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中的四个字，梁元吉差点被打死，胡瑗为何安然无恙
在热播剧《清平乐》中，“元亨利贞”这四个字，至少出现了两次。每一次，它都引得轩然大波，也推动了剧情的发展。这本来是出自《易经》中的卦辞，而且是阐述乾卦的，非常重要。但是，在宋仁宗时，皇帝名叫赵祯，这就与“元亨利贞”中的“贞”字读音一致。按照规矩，这是应该回避的，遵循的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国避讳文化。
然而，梁怀吉刚刚入宫的时候年纪太小，刚刚七八岁的他，并不太懂避讳。因为他本名梁元亨，在向太监介绍自己的时候，脱口而出这四个字，也因此招来了大祸。梁怀吉被关押起来，本来应该被打死的，幸亏徽柔的出生，才得以赦免。
这就是《清平乐》中“元亨利贞”四个字首次出现，它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将梁怀吉和公主的命运巧妙联系起来，为今后剧情的做出了暗示和铺垫。必须要说的是，这只不过是小说家和编剧创造出来的故事而已，史书并无记载。然而，后面另外一个剧情，却是有出处的。
那是在电视剧的第57集，宋仁宗要去国子监听老师给太学生讲课，徽柔缠着父亲也要过去，实际上就是想和曹评约会。当时，讲学的老师是胡瑗，他所讲的是《周易》，却面不改色地说出了“元亨利贞”这四个字。当场一片哗然，不光学生、侍卫、宫女、太监侧目，就连宰相文彦博也发出疑问：怎么不避国讳？
大家的疑惑自然是有道理的，然而胡瑗却不慌不忙地向宋仁宗拱手：“临文不讳！”电视剧中的宋仁宗默然颔首，表示同意。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居然让胡瑗在众目睽睽之下安然无恙呢？
原来，避讳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来，在唐宋时达到一个高潮，元明时期没有那么讲究，但在清朝时又形成了第二个高潮。避讳本来是为了表达对于君王或者长辈的尊敬，并不直呼其名，而改用其它的字代替，或者将原字增删笔画。
然而，人们逐渐发现，随着避讳的讲究越来越多，需要避讳的人越来越多，将很大程度上对文化传播极为不利。因此，有人提出了在某些场合不必避讳的主张。比如西汉戴圣就在《礼记·曲礼上》说：“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
这是他提出的三种不必避讳的情形，指的是在写诗书的时候不必避讳，解释经典文章时不必避讳，在家庙、宗庙祭祀时不必避讳。然而，这也只是他的见解，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执行。在家庙、宗庙中，本来就是祭祀祖先，如果避讳，那岂不是把祖先的名字都搞错了？所以，这一点得到了接受，没看到哪个祠堂的神位为了避讳故意写错祖先的名字。
写诗书时不避讳却没有能够做到，戴圣的本意是为了让文化传承不受影响。可是，许多封建朝代的文字狱，都是从诗词文章中挑毛病，那些政敌盯得就是诗文，不避讳就会被人不明不白弄死。所以，文人写诗文时相当谨慎，不可能不避讳。
临文不讳，其实也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到底避讳不避讳，也全靠个人。比如唐高宗李治就曾经专门写过一篇《临文不讳诏》，主张“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
《清平乐》中的胡瑗不避讳，则是出自《道山清话》的一则趣事：
庆历中，胡瑗以白衣召对，侍迩英讲《易》，读“乾，元亨利贞”’，不避上御名，上与左右皆失色，瑗曰：“临文不讳”。
《清平乐》的编剧非常用心，将北宋仁宗时期的诸多文人掌故都灵活穿插在其中。此时的胡瑗确实没有避讳，但史料中的宋仁宗并没有像剧情中那么淡定，反而与别人一样大惊失色，这也说明“临文不讳”并没有那么流行，否则就不会如此不淡定了。
有趣的是，《道山清话》马上提到了胡瑗的另外一件事：
后瑗因言《孟子》“民无恒产”，读为“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一字。”盖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积久而读熟。
原来，后来胡瑗在与宋仁宗讨论《孟子》的时候，将其中“民无恒产”中的“恒”字，读为“常”字。宋仁宗没有忘记胡瑗上次不避讳的事情，微笑地说：“这里却避讳了”。这是因为宋仁宗的父亲宋真宗叫赵恒，胡瑗是为了避先皇的名讳。而且，唐穆宗叫李恒，从那时候《孟子》中的这个字就改为了“常”，所以胡瑗也从小读习惯了。
但是，作为北宋一代大儒，胡瑗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字本身是由恒字避讳而来。所以，所谓“临文不讳”也不过是并不一定遵循的规矩。更有意思的是，后来宋仁宗打算让胡瑗担任编修官，修订国史。因为他的祖父叫胡修，他为了避讳坚决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