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并未背叛王安石，两人的“仇怨”事出有因
谈到宋神宗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就一定不能错过吕惠卿这个重要的人物。他作为王安石变法的二号角色，也是王安石的重要副手，在变法活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宋朝后来延续数十年的新旧党争，便是从吕惠卿身上开始的。虽然新党将王安石作为精神领袖，实际上吕惠卿才是新党真正的创始人。然而在变法之中，吕惠卿和王安石的关系却经历了极大的波折，一度有出现了”仇怨“的说法。以至于在后世的史书和文人笔记中，都认为吕惠卿是背叛了王安石的，所以才会导致王安石的变法走向失败。
对于吕惠卿背叛王安石的说法，虽然在主流历史圈子里很盛行，但笔者是不敢苟同的。从两人之间关系的发展来看，吕惠卿从来没有“效忠”过王安石，也就不会有“背叛”之说。两人都是忠于宋朝和宋神宗的仁人志士，对国家的变革有着自己的想法。他们既是朝廷上的合作者，也是变法路上的同志，只是存在一些细节理念上的差异而已。仅仅从史书和文人笔记上的断章取义，就认定吕惠卿背叛了王安石，说他俩之间有着”仇怨“，这完全是非常武断的判断。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化，其实有着深刻的原因。
吕惠卿是嘉祐二年的进士，这一年是中国科举千年以来难得的龙虎榜之一。他能在这届龙虎榜中脱颖而出，成为这届进士中最早入阁的大臣，与王安石的提拔是密不可分的。早在吕惠卿出任真州推官期满后回京述职时，便与王安石产生了较深的交往。由于在经义和治国方面有着很大的共同语言，所以逐渐开始深交，最终走到了变法的道路上。宋神宗即位后，启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吕惠卿作为第一批年轻的官员被王安石所重用。当时王安石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指导机构，而吕惠卿则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事务。
在变法的初期，两人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在面对保守势力旧党官员的组队集团化攻讦时，都能够团结一心地对外推行新法。因此新法顺利推行，并逐渐产生效果，使宋朝国力开始恢复，这与吕惠卿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从主流历史圈的意见来看，他们认为吕惠卿和王安石关系的破裂，主要是经历的三个事件。一是吕惠卿与曾布争权，二是吕惠卿弹劾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三是在王安石罢相和复相过程中吕惠卿搞阴谋诡计。可仔细分析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可以发现他们的很多观点是不成立的，完全是主观臆测的。
首先要说的是吕惠卿和曾布争权的事情，这个事情对变法改革派大臣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吕惠卿和曾布都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曾布甚至可以说是变法派中的三号人物。曾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也是嘉祐二年的进士，和吕惠卿是同年。当时熙宁变法在执行市易法的过程中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市易务，由吕嘉问出任这个机构判官。吕嘉问在推行市易法的过程中采取了官府垄断交易的手段，这让曾布感到不满，认为这不是市易法的本意。于是曾布上书弹劾了吕嘉问，吕惠卿则认为曾布背叛了新法，于是上书反驳。
两人斗争非常的激烈，最后把官司打到了王安石和宋神宗面前。宋神宗把这事交给两制议论，王安石站在吕惠卿这一方，于是曾布被罢官。很多人认为这个事情引起了王安石的不满，但为了维护新法，才不得不将曾布罢官。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是想当然的，根本不理解王安石处置曾布的本意。
关于市易法的纠纷，明确的来看就是关于宋朝商业制度的发展问题。曾布的考虑是在原有制度上修改，让朝廷引导商贾自己去完成。但这并不是王安石的本意，王安石的本意其实是朝廷需要主导商业活动的进行。吕嘉问方法虽然会产生官府垄断的问题，但也是符合王安石对新法的构想的。
总结王安石颁布的所有新法的思路，有着很明确的一个方向，那便是官府主导，地方配合实施。曾布的想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将主导权交给了地方大商贾。这从根本上违背了王安石的变法原则，王安石肯定是没法接受的。吕惠卿弹劾曾布，王安石支持吕惠卿，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此这个事情不但不会让吕惠卿和王安石两人之间产生隔阂，甚至让王安石更加信任吕惠卿。此事发生后不久便发生了郑侠案，然后便是王安石被罢相。王安石罢相后推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成为政事堂的副宰相，由此可见他并未因此怨恨吕惠卿。
关于吕惠卿因为弹劾王安国造成与王安石关系紧张的说法，实际上是后世学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王安国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委，前文已有分析叙述，这里不再赘述。也因为这个原因，王安国卷入了郑侠案中。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按照王安石的推荐，以韩绛出任首相，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在郑侠上书《流民图》的事件中居功至伟，甚至可以说是力挽狂澜。当时宋神宗受到内外各方保守势力的政治压力，下了《责躬诏》并要罢除新法。但吕惠卿却阻止变法派大臣一边写信挽留王安石，一边上书请求宋神宗收回成命。
最终吕惠卿的目的达成，宋神宗恢复了新法，变法将继续推行下去。吕惠卿也因此成为朝廷中变法派中的代表人物，声望直追王安石。郑侠上书《流民图》本是打算逼王安石罢相和废除新法，但废除新法的目标被吕惠卿破坏了。所以他再次上书了“正直君子社稷之臣图”、“邪曲小人容悦之臣图”，将冯京等旧党领袖比作魏征等名臣，而将吕惠卿等人比作李林甫等奸臣。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吕惠卿以“谤讪朝廷“的罪名将其发配到汀洲，而王安国作为郑侠的同谋也被削职回乡。很多人认为吕惠卿在这个案子中弹劾王安国，目的是打击王安石。
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主观臆测的，也表明了他们对当时朝廷政治形势的无知。引发这个案子的郑侠和王安国都是王安石亲密的人，郑侠是王安石的学生，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虽然在处理案子中郑侠口供说王安国并没有参与上书，但也承认了在上书前见过王安国，讨论过这个事情。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支持变法派的大臣会认为王安石以下最亲密的人都在反对变法，这就削弱了变法派的意志。而当时宋神宗的政治压力已经很大了，这种变法派内讧的事情继续下去，将会对新法推行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吕惠卿是要在王安石被罢相后继续推行新法的，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变法派分裂。况且郑侠的口供是否完全是事实，这谁也没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让王安国或郑侠继续在朝廷中，必然不利于变法派的团结。吕惠卿弹劾王安国和郑侠，实际上就是为了打消变法派中意志薄弱者的软弱之心，团结变法派的力量推行新法。正是因为吕惠卿用这种党争的手段将变法派团结起来，这才形成了真正的新党。实际上在此之前变法派并没有后来的团结和坚持，王安石时代的变法派只能算是比较松散的群体，组织能力比起保守派旧党颇为不如。
如果用这个事情来认定吕惠卿背叛王安石，其实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是因为郑侠和王安国早就站在了保守派的立场，而且对王安石罢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才是真正的背叛王安石。另一方面是因为吕惠卿的手段虽然残酷阴险，但都是为了团结变法派，继续推行变法的需要。如果不这么操作，很可能变法派一哄而散，变法就此终结，更不可能有王安石第二次拜相了。因此王安石对这个事情并没发表任何看法，后来与吕惠卿和解的书信中，也对这事表示理解。毕竟自己的学生和弟弟成了变法最大的阻碍，王安石自己也很尴尬。
至于第三种说法，吕惠卿在王安石罢相和复相的过程中搞阴谋，甚至阻止王安石复相，这里面其实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很多人认为吕惠卿这么做是怕王安石抢了他的宰相之位，其实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当时吕惠卿与王安石的确存在隔阂，但这个隔阂与权位无关，而是理念问题导致。王安石主持变法有个宗旨，就是绝不搞党争，把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斗争限制在变法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做法虽然减小了政治斗争的范围，却让变法派吃了很大的亏。变法派在当时根本就没有组织起来，而保守派已经被组织成为旧党的模式。
王安石在全力避免党争，而旧党则利用王安石的君子心态，以党争的手段欺负变法派。王安石之所以被罢相，就是因为以冯京为首的旧党策反了王安国和郑侠。这已经超出朝廷内部讨论事情的范畴，形成了党争的事实。被人以这种卑鄙的手段欺负，王安石能忍受，但吕惠卿却忍不了。吕惠卿的意思是要以党争对付党争，现在政治上打垮了旧党，才能继续推行新法。而王安石不愿意党争扩大化，所以两人才有了理念上的隔阂。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进入政事堂当参知政事，立马把政治斗争推向了党争的层次。
当时新党有着宋神宗的支持，又占据了朝廷的重要权位，势力大增，一时间压倒了旧党。在郑侠案的最后，吕惠卿利用党争手段，把大批旧党官员逐出朝廷，其中包括旧党领袖冯京等人。面对这种情况支持旧党的宰相韩绛坐不住了，立刻建议宋神宗召回王安石，以此来代替吕惠卿。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王安石回来并不是好事，反而容易让新党分裂。是继续采用吕惠卿的以党争打到旧党的策略，还是王安石的与旧党共存的策略，这是个大问题。实际上王安石一回到京城后，也发现了这个大问题的存在。
吕惠卿阻止王安石复相，就是怕王安石放弃党争策略，继续与旧党共存。而事实上旧党根本不可能与新党共存，只要让他们喘过气来，必然会向新党发起攻击，这样变法的成果也会毁于一旦。吕惠卿援引祭祀赦免的旧例，荐王安石为节度使，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由于宋神宗的反对，这个策略没有成功，王安石顺利地复相。至于说吕惠卿用李士宁《仁宗御制诗》案来加害王安石的事情，完全是旧党造谣搞出来的。事实上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王安石已经回到了宰相的位置上。这事就连司马光在自己的《涑水纪闻》中都不采纳，可见可信度并不高。
因为对待新党都理念不同，王安石和吕惠卿还是存在隔阂的，可距离仇怨的程度就太远了。两人之所以产生各种不和，其中有个重要的推手就是王安石之子王雱。王雱曾经和吕惠卿一起负责《三经义》的编写，在新党之中算是比较激进的官员。王雱曾经说过，要解决旧党的问题，把韩琦和富弼的脑袋砍了就行了，可见其激进的政治态度。但是他处理所有事情存在私心，而且有个宗旨便是一切围绕王安石的私人利益展开。当有人触动到王安石的私人利益的时候，王雱便会展开激烈的反击和报复。
王安石复相后很快就发现了朝廷中形势的问题，却一时难以解决。相当一部分新党官员赞同吕惠卿的理念，觉得应该用党争先把旧党干掉。只要旧党不存在了，新法的推行就顺理成章了。王安石认为旧党是干不掉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他认为需要采取温和的手段。于是新党内部意见出现分裂，政治斗争的形势复杂化。为了维护团结，王安石先称病退出，不处理政务。宋神宗好不容易劝回王安石了，吕惠卿又三请外放。实际上两人都看出来了，新党只能留一个领袖在朝廷，否则就会出现分裂内斗的局面。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干出了最为愚蠢的事情。当时吕惠卿的弟弟崇政殿说书吕升卿，因罪事而被遣出京师改任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同时他自己又被御史蔡承禧弹劾他结党误国等数罪。王雱抓住这个机会勾结御史中丞邓绾，上书弹劾吕惠卿，说他兄弟强借华亭富民钱五百万购买田地，与华亭知县张若济居中牟利。这事一出，新党顿时分裂了，吕惠卿因此被迫外放陈州。王安石也被新党官员埋怨，说他默认王雱诬陷吕惠卿。事实上王安石压根儿不知道这个事情，这完全是王雱背着他爹干的。
吕惠卿外放前上书自辨，后来宋神宗把自辨书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才明白其中原委。王安石回家后责问王雱，王雱感到不理解，忧愤成疾导致背疽暴发而死。跟着王雱陷害吕惠卿的邓绾、练亨甫也相继被罢斥，案件终于大白天下。可这个事情也导致新党内部矛盾的公开化，使得王安石在新党中的权威大损。他自己也因此而非常自责，不久之后便选择辞去了宰相之职位。可以说正是因为王雱的瞎搅和，使得王安石和吕惠卿的理念冲突变成公开矛盾，最终让新党出现了内部斗争，让大好的政治形势毁于一旦。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王安石和吕惠卿都是积极推行新法改革的能臣，目的是为了改变若宋的局面，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只是王安石手段比较温和，而吕惠卿则更激烈。面对旧党的阻碍时，王安石选择了容忍，而吕惠卿则是结党反击。这与两人的出身、人生经历等各方面有关，但没有本质性的冲突，更不存在谁背叛谁的问题。反而是旧党在此过程中挑拨离间，再加上王安石身边的人总出问题，才使得矛盾激化了。尤其是王雱策划陷害吕惠卿后，使得两人矛盾彻底公开，新党也因此而出现了分裂的局面。虽然两人在晚年通过书信来往逐渐冰释前嫌达成和解，可惜他们在朝堂上携手抗击旧党的场面却再也不能复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