普通，经过韩愈语词加工，却显出奇险的意境来。田艺蘅用“粗浅”二字概括此诗，否定宋人评价。
另外，韩愈的诗歌在明人诗话中亦遭到不少批驳，明代文学家多有强调韩愈不擅为诗的特性.安磐认为韩愈、苏轼、曾巩三人诗歌创作都比不上文章，这在当时已成定评。曾巩和韩愈一样，都以作散文见长，其诗作亦有佳，只是文名盛于诗名。而李东阳对韩愈“诗不如文”的评价从诗文各有体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李东阳论诗主声韵，他认为文章的创作特点在于记述铺叙，语言发挥可致文章纵横开阖，但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创作法度，而诗歌主于声律，歌吟咏叹，通达流转亦要遵循一定的度律。
诗与文不同体，不可偏废。他虽对李、杜二人擅为诗，韩、欧二公皆长于文略有可惜，但其是无伤大雅之事，惟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尔。总体还是肯定韩愈散文创作，亦未批判其诗作，评价较为中肯。王嗣奭与李东阳的论断相同。
二论韩愈的师道
明代论诗家注重考查韩愈“师”的形象，体现了其对于韩愈师道传承的重视，也展现了韩愈为人谦逊，不以声名欺人的品德。魏晋以下，世人皆耻为师，科场黑暗，韩愈见而愤之，遂著《师说》一文，强调“师”的重要性，明确“求师”和“为师”的概念。
1.爱才求贤
明人诗话中有不少关于韩愈爱才求贤事迹的记载，其中较为著名的应是韩愈赏识李贺一事，李贺是中唐时期重要诗人，颇具才学，少便诗文惊人，可以说李贺扬名诗坛离不开韩愈的鼎力推崇。
明人诗话中记载李贺见知于韩愈之事，体现出韩公爱才求贤的迫切之心，本极困，见贺之诗而大喜，命门人邀之立见，体现出韩公见贤的急切之心。更甚者，韩愈与皇甫湜二公，亲为贺束发，并呼为小友。明诗话中或有其夸大的地方，但韩愈当时为国子博。
牛僧孺即唐朝牛李党争中牛党领袖，进士出身。其后在唐武宗时，党争落败。然在牛僧孺未闻名之时，韩愈就注意到了他的才能。牛僧孺初至京，拜谒韩愈、皇甫湜，二公见其文大喜，为其规划居所，亲自拜访，其他文人雅士闻之竞相往之，僧孺由此名声大振。可以说韩愈就是牛僧孺的伯乐，慧眼如炬，令其高显才能。
2接引后学
韩愈著《师说》一文，“抗颜为师”，树立尊师尊道的风尚，其目的就在于接引后，使得人才不被埋没。韩愈提出了“师”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己任，敢为人师，好为人师，其才高力大，却谦逊为人，延揽后学，为朝廷培养人才。关于韩愈抗颜为师、接引后学的师道形象，宋人已有记载。
李东阳遵循韩愈师道传承的观点，认为需要有老师传教后世学者诗文创作，就如在文章创作上，李汉承袭了韩愈的遗风。在诗歌创作方面，胡震亨将李、杜、韩三公进行对比，李、杜二公虽诗名显著，被后世称为大家，却无后学承其遗风，十分可惜。
而韩文公以文显于世，又身居官位，声名显著，却不遗余力接引后学。如韩学流派的贾岛、李贺、孟郊等人，皆以韩愈成其名声，而又有众多诗人，承袭此三公，进而后学辈出，人才迭起，而后学诸人亦能翻新取异，韩门学派灯火相传，生生不息，诸公之才交相辉映，致韩门学派既众且远，为“文章家一大龙门”。
明诗话中的韩愈诗歌风格
一论韩愈诗歌风格
“风格”一词本指人的气度和作风，用在诗话中论诗文创作时，就指创作者在诗文创作时所呈现的艺术特色和格调。诗人的艺术风格是诗人自身的生活环境、人生经历、性格特点、学识修养在文学中的反映，是诗人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魅力诗话中的“诗歌批评论”属于诗话“论诗及辞”的一部分，是诗话理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
1.意尚奇诡
韩诗被叶燮视为“唐诗之一大变”，韩愈自成一格怪奇的诗风，跳出了唐代诗歌温柔敦厚的藩篱，自成一家。
钟惺以“艰奥”二字评韩诗，在“怪奇”之上更添艰涩，肯定韩诗于唐诗之新变，但其未就其“艰奥”进行具体分析，但这一评价基本上奠定了韩诗在明人心目中的怪奇印象，此后亦有许多明人诗话收录此条评语来论说韩诗。
韩诗的基本风格“奇诡”是明代论诗家论述韩诗的重点，具体探究内容十分丰富。这一时期关于韩诗奇险的评价总体贬大于褒；同时，明人对于韩愈奇险诗风的诗歌具体表现形式也进行了分析。但关于韩诗奇险诗风的成因，这一时期的诗话中只有少量的相关分析，并未进行深度探究，未形成可观的研究成果，十分可惜。
明代对韩愈怪奇之诗的极大肯定者首推李东阳，他在一定基础上对韩愈怪奇诗风的成因进行了一定探索。曾为明朝内阁首府的李东阳，是茶陵派的主要代表，他肯定韩愈的怪奇诗风。
2.锐意复古
韩愈的诗歌承接风雅遗旨，力追汉、魏风骨，渴望恢复传统道德思想，具有强烈的文学复古观。明代论诗家指出韩愈的诗歌中具有强烈的复古意识，明人朱右赞其“仿佛古颂之遗意”。
研究韩愈复古诗作，必须要提到韩愈拟古乐府之作的《琴操》组诗。《琴操》作为韩愈复古的代表作，最能体现其摹古之笔力，历代论诗家们都视其为韩诗复古的扛鼎之作。“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在诗歌创作上亦多作古体诗，多学韩愈，诗歌散文化表现明显，他就《琴操》组诗表达了自己对于韩愈古体诗的喜爱。
周叙认为韩愈《琴操》不仅唐人难及，后世诸杰群贤亦不可追，可配三代、秦、汉诸作，直接肯定韩愈广识博学，才高力大。明诗话中不同的论诗家都已经认识到韩愈的摹古之成就不仅在于“文以载道”的文学追求，更体现了韩愈学识之广，才力之大。
二论韩愈诗歌体制
“诗体”指的是诗歌内部体制的不同，即诗歌的体裁和样式。诗话中的“诗体论”，就是论诗家对不同体制诗歌的区别、分类及对不同诗体的发展演变进行的具体探索。诗歌发展到唐代，出现了许多不同体制的诗歌形式，为诗歌艺术美提供了多样化的典范。
1论韩诗不同诗体优劣及原因
韩愈今存世的诗歌据统计约有400多首，其中五言和七言古诗约有200多首，占韩诗总数的一半，其中五言古诗更是有155首，韩愈诗作多古体诗与其承袭汉魏风骨的创作观念是紧密联系的，因此后世学者对韩诗的考察重点自然就放在他的古体诗上，尤其是五古和七古。
韩愈的古体诗在力追汉魏的同时又承继杜甫的现实主义诗风，进行了新变，以其特有的“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特色使得古体诗融入散文的创作特色，明人诗话亦肯定其诗体变革之功。
可以说，唐代古体诗的发展过程，经杜甫感怀讽喻的时代精神为之一变，后韩、白二人在接受杜诗特色之上又推动了古体诗的发展。“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使古体诗趋向散化的发展，以上诸家在扩大唐诗体式发展的进程中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2长篇胜短章
由于篇幅不限因此体式更为扩展，而以律诗、绝句为代表的近体诗对篇幅的要求就有一定限制，因此近体诗相较于古体诗就显得更加短小精悍。
关于韩诗的创作数量，我们已经可以见出他对于古体诗的偏爱。韩愈在创作古体诗时最为特别的应是被宋人称为“以文为诗”的手法，这其实正是韩愈对古体诗的一种变革，在诗歌中加上铺叙与议论的手法，同时在遣词造句上多喜奇辞奥旨，这些在韩愈的长篇大章的诗作中都有灵活运用。
基于此，明人对其诗歌亦有“长篇胜短章”的评价。韩愈曾作《送权秀才序》一文，文中有“其文辞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和，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阅之累日而无穷焉”一句，这其实也是韩愈对于自己文章风貌的总结，其实也是对于韩诗特色的概括。明代有学者将此句作为诗歌篇章评判的规则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