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爆发灾情，范仲淹大兴土木、抬高粮价，灾民为何却好评连连？
中国自古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为灾民的问题头疼。
在如何处理灾民的问题上，绝大部分的统治者选择的解决办法是直接赈济。要么减免一定年限的赋税徭役减轻灾民的负担，要么开仓放粮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北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在浙江任职，正巧赶上了当地灾情。身为地方的父母官，处理灾民问题是范仲淹的责任。
然而范仲淹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开仓放粮，而是开办大型游玩活动、鼓励修建寺庙，甚至抬高了粮价。
看似荒谬的做法，不但没有遭到灾民的反对，而且得到了灾民的好评，为什么？
以工代赈，大兴土木为灾民提供工作
一般来说，地方发生灾情，地方官都会四处筹措钱粮，然后用低价甚至者免费的方式将粮食送给灾民。
这个方法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范仲淹认为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从长远来看，这对百姓以及朝廷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
设想，如果每次发生灾情，朝廷都会无偿帮助灾民。时间一久，百姓一定会依赖朝廷的救济，朝廷不是万能的，并不一定每次都能做到及时救济。
如果出现问题，那么就会出现饿殍遍野的情况，进而发生大的起义活动。普通百姓蒙受损失，朝廷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范仲淹当然可以学其他人开仓放粮，不过他认为还不到那个时候，以江浙地区的富裕，完全有能力依靠自身的经济渡过这次难关。
灾民得不到救济，主要问题出在当地富人的身上，如果他们肯出钱出粮，那么当地的灾情自然会平稳度过。
然而让富人出钱出粮，无异于从这些人身上割肉，弄不好还会激化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矛盾。
为此，范仲淹想了很多办法，他要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以让富人主动出钱，而且还能让灾民得到好处。想了许久，范仲淹还真的想出来一个办法。
一段时间以后，范仲淹以地方父母官的名义组织大型划船比赛。
江浙一带是出名的水乡，当地人熟悉水性，而且很多人都擅长划船，每逢佳节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划船的方式庆祝节日。
虽然不知道范仲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对于划船比赛这样的事情，江浙一带的人是不会拒绝的，能参加如此盛大的活动，是他们的愿望。
于是不久后，本该是灾区的浙江却是一幅载歌载舞的景象，无论是富人还是灾民，全都参与了由范仲淹组织的大型划船比赛。
奇怪的是，这种劳民伤财的活动，并没有引起当地灾民的反对，而且还得到了他们的一致好评，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举行划船比赛的核心是船，而且还是浙江人的传统，所以富人会乐意出钱造船。
范仲淹举行的是大型划船比赛，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大型船只，所以就需要很多的工人去砍伐木材然后制造船只。
对于富人来说，这些钱只是毛毛雨而已，但是对于灾区的灾民来说，这是可以活下去的办法。于是很多灾区的灾民争相造船。
因为是灾年，所以工人的价格要比平时低。
富人和商人一样都是无利不往，看到能省钱，他们自然也就更加乐意造船然后参加比赛了。一来二去，灾民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
因为当时的灾民比较严重，所以仅靠一场大型的比赛活动去赈济灾民是不够的，灾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范仲淹的预期。
所以范仲淹必须再想出一个办法来，要不然灾情还会继续扩大。想来想去，范仲淹就又想出一个好点子。
北宋仁宗时期，浙江一带的人都很崇尚佛教，尤其是当地的富人，每逢大事小事，都会去寺庙虔诚祈福，也因此出资修建了不少的寺庙。
范仲淹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他就找到了当地寺庙的住持，向他们讲清楚了其中的利害关系，然后让他们出面，鼓励富人出资修建更多的寺庙，这样就可以为富人积攒更多的功德。
这个说法在现在看来是荒诞的，但是在当时有很大的说服力。果然，在这些住持的游说下，浙江的富人纷纷出钱修建寺庙。
修建寺庙和大型的造船活动一样，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材料。在灾荒之年，获得一份工作是十分不容易的。
所以只要富人愿意出钱，那么灾民会争先恐后地去工作，毕竟这是可以活下去的唯一的办法。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灾荒之年工人的工资要比平时低，但是吃饱饭肯定是没问题的。
有了大型划船活动和修建寺庙带来的巨额经济补偿，让浙江的灾民们有事可做也有饭吃。
尽管范仲淹的办法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但是结果是好的，所以当地的灾民不但没有反对范仲淹，而且称赞他是一个好官。
一段时间以后，当地的富人看到工人的工资比较低，因此也趁着这个机会，花钱雇工人替他们修建粮仓以及房屋，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灾区的经济情况，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灾区的百姓称赞范仲淹，可是朝廷的官员可不是同样的态度，他们多次上奏皇帝，声称范仲淹是趁机中饱私囊，建议严惩范仲淹。
为此范仲淹不得不上奏解释，费了好大一番工夫，才解除了这场政治危机。
抬高粮价，为灾民提供低价的粮食
灾荒之年容易出问题的不只有灾民，还有商人和官员。每逢发生灾情的时候，就会出现物价飞涨的情况，同时还有负责赈济的官员贪污腐败的现象。
这些问题都是很严重的，也是范仲淹没有选择直接赈济灾民的原因之一。
如果想要稳定地结束灾情，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稳住粮价，或者尽可能地降低粮价，这样灾民才能有饭吃。
如果粮价飞涨，灾民就算是有工作能赚到钱，但是也买不到多少粮食，一样会出现饿死人的情况，而且收益的只有那些个投机倒把的商人。
一般来说，官府稳定粮价的办法就是通过律法强制执行，或者将官仓的粮食低价出售，然后逼迫高价出售的粮食降价。
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办法，其实都很难实施。
律法是不得已的办法，而且官府人手有限，不可能盯着每一家商户，外加黑市也有粮食出售，官府鞭长莫及，灾荒之年肯定是管不过来的。
至于第二个办法，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绝对不是长久之计。
官仓中的粮食有限，和商人的粮食比起来，那就差得远了，如果官仓的低价粮食都卖完了，商人的粮价还没降下来，那么官府就没办法控制粮价，这时候就会出现大问题。
范仲淹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他觉得开仓放粮或者低价出售粮食都不是最优解，他有更好的可以稳定粮价的办法。
一段时间之后，范仲淹宣布了一条命令，他命令提高浙江地区的粮价，并且高出标准价格。除此之外，范仲淹还派人到处散布这条消息，目的是让那些有屯粮的商人都来浙江赚钱。
果然，那些有屯粮的商人听说在浙江卖粮食有利可图之后，纷纷带着自己的屯粮到浙江。
商人无利不往，尤其是那些被利益冲昏了头脑的商人，他们为了赚钱会不择手段，就更不用说趁灾荒赚差价了。
这些商人来到浙江以后，就真的开始以范仲淹定下的高价开始出售粮食。
许多人都不知道范仲淹到底想要干什么，甚至一些激进的灾民开始反对范仲淹，认为范仲淹和那些商人互相勾结打算赚浙江的钱。
渐渐地，这些声音就传到了朝廷，很多原本就对范仲淹有意见的人就开始上疏弹劾，认为范仲淹辱没朝廷的名声，而且还要追查他官商勾结的事情，然后严惩。
无论是灾民的反对还是朝廷的责问，范仲淹都不是很在意，甚至那些官员对他的攻击，范仲淹都没放在心上。他只是回答了朝廷的问题，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等到所有的粮商都确定在浙江出售粮食可以赚取暴利，而且认为其中没有问题的时候，范仲淹就启动了他的第二步计划，低价出售官仓的粮食。
官仓的粮食虽然不多，但是低价出售的话，也能坚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灾民一定会购买官府出售的低价粮食，而不会购买粮商出售的高价粮食。
而且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粮商没有退路可走，因为很多粮商都是花了大代价来的，缴纳了很多的税款，甚至是不惜高价雇佣人手和交通工具才来的浙江。
如果就这么回去，会蒙受更大的损失。
官府可以一直坚持，但是粮商是没办法坚持的。因为没有人知道官仓的粮食到底有多少，也没人知道官府可以坚持多久，就算是浙江官仓的粮食卖完了，官府还可以调粮食。
如果一直这么耗下去，受伤的就只有那些闻风而来的粮商了。
这时候，那些粮商才知道中了圈套，但是想要抽身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和官府一样低价出售粮食，这样还能收点本钱，要不然就真的血本无归。
他们是耗不起的，在古代，粮食的存储需要很高的成本，而且时间太长，再好的粮食也会贬值，所以他们只能含泪赔本出手。
有了粮商的低价粮食，外加大型比赛活动和修建寺庙的支持，浙江的灾情就在无形中化解了。当地百姓称赞范仲淹的功绩，那些攻击他的官员，也只好放弃。
庆历新政，因触动权贵利益离开中央
不难发现，范仲淹是一个很有政治才华的人，然而这样有才华的人，竟然只是一个地方的父母官。那么，为什么范仲淹没有在中央任职呢？以他的才能，当一个宰相不成问题。
其实在去浙江担任父母官之前，范仲淹曾经担任过北宋的参知政事，也就是宋朝的副宰相。范仲淹之所以会去浙江，和一场政治变革有关。
这场政治变革叫庆历新政，发生于北宋仁宗时期，以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首，想要通过变法改变北宋的弊病。
庆历新政的许多措施都是对国家有益的，然而对国家有益，意味着会触动权贵的利益，尤其是北宋的士大夫阶层，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仁宗一开始是支持庆历新政的，对于范仲淹提出的十条改革措施采纳了九条，没被采纳的那一条是因为和军队有关，所以需要再商榷。
北宋建立以来，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官员太多，花去了国家大量的财政。
到了仁宗时期，官员的薪俸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大负担，面对北边的威胁，北宋很难给予军队足够的支持。
外加北宋军队制度的原因，导致北宋军队在北方的战役中屡战屡败，仁宗为此忧心忡忡。
所以范仲淹的改革，目的就是为了裁掉大量无用的官员，尤其是通过门荫或者纳粟等方式获得官位的官员。
通过这两种方式获得官位的官员，大都是无用之人，不仅耗费国家的财政，甚至拥有不纳税的特权，对国家的财政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这些人的背后是庞大的文官集团，范仲淹的改革正是和文官集团作对，所以庆历新政只维持了一年就以失败告终。
范仲淹不得不离开中央去地方任职，于是就有了后来治理灾情的故事。
看待问题时要多想几步，所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实的，真相往往隐藏在深处，需要通过不断探寻不断思考，然后才能得到。
如果只停留在表面，大概率会被假象欺骗，从而蒙受更大的损失。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有所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