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认为老师在教育过程中，要有高尚的品德和伯乐精神，因材施教

韩愈作为教育的倡导者、践行者，主张以身立教，他认为教育者的威信，来源于率先垂范、为人师表。为了做好教育工作，教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力求在德行、知识、修养等各个方面成为学生的表率。

道德高尚是个体稳定的道德面貌的特征。他是一个人道德努力的结果，是一个人的人性、价值与尊严的标志。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着教师的人格修养十分重要，教师道德修养的直接目标，也是教师道德人格的建设。

教师的人格不仅是自身的本体价值标志，还具有工具价值。教师要注重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这包括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高尚的职业道德水平。教师良好的道德修养有榜样的作用，也可以是另外一种的人格魅力。

韩愈在历史上位于唐宋八大家之首，除了他自身所具有的文学才华之外，还和他高尚的仁德品行分不开。韩愈认为，写文章，即立言，要想胜于人，必须取于人。能够真正行仁政的人，用于政治可以王天下，用于文学可以法天下。只有行了圣人之道，继承了仁德精神，才能够在所行所为中体现出仁德的精神特点。

韩愈认为合格的教师，首先要注重做一个以德施教、以德立教的楷模。这表现为教师在教师职业，及对他人和社会应承担的道德责任。韩愈在有生之年，身体力行践行教育工作，热爱教育事业，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表现为发掘和使用人才上。不论是在京任四门博士，还是在阳山、潮州办学期间，他都心胸宽阔，不遗余力举荐人才。如在潮州办校期间，破格提拔了出生浅薄、埋没乡土的赵德为师。他认为赵德有德有才，通圣人之道。

除了在学校教书的义务，老师还应该有着良好的道德义务。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一是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义务认知水平，二是努力提升自己的教育事业意识水平。人生下来不是什么都知道，不懂就要问，就要向有学问、有知识的人虚心学习、求教。只有这样，人才能由不懂到懂，由不知到少知到多知，成为有知识、有才艺的人。

韩愈认为学高为师，所以身为师者需要不断丰富自身内涵，多读好书，提升自身学识。只有在多学、扩大自身知识面的基础上，才能学识渊博，有能力诲人不倦，对学生的提问有问必答。才能文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为后代留下富有教育意义的有影响力作品。

韩愈认为身为师者，必须学识渊博。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只有博学多才，严于律己，学生才会亲其师、信其道。从古至今，关于教育的观点有很多，不同时期形成的教育观点，会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

孔子在教育上提出因材施教，主张人无贤愚，一视同仁。韩愈则提出了用材使能这种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用材使能在教育中同样适用。韩愈将该方法应用于教育中，认为身为师者，除了应具备的道德修养和广博的知识外，还要注重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式方法上要学会用材使能，根据学生不同的资质、特长，有目的、有方法、有计划地培养人才，激发和开发人的内在潜能，提高学生积极性，享受学习过程的乐趣，乐于学习。

要想人才被发现，不被埋没，则需要把人才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上，这需要伯乐精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一种值得盛赞的伯乐精神，就是禅让制，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

周文王用姜尚，武王用周公，齐桓王用管仲，燕昭用乐毅，刘备用诸葛亮，唐太宗用魏征等，这些都体现了君主对人才的尊重与赏识，正是由于对人才的尊重和赏识，才能使贤才脱颖而出，使国家兴旺发达。

韩愈在生前，很好地践行了师者的伯乐精神。贞元十七年，韩愈与侯喜等人于洛水垂钓之后，韩愈钦佩侯喜的才华，于是写文，为其才华得不到欣赏而鸣不平。

在任国子监时，韩愈发现张籍才华横溢，但仕途坎坷，人到中年还是一位正九品的教书郎，即为秘书省校书郎，官职卑微，很长时间生活都陷于贫困之中。韩愈就写了《举荐张籍状》上书朝廷，毅然举荐他调入国子监，并任正五品国子博士，以加强国子监学官的质量和教学水平。

韩愈在被贬潮州时，认识了赵德，发现其是一位贤士，韩愈毅然举荐他，将赵德由一介平民，提为副县级官员并主管全州的教育事务。

另外，韩愈要离开袁州时，他还推荐了韩泰来代替自己的位置。并在其受到永贞改革事件影响，被贬偏远地方多年无法回到朝廷的时候，对其伸出援手，写下《举韩泰自代状》，为韩泰说了几句公道话。

这一推荐是真诚的，韩泰在长庆元年，也就是唐穆宗即位的第一年，便调任到了郴州。伯乐精神需要伯乐有宽广的心胸，只有心胸宽广的老师，才能有胸襟赏识人才推荐人才围聚人才，才能桃李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