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为何二世而亡？孙皓晖：两千年的主流说法不对，一切都是偶然

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原因，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谜团。一般主流的观点认为，秦行暴政，竭泽而渔，最终逼得人民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推翻了暴虐的秦王朝，建立了施行仁政的大汉王朝。

以人类文明史作横向对比，秦政是同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大体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的残酷暴烈，与秦帝国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举凡人类在自然经济时代的野蛮标志，都是西方罗马帝国及中世纪时代的专属物：斗兽场、奴隶角斗士、初夜权、奴隶买卖制、领主私刑制、贞操带、以掠夺为实质的宗教战争，等等等等，其触目惊心，其阴暗恐怖，尽出西方落后文明。相比于西方罗马帝国，秦帝国的文明水准至少超过半个时代，或者说高出半个社会形态。

孙皓晖说，所谓“暴秦”，乃是六国复辟势力炮制出来的历史谎言。最早的“暴秦”二字出自陈胜起义之后的陈郡六国遗老之口，他们极力劝说陈胜称王，并大肆称颂其反秦举事是“伐无道，诛暴秦”的大业。这是原六国贵族阶层第一次对秦帝国总体冠以“暴秦”之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暴秦”说。

陈胜称王之后，这些人被分封各地，他们很快脱离了陈胜的掌控，自立为王，所作所为比秦人更胜百倍。比如被后世称为英雄的项羽，动辄就要屠城和杀降。秦人征战百年，只有白起杀过赵卒四十万。即使被当时称为尊厚长者的刘邦，屠城也是家常便饭。这两位尚是如此，其他诸侯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孙皓晖说，秦帝国的灭亡，纯属“偶然”，而非历史的必然。

第一，秦始皇本想传位于“刚毅武勇，信人奋士”的公子扶苏，不料扶苏因为力劝施行仁政而得罪了晚年由于吃仙丹导致中毒而情绪极度不稳定，甚至精神偶发错乱的秦始皇，将他贬到外地，远离了权力中枢。

第二，秦始皇最后一次大巡狩，竟然在二十几个皇子中独独带了最为无能且年龄最小却最为冷酷无情的胡亥。胡亥后来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把所有的哥哥姐姐都杀了。如果秦始皇带的不是胡亥，而是别人，那么赵高和李斯就未必能够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

第三，秦始皇最为器重的赵高和李斯竟然为了一己私利而擅发遗诏，扶持胡亥继位。以赵高前期的表现与功绩，始皇帝对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唯其如此，赵高的人性之恶变突然发作，并无必然性，确实是一种人性突变的偶然性。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绩与杰出才具，以及在几次重大关头表现出的坚定抉择，实在不可能想象他会与赵高这个“刑余之人”同流合污。

孙皓晖说，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大秦帝国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个时代。不幸的是，作为统一帝国的短促与后来以儒家观念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刻意贬损，秦帝国在“暴政”的恶名下几乎湮没在历史的沉沉烟雾之中。

两千年来，在对秦帝国的描绘评判中，旧的正统意识形态与旧的民间艺术异曲同工，或刻意贬损，或肆意涂抹，悠悠岁月中众口铄金，中国文明正源的万丈光焰竟然离奇地变形了。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也是中国文明的悲剧——一个富有正义感与历史感的民族，竟将奠定自己文明根基的伟大帝国硬生生划入异类而生猛挞伐。

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也是中国文明的悲剧。虽然悲剧的深远阴影正在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渐渐淡化，但是国人对秦帝国的了解依然朦胧混沌。尽管万里长城、兵马俑、郡县制、度量衡以至我们每日使用的方块字（请注意，人们叫它“汉字”），都实实在在地矗立在那里，人们观念的分裂却依旧如斯。

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包容裹挟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她崇尚法制，彻底变革，努力建设，统一国家，统一文明，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最伟大的帝国革命，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使中国农耕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型。

这种强势生存精神，可以概括为六个基本方面：其一，彻底的不断的变法革命，以激发民众最旺盛的活力与国家最强大的实力为生存之本。“求变图存”，此之谓也。其二，对外部野蛮民族与愚昧文明的冲击，实行“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战略。其三，整合统一，霸气巍巍。其四，统一架构文明载体，使不同习俗的民族分支在同一文明载体下凝聚起来。其五，兼容并蓄，消解融会外部流入的不同文明。其六，崇尚法制，实行英才治国。

在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帝国所编织的统一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

这些，就是《大秦帝国》要用故事去表现的最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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