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创作《史记》有什么影响
司马迁是个官二代，父亲司马谈官居太史令，是个学富五车的学者型官员，更是个鸡娃狂魔。别人家孩子还和尿泥玩的时候，司马谈已经为儿子规划好了人生，要让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史官、写出一部伟大的史书。
为了不让儿子输在起跑线上，司马谈从小就对儿子精心培养，他不但把自己的满腹绝学都传授给儿子，还给儿子延请了名师，董仲舒、孔子后人孔安国这些学界的重量级人物都成为司马迁的授业恩师。司马谈还千方百计找来一般人都看不到的孤本善本珍本书籍，让儿子阅读。年龄稍长，他又安排儿子坐着驿站的传车，遍行天下考察游历，去亲手搜集鲜活生动的第一手史料。
游历结束之后，司马迁回到长安，顺利入仕得到了郎中的官职。在京中任职，接触的都是顶尖人才，谈笑皆鸿儒，司马迁更加开阔了眼界，学识也是突飞猛进，万事俱备，父子俩开始了史书的创作。
然而不久，司马谈病重，弥留之际，他给司马迁留下了重磅遗嘱，司马谈对儿子说：咱们司马家在上古时期就曾经阔过的，周朝时就世代当太史，成为史官世家，可惜后来衰落了，我有志写一部通史，重振家族荣光，可惜天不假年，现在我没有时间完成这个愿望了，小子，你要写出一部伟大的史书，完成我的遗愿。司马迁在病榻前流着眼泪，郑重地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
父亲去世后，司马迁接班顶岗，成为了新一任的太史令。毫无先兆的，一场横祸向司马迁逼近。
起因是汉武帝天汉2年，在大汉对匈奴的战争中，汉朝失利，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在战斗中兵败被俘，投降了匈奴。司马迁认为李陵在作战中是很英勇的，功劳还是很大的，他是在弹尽粮绝、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力尽被俘，他投降只是权宜之计，有机会还会回来报效朝廷的。结果惹得汉武帝大怒，认为他给李陵辩护，就是污蔑贰师将军，就把司马迁下狱议罪，酷吏们见风使舵，就为这一句话，判了司马迁死刑。
司马迁被判死刑，冤不冤呢？说冤也不冤，这要从贰师将军李广利说起。李广利是汉武帝的二舅子，李家兄妹都能歌善舞，大哥李延年有一次给武帝表演歌舞的时候，唱了个新曲：“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武帝听后感慨了一句：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佳人啊！有人立刻接嘴：李妹妹就是这样的佳人，武帝一见佳人，果然美貌，纳为宠妃之后，当然也要对舅子们有所表示，大舅子李延年被封协律都尉，汉武帝想给二舅子封侯，但封侯总得有点功劳，汉武帝于是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让他到西域大宛国的贰师城去抢夺汗血宝马，这是给李广利送业绩的。
可惜不是每一个外戚都是卫青、霍去病那般的人物，李广利不但能力平平，人品还差，用了四、五年时间，葬送了上万汉家儿郎的性命之后，总算抢了几匹些汗血宝马回来，李广利虽然被封了侯、升了官，可威信并不高。
这一次的作战中，很多将领都不愿意被派去给李广利当下属，以各种借口要求改派，李陵也是。汉武帝也看出了李陵的心思，虽然最终同意了李陵的作战方案，但是克扣了他的战马。
李陵带领不到五千的步兵深入匈奴的王庭，同单于的精锐主力连续作战十余天，杀死的敌人超过自己军队的人数，以致单于“震怖”，调动全匈奴的兵马，出动了所有会射箭的人，共同包围、攻打李陵，李陵的兵士死伤无数，“矢尽道穷，救兵不至”，箭射光了，进退无路，援兵也不来，李陵无奈之下投降。
汉武帝的逻辑是：司马迁替李陵辩护，就是把战败的责任推给李广利，而指责李广利，就等同于攻击皇帝陛下大搞裙带关系、用人失察。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你连皇帝的毛病都敢找，杀你也就不冤了。
事情真是这样吗？司马迁在给朋友任安写的书信《报任安书》里，详细解说了这件事。司马迁说：自己没有什么功劳，仅仅凭着父亲的一点余荫，皇帝就让他在京城当官，所以他对皇帝充满了感激，二十多年来，他兢兢业业，奋不顾家，也没时间跟朋友交游，“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以求亲媚于主上”，一心一意只想得到皇帝的认可、垂青。
他跟李陵并没有私交，“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只是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李陵忠孝信义廉，恭俭礼让，能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之风，他认为李陵降敌有不得已之处，而且找到机会就会回报大汉。
看到皇帝因李陵之败“惨凄怛悼”，他很心疼皇帝，“仆怀欲陈之，然未有路”，他想去安慰皇帝、开导皇帝，可一直没有机会。“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正好碰到皇帝问询他的看法，他就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分析、表扬了一下李陵，他本是想宽慰皇帝、为皇帝排忧解难的，“明主不晓，以为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没想到皇帝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太清奇古怪了，竟然勃然大怒，立刻把他下狱，交给有关部门问罪。有关部门根据皇帝脸色的阴霾程度，用“诬上”这个罪名，给他判了死刑，皇帝“卒从吏议”，核准了他的死刑。“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他一片忠心赤诚，终于没有表达的机会了。
司马迁真不是故意去批皇帝的逆鳞，触怒皇帝的！奈何天威难测，雨露雷霆尽天恩啊！
当时免除死刑有两个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家贫，拿不出钱来。士可杀不可辱，司马迁真想一死了之，可想到父亲的嘱托，想到未完成的史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有着超人意志和抱负的司马迁还是选择了接受腐刑。
其实后来，汉武帝认可了司马迁的看法，还专门派人去过匈奴，试图接李陵归汉，当然，李陵因为全家满门都被汉武帝杀光，无法再面对这伤心之地，最终没回来。对于司马迁，汉武帝真就把他当成了太监对待，刑后，给他安排了一份太监的工作——中书谒者令。
如果没有发生李陵之祸，司马迁也能写成《史记》吗？答案是肯定的，修史毕竟是他们父子两代人的理想和志向，是他们史官世家的职责和使命。那么，李陵之祸对《史记》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呢？
腐刑造成的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屈辱都是难以承受和想象的。“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受难的那一段日子，关在牢狱之中，手脚被捆在一起，被木枷锁住、被绳索捆绑，皮肉暴露在外，受着棍打和鞭笞，以致吓得看见狱吏就叩头触地，看见牢卒就恐惧喘息，从身体到精神，都被摧残得惨不忍睹。
更要命的是，受了腐刑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男人，被社会排斥，被同乡朋友不齿，甚至被视为侮辱祖先，死了也不能入祖坟。刀锯之余，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掉了，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掉了，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场遭遇之后，司马迁精神都恍惚了，痛定之后，他重新思考人生，观照现实，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都反映到《史记》的创作上。
司马迁对史书的创作方式有所变革。史书的写作是有一定规范的，要求简洁、真实，史官一般不能表露自己的态度，即便想要有所褒贬，最多也只能“微言大义”，即所谓“春秋笔法”，司马迁打破了当时史书体例的规定，“发于情，肆于心”，他不仅仅记录历史，还阐述了自己对历史的态度。在语言上，更是文采峭拔，激情充沛，把干巴巴的史书写成了华丽丽的议论文、抒情散文。
司马迁写屈原，几乎就是在写自己。“信而被谤，忠而见疑，能无怨乎？”他与屈原的遭遇何其相似？喜怒无常、专横残暴、刻薄寡恩，汉武帝又与当年的楚王何异？司马迁利用《屈原贾生列传》的创作，抒愤懑、遣牢骚、寄忧思，凭心而言，此后，屈原就以太史公解读的面目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难怪鲁迅赞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塑造了许多平民英雄的形象。在聂政、荆轲、朱家、郭解这些视死如归、英勇无畏的孤胆英雄身上，寄托着司马迁的理想——强权政治下，诉告无门的人们反抗强暴的理想。在现实世界里，面对汉武帝的强权，司马迁无可奈何，他只能通过这种创作，从精神上对抗汉武帝的独裁残暴，从而寻求一种心理平衡。
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对那些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含辱忍垢的不屈之士，倾注了更多的理解、同情和敬意，这些人物的身上，都能找到司马迁自己的影子。可以说，没有李陵之祸，就没有今天的《史记》，这也是《史记》不被统治者所喜，被斥为“谤书”的原因。
李陵之祸改变了司马迁的功利观。司马迁在《史记》中，反复不断强调功成身退，列举了很多例子，商鞅、白起、文种、韩信这些人都立下不世之功，但都下场悲惨。在中国文化中，是有“建功立业”传统的，功名的观念在士大夫阶层根深蒂固，之前的司马迁，也是积极进取、渴望富贵闻达的。李陵之祸中，无论李陵的遭遇，还是他自己的遭遇，都让他寒透了心，“伴君如伴虎”的噩梦挥之不去。兼济天下的热血未冷，争荣夸耀的心意已灰，能像范蠡、张良那样，“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功成而后身退，是司马迁无奈的选择，也是他无言的反抗。
李陵之祸，使司马迁的思想更加深刻、透彻，情感更加饱满、炽烈，成就了《史记》成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