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怀才不遇被贬谪？真相：他被新旧政治集团，都视为眼中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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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的列侯之国策和侯国迁移策的实行，遭到了列侯们的强烈抵抗。
一、诸侯之国策的反响
据《汉书》卷四文帝纪，三年十一月，文帝下诏曰：
“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
可知，自文帝二年十月发布列侯之国诏以来已一年有余，在京之列侯们并未离去，文帝不得不发布第二道诏书催促他们离京，并将丞相周勃解任令其带头之国。
侯国迁移策，其执行也并不顺利，据《汉书》卷四十四淮南王传，薄昭致刘长书曰：“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可知其至少是遭到了诸侯国王的抵制的。
周勃于文帝三年十二月被解任，离开京城长安回到自己的封国绛，想来，其他列侯，有周勃之例在前，也不得不怏怏离京之国，远赴他乡。列侯之国令，在整个文帝期间，一直施行，直到景帝后二年方才解除。
另一方面，文帝以优惠的条件补偿各诸侯王，也使侯国迁移策得以实现。上引薄昭致刘长书又曰：“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
就是讲通过迁徙在淮南国内的侯国到汉郡一事，淮南国得到了三个县的实惠。在当时之一百四十以上的侯国中，可以肯定被迁移过的，至少有马王堆墓主轪侯之封国轪国，汉代第一任丞相萧何之封国鄼国，其他分布于诸侯王国中的侯国，当也都被迁移了。
二、贾谊的起用与贬谪
贾谊的建策，加强了汉朝的宫廷皇权，使文帝有意重用贾谊。然而，贾谊的建策，严重地损害了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利益，贾谊自身也成了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攻击对象。
据《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也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太傅。”
攻击贾谊之人，绛即为绛侯周勃，灌即为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即为大将军张相如。冯敬，秦将冯无择子，先为魏王魏豹将，汉二年韩信破魏时，降汉为汉将，文帝时先任典客，后为御史大夫。以上四人，皆为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之代表人物，史书列举四人之名，不过以此概括功臣列侯而已。
同一事，《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曰：“而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就是以更为通行的绛灌一语指代高帝之功臣列侯们的。贾谊离开长安，到僻远的长沙国就任王国相事，在文帝三年。从此以后，贾谊就离开了汉朝中央，被政治流放。
自司马迁合屈原贾生为一传，寓以被谗受之意以来，世人多悲贾谊之被谪为不遇于世。班固在贾谊传赞语中引刘向语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多现感情色彩。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著有《贾谊论》一文，他在文中论及贾谊之被谪说：
“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不能用汉文也。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也已难矣。“
他认为贾谊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原因，在于其在人事上不能调和新旧，举事过于急切。苏东坡之议，据史实而发，已有鞭辟入里之感，然仍未能切中。
三、贾谊贬谪的深层次原因
在文帝初年的政局中，高帝功臣们为旧，东坡固然不误，然而，代国旧臣为新，贾谊不但为旧所恨，也不为新所喜，这一点东坡却没有看到。
文帝初年的汉朝政局，乃是汉朝宫廷、汉朝政府和诸侯王国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文帝以代王入继，依靠代国旧臣重建了汉朝宫廷，其即位之初，政治上的最大课题就是内以宫廷为本，外引诸侯王国为援，抑制势力过于强大的汉初军功受益阶层，求得政治平衡和政权的安定。
贾谊既非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出身，又非代国旧臣，他之仕文帝，出于吴公的推荐，吴公为当时新兴的法吏集团的代表人物，刚刚由河南守升任廷尉，与新旧两大政治集团并无特殊的渊源关系。
贾谊之得幸于文帝，乃是由于其卓越的政见和才能为文帝所赏识，他力求加强皇权的方策也切合了文帝宫廷的利益。关于贾谊和文帝宫廷之核心的代国旧臣的关系，史无明载。然而，从薄昭、宋昌、张武等代国旧臣的形迹来看，多是谨慎而敬畏高帝功臣的人，贾谊年少气盛，在文帝立脚未稳时，激进地主张大规模改制，想采是很难得到他们的支持而很易引起反感的。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说：“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年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
涉世未深，已是锋芒毕露，贾谊在其上疏中也累累攻击主张“毋动”，“毋为”者，这些人皆是文帝身边的“进计者”，他们立论制策慎重而保守，追求政治安定。
想来，在这些和贾谊不太融洽的人当中，就包括了代国旧臣们。正因为此，贾谊在人事渊源上孤立于新旧两大主流政治集团外，行事既遭汉初军功受益阶层所恨，又无法得到代国旧臣的支持，仅以文帝个人的赏识，是无法立足于汉朝中央政治中的。
贾谊出长安之长沙国就任王国相，事在文帝三年。周勃罢相领列侯之国事，也在文帝三年。想来，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并非偶然。文帝在第二次强遣列侯之国的同时，流谪列侯之国策之发案者于远方他国，反应出当时长安政治形势的微妙。极有可能，列侯之国策引起了文帝宫廷和汉初军功受益阶层间的政治紧张，二者相持不下，形成政治僵局，政令无法推行。
在这种情形下，文帝宫廷抛出贾谊，流谪长沙，同时，也解任周勃，遣之绛国。由此，政治僵局打开，宫廷和政府间的紧张缓和，政治危机渡过。也就是说，贾谊之流谪，是被当时的政治局势，特别是宫廷(新)和政府(旧)间的对立所决定的。
这种新旧对立的政治格局只要存在，贾谊之议可听，其策可行，其人难用的命运就很难改变。贾谊在长沙国相任上四年，文帝六年，又被召回长安，在未央宫与文帝有长夜前席之谈。
谈话既罢，文帝感叹曰：“吾久不见贾，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然而，文帝仍然无法将贾谊留在长安，乃拜贾谊为少子梁怀王太傅，不时遣使问以国事。文帝十一年，梁怀王坠马而死，次年，贾谊死于忧伤中，年仅三十三。
苏东坡总结贾谊之一生，评论贾谊其人说：“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东坡为文学家，长于从个人才识生发议论，可谓慧识卓见，然而，他于时势新旧之分析，则得一失一，不能不待史家来索隐发明。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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