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韶拓边二千里，收复熙河六州，为何被人漠视？
谈到宋朝的军事，史书上往往给予了弱宋之名。即便是在民间有着深远影响力的宋朝名将，在北宋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多数都是在南宋时期。而在这些名将之中，拿得出手的战绩也非常稀少。即便是名闻遐迩的杨家将、高家将，真正值得史书称道的战例也少之又少。在宋神宗以前，宋朝在对外战争中负多胜少，取得的最大军事胜利还是狄青在平定侬智高内乱时。因此宋朝在军事上的名声极差，被冠以弱宋之名，在历朝历代中以军事孱弱著称。但这并不代表着宋朝没有拿得出手的战绩，宋神宗时期名将王韶主持的熙河开边就是一例。
熙河开边是从熙宁初年王韶上书宋神宗提出《平戎策》的攻夏方略开始的，它得到了宰相王安石的支持，被宋神宗所采纳，最终得以在西北宋夏边境的争雄中实施。王韶在《平戎策》中分析了宋夏边境的战略形势，提出了解决西夏威胁的方案。这便是拉拢宋夏边境广泛分布的吐蕃、西羌等各部族 ，分化他们与西夏的关系，采取招抚、征讨、屯田、兴商、办学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使其团结在宋朝军队的周围成为孤立西夏的重要战略盟友。从熙河开边的效果来看，这无疑是自宋太宗赵光义收复太原以来最大的军事胜利。
在王韶的主持下，熙河开边的计划轰轰烈烈地展开。大量的吐蕃、西羌的边境部族臣服于宋朝，通过贸易、屯田、招抚的方式加入到了宋朝的边境防御体系中。有少部分顽固不化的部族，也遭到了王韶及少数民族军队的攻打，最终要么投降加入，要么被彻底平定。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后，王韶在西北拓边两千余里，收复了安史之乱后丢失的熙、河、洮、岷、叠、宕六州。这是宋朝自建国以来军事上对外作战空前的胜利，不仅让饱受外患滋扰的宋朝边军为之振奋，而且对西夏形成了战略上的包围和孤立，使其陷入了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
可以说王韶的熙河开边在军事上的胜利是空前的，对宋夏局势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自熙河开边后，宋朝西北边境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平静，直到宋徽宗中后期才再起波澜。从这次军事行动的战绩而言，王韶取得的战绩是自宋朝平定十国之后最大的，两次战争相隔了八十余年。他拓边两千余里，收复熙河六州，这样的战绩不但远超宋真宗时期的对辽作战，即便是狄青平定侬智高叛乱、杨畋平定湖南猺人作乱的功绩也是远远比不了的。可以说从战绩上看，王韶堪称宋朝中期第一名将，放在宋初名将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然而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对于熙河开边如此重大的功绩，在史书上却得不到正确的评价。熙河开边在很多史书上只是寥寥数笔，得到的正面评价和赞誉远比一些小规模战争来得少。而王韶作为熙河开边的战略策划者和实施者，在宋朝名将中也排名在后，很多不熟悉历史的朋友根本没有听说过他。因此历史爱好者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王韶对宋朝立下如此大的功绩，却没有被史书正确对待，反而陷入了排挤之中。为什么熙河开边如此重要的一项军事胜利，没有在史书上得到正确的评价，甚至于被后来者所漠视？
要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就必须从熙河开边发生的历史背景开始分析。熙河开边发生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当时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便是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熙河开边和熙宁变法本来是根本没关系的两个事情，但因为发生在同一时期，又都受到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强烈支持，于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具有关联的计划。王韶提出熙河开边的原意是解决西夏对宋朝西北边境的威胁，解除宋朝的外患，将西北地区从长期的战乱中拯救出来。因为这个战略的意图与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思路不谋而合，于是受到了王安石的推崇，并得到宋神宗的采纳。
王安石很看重王韶，甚至想要将其引入到变法派中承担重要官职。但因为王韶坚持自己的理想，王安石便把王韶的《平戎策》转交给了宋神宗，于是才有了熙河开边的功绩和胜利。但正是因为走了王安石的路子，所以王韶在朝廷中遭到了宋朝军方上下一致的反对。这其中以枢密使文彦博为代表的枢密院，和西北秦凤路统帅下的各路边军表现得最为激烈。他们反对熙河开边，并不是因为这个计划不好，或者有什么缺陷，而是这个计划不是保守派提出的。实际上在宋神宗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熙河开边都被保守派看作是变法派的最大功绩。
由于王安石提出了变法，引起了士大夫阶层和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于是在朝廷中形成了变法派和保守派的对抗，最终演化成了旷日持久的新旧党争。在熙宁初年的时候，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占据了政事堂，而以文彦博为代表的保守派却占据了枢密院。枢密院是宋朝的最高军事机关，所有的军事计划都需要走枢密院的流程。然而王韶提出的熙河开边却没有走枢密院，而是走了政事堂，这让文彦博等保守派大臣非常不满，于是将他归于变法派的行列。本着党同伐异的思路，只要是变法派的都要反对，于是枢密院在熙河开边上各种作梗。
尽管如此，王韶依旧在王安石和宋神宗的支持下完成了熙河开边，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功绩。在此期间，王安石撤换或调走了包括名将郭逵在内的多任边军秦凤路统帅，而枢密院的枢密使文彦博和枢密副使冯京也先后下野。到了熙河开边结束时，保守派已经丢失了对枢密院的掌控，王韶也因为巨大的功绩被提拔为枢密副使。到了这个程度，保守派还想打压王韶已经难以展开了。但因为在反对和阻挠熙河开边中被贬官或调离的官员都来自于保守派，所以王韶和王安石一样，成了保守派极度敌视的朝廷官员。
由于熙可开边被认为是变法派的最大功绩之一，也是宋神宗执政是武功方面的代表。因此不管是出于私仇，还是党同伐异的政治派系对抗，保守派都不会正面地宣传这次军事胜利。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保守派是对熙河开边的功绩进行抹黑、歪曲、打压、篡改等一系列操作的。但由于宋神宗执政时变法派占据上风，满朝文武皆是新党或者接近新党的官员，所以公开抹黑熙河开边的办法行不通。于是他们选择了阳奉阴违的手段，在史书上做手脚。正好保守派的领袖司马光就是掌握修撰国史权力的官员，这就给他们带来了机会。
熟悉宋朝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司马光在史学方面的影响力，尤其是《资治通鉴》面世之后，他几乎成了宋朝史学的代言人。在他的带领下，宋朝史学界对于新党在变法中的各种功绩是进行了最大的贬低和扭曲，甚至将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一大批新党官员列入了奸臣名单进行批判。这种批判不只在宋朝存在，甚至在南宋灭亡后还延续到了明清时期。直到明朝中后期中批判的风气才渐渐减小，到了近现代学术界才开始为王安石变法平反。王韶虽然不是新党的人，但他是王安石支持的军政要员，熙河开边又被认为是新党的功绩，自然受到打压。
因此我们看到在很多古代史书中都没有正面地对待熙河开边，也没有正面的评价王韶的功绩。甚至有人歪曲事实，将北宋的灭亡归咎于熙河开边，这不仅仅是无稽之谈，更是有意地栽赃抹黑。王韶作为北宋中期在军事史上做出最大功绩的名将，也就因为在保守派掌控的史学体系上被打压，所以名声被压制得很低，评价也远不如那些打了一两场小胜仗的假名将。他在熙河开边中建立的拓边计两千余里，收复熙河六州的巨大功绩，就这样被淹没在故纸堆中。如果不是后来兴起为王安石变法平反的风潮，王韶巨大的功绩还没法面世。
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掌握舆论权的士大夫阶层及其代理人文官集团，对中国历史评价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在古代封建社会，对于历史的评价权并没有掌握在老百姓手里，而是由士大夫阶层掌握着。一个人做得好不好不是老百姓说了算，而是掌握舆论的士大夫阶层。于是我们在读史书的时候看到不少荒唐可笑地篡改历史的场景，历朝历代屡见不鲜。王韶、王安石等人在宋朝史学界被各种打压抹黑的评价，不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够好，而是他们做得不符合士大夫阶层的利益。所以文彦博才告诉宋神宗，不是与百姓治天下，而是与士大夫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