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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新法有何问题,为何司马光和韩琦强烈反对?

所属分类:历史人物 编辑:月照一天雪 访问量:2241 更新时间:2024/1/16 9:12:06

宋神宗熙宁变法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引得朝野震动,遭到了朝廷上下各级官员的普遍反对。于是王安石收到整个文官集团的攻讦,拉开了北宋新旧党争的序幕。在反对变法的文武大臣中,表现最为激烈的是司马光韩琦两位重臣。他们带领群臣和王安石公开辩论,要求他废除新法。而王安石的意志非常坚定,逐条批驳了对方的言论,双方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对于他们的矛盾冲突点,后世的历史学者们争论不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结论。本章节就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与司马光、韩琦的保守派官员的政见矛盾,进行一下初步的解析。

王安石推行熙宁新法,其主要的理念是“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这个理念贯穿了这次变法改革的始终。王安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富国强兵,解决宋朝面临的国势日衰的问题。从理念上来看是很好的,道德上也是占据制高点的,但却遭到了朝廷官员的普遍反对,这让很多人感到不解。很多历史教科书的评价只有一句,说这次改革侵犯了保守势力的利益。但书中并没有解释,王安石是如何侵犯保守势力利益的,保守势力又吃了什么亏?而这两个问题,才是司马光、韩琦等保守势力官员拼死都要将王安石拉下马的关键所在。

很多的书中提到了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恶果,认为这次变法是恶法弊政,所以才遭到了司马光和韩琦等重臣的强烈反对。可是仔细地从变法的过程看,这种说法完全是断章取义和避重就轻的,也是在对司马光、韩琦等人的曲笔回护。王安石变法的确有很多不妥的地方,也对老百姓产生了一些危害。但这些危害从根本上看,与变法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社会和朝廷腐败导致的。比如变法中的青苗法本是对老百姓很有用的条例,也是帮老百姓度过难关的法律。但最终却在社会和朝廷的腐败下,变成了危害百姓的恶法弊政。

青苗法也叫“常平新法”,是起源于唐朝常平仓旧法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有常平仓制度,国家在各地设常平仓、广惠仓等储存粮食,用来在各种自然灾害引发饥荒时用于赈灾。到了唐朝后期,为了平抑市面上的粮食价格,也为了给皇帝挣钱,常平仓的粮食可以在市面上流通。当粮食丰产导致谷贱伤农时,常平仓大量收购粮食。当粮食减产导致城市里粮价飞腾时,常平仓售粮以平抑粮价。这个制度本是很好的,但到了宋朝的时候已经走形了,成了官员们中饱私囊的制度。于是王安石提出对这个制度进行改革,这便是青苗法。

古代农业是靠天吃饭,所以老百姓常有青黄不接的时候。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向大户和高利贷者借贷度过饥荒。这些借贷的利息很高,让老百姓陷入债务陷阱之中,使他们受到极大的损害。王安石改革常平仓旧法,让官府组织利用常平仓和广惠仓的粮食低息放贷。这既能帮助老百姓度过难关,也能让朝廷财政有所收益,算是双赢的善政。可因为社会和朝廷的腐败,使得执行这个制度的官员利用其中的漏洞欺压百姓,让这个善政变成了恶法。而反对变法的领头者司马光、韩琦等人便裹挟了这股民意,向王安石发起政治攻势。

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青苗法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官员腐败身上。比如有的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强行升高青苗法借贷的利息。也有的官员用权力强迫百姓借贷,搞得百姓苦不堪言。甚至有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拖延放贷的时间,而让老百姓承担更多的利息,老百姓深受其苦。而这些官员甚至官商勾结,将手伸进青苗法的利息中,各种贪污腐败横行。由于强行摊派的现象严重,官府又利用权力威逼压榨,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但从根本上看,这些危害并不是新法本身的问题,而是宋朝建国百余年来吏治败坏导致。

青苗法还有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宋朝经济结构的不统一,造成了执行的困难。宋朝北方以土地经济为主,老百姓绝大多数是靠天吃饭。而南方则已经有了繁荣的商品经济,民间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非常发达。青苗法的一刀切,在南北差异的面前出现了水土不服。北方由于是土地经济,大量的粮食掌控在大地主手中,常平仓和广惠仓的能力非常有限,这给青苗法的推行造成了阻碍。南方经济活动发达,粮食产量也远超于北方,所以常平仓和广惠仓有充足的余粮进行青苗法放贷。这样的差别,也使得青苗法在南北方推广产生差异和问题。

实事求是地来讲,这些问题并非是不能解决的。如果能够通过调整青苗法的执行细节,加强监督反腐,是能够使青苗法成为真正的善政,让老百姓和朝廷获得双赢得实惠。但是在青苗法的推进过程中,保守势力的官员从中作梗,让这个善政走向了恶法的一面。从各种史料来分析,司马光和韩琦在其中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在整个新法的推行过程中,这两位宋朝名臣,也是朝廷重臣,并没有起到忠君爱国的作用,反而做出了大奸大恶的行为。他们为了推翻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而不择手段,不惜残害百姓,可以说是罪大恶极。

司马光作为当时朝廷的御史中丞,对新法在推广过程中的问题负有重大责任。御史中丞是宋朝台谏体系的领头人,有着监督百官和对国家政策查漏补缺的责任。而司马光在新法推广过程中,完全是处于渎职的状态。他不但没有积极配合王安石处理新法的弊端和不足,也没有加强监督官员,处理新法在推广过程中产生的腐败问题。他组织了大量台谏官员弹劾王安石,发起政治斗争,让整个台谏体系处于瘫痪状态,使新法推广时贪腐横行,给老百姓造成极大的灾难。正是由于他的纵容,才使地方官员肆无忌惮地利用新法漏洞残害百姓。

韩琦是三朝老臣,当时十几年的宰相,在宋朝的政治体系中拥有极高的影响力。他虽然在宋神宗即位后远离了朝廷中枢,但在地方上依旧有着说一不二的话语权。由于北方土地资源兼并严重,大量的粮食和财富积极在各大家族手中,使得地方官府在推广新法时拿不出更多的资源。作为国家的柱石老臣,韩琦本应表现出公忠体国的一面,为富国强兵尽一份力。可是他作为北方有数的大地主家族,领头反对地方的改革措施,在经济上挤兑改革,挑拨其民怨沸腾的舆情,以此来裹挟民众攻击变法,企图逼迫王安石下野。

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人的起头,士大夫阶层的官僚们才敢于正面与王安石做对,阳奉阴违的破坏变法。即便是宋神宗出面力挺王安石,也压不住这些自私自利的官僚们,甚至使得政治斗争有了失控的风险。可以说从整个变法的过程看,司马光和韩琦作为保守势力的首领,不但没有做出忠于国家和朝廷的行为,而且是大奸大恶自私自利。从历史上的记载来分析,他们之所以敢于如此强硬与皇帝和宰相硬顶,其根本依托便是宋朝强大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维护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也是他们自己家族的利益。

实际上从整个变法过程中司马光和韩琦的行为来看,也体现出他们道貌岸然下藏着的虚伪面目。司马光和韩琦反对变法,表面上的理由是新法与民争利,侵夺官员权利。只从这两个理由看,可以以说明他们的虚伪。他们认为新法与民争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新法的确是在与士大夫阶层争利。由于宋朝土地兼并严重,尤其是全靠土地农业经济的北方,土地兼并尤其严重。大量的老百姓为了生存只能依附于拥有土地的大地主,于是这样的大地主成为了地方上说一不二的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着很大的话语权。

王安石推行的熙宁新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士大夫阶层对地方的统治,让他们盘剥百姓的手段受到很大的遏制。以青苗法为例,在青苗法实施前,地方百姓只能以高利贷的方式向大户人家借贷。经过多次借贷盘剥后,百姓不得不出卖祖产还债,这就造成了大量的土地兼并和流民。而青苗法则要求官府低息用常平仓和广惠仓的粮食向百姓借贷,同时由当地的大户做担保。如此一来,大户就不乐意了,他们不但赚不到高利贷的钱,反而要负责帮借贷的百姓想办法还债。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地方的大地主们自然强烈反对。

通过这样的方式削弱的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后,朝廷能够得到更多的财政收入,百姓能够缓解生存压力,这对于国家是双赢的。而士大夫们对地方的掌控也会松懈掉,这更加有利于国家大政方针在地方的实施,也有效减少了文官集团对国家和朝廷权利的把持。新法正是符合王安石“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的理念,对国家和朝廷是很大的益处。所以这种新法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士大夫阶层争利。司马光和韩琦的理由不过是裹挟百姓,以此来粉饰自己得利的合法性。实际上他们这些大地主家族得利,根本上讲就是宋朝政策性腐败造成的结果。

关于新法侵夺官员权利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了。国家的权力是公器,不是哪个人私家的东西。国家给官员授权管理地方和朝廷事务,自然有收回权力的手段。司马光和韩琦的这种论调,典型的把公权当私权来用,简直就是公私不分,道德败坏了。一旦公权满足不了官员的贪欲时,这些官僚虚伪的面目就被扯下来了,贪心不足蛇吞象的嘴脸暴露无遗。由此可见,韩琦作为北方有数的大地主家族,其庞大的家产来历是如何的?他把持宰相之位十余年,通过腐败政策给家族捞取的“合法利益”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的。

综上所述,韩琦和司马光等人反对新法并非为了国家和百姓,而是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破坏新法,其根本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被新法所削弱。其实另一位保守派领袖文彦博说得最直白,他在回答宋神宗的提问时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这句话完整的诠释了这些士大夫官僚贪婪成性的嘴脸。在他们眼里,百姓就是被盘剥的牲口,根本不用管其死活的。从这个方面看,文彦博好歹是真小人,而司马光和韩琦是典型的伪君子。面对这样满朝的伪君子和真小人,王安石变法不能成功,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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