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是忠贞之士，但个人能力不足，让他不能成为南明报国之臣
史可法南明第一忠贞之士，民族英雄，为后世所推崇。今天的史公祠依旧为人所仰慕，与大汉奸洪承畴正好成反比，一个名垂青史，一个遗臭万年。而最初提及并推崇的史可法的就是清代史学家全祖望所作的《梅花岭记》。
史可法，字宪之。在公元1645年，清军主将多铎攻破扬州，史可法为国捐躯，时年四十四岁。无论《明史》还是后世对史可法的评价甚高，金庸也借韦小宝之口表达了对史可法的敬意。后世评价史可法是精忠为国但却无力回天。举朝皆醉为我独醒，是一个的悲情人物。史可法的死更多的是无奈，是求死。
崇祯帝自缢殉国传到南京以后。南京作为留都，一下子就成为江南半壁的政治中心。而史可法当时官居兵部尚书，可谓是位高权重。但实际上却没有兵权，当时首要问题就是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拥立南京近支藩王承继大统。在当时最有资格的是两个人福王和潞王。以血统论朱由崧更加合适。但江南的东林党却怕福王一系登基会秋后算账而反对。南明亡国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此。国家内耗巨大。
东林党领袖，时任礼部侍郎钱谦益，四处游说拥立潞王登基。而被认为是东林党自己人的兵部尚书史可法的态度却十分暧昧，也就是说史可法却犯了难。从礼法上（史可法个人角度）他希望立福王。但在“党派利益“上。必然要立璐王。史可法在和凤阳总督马士英合谋之下。居然想出了福王潞王都不立，而是立桂王为朱常瀛为皇帝。潞王任兵马大元帅。南京中枢表示认可（不是福王就行），但就在此时结果事态发展却急转直下，马士英突然反水，成为拥立福王的带头人。摆了史可法一道。就此让史可法里外不是人。但让史可法不知道还有。他在南京谋划派人去广西迎接桂王入南京登基（为何舍近求远）再就是写信给马士英，数福王登基七不可立的理由（虽然是实话）。而钱谦益意识到福王登基不可逆转的时候，很识趣地迎福王入南京称帝。东林党魁的转变，让福王登基即位以成定局。由此也证明，史可法是个政治白痴。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舍近求远，朝三暮四，是史可法最大的毛病。居然想去广西迎立桂王，这个馊主意就算是当时一个文盲都不会这么做。福王就在眼前拒之门外，去万里之遥迎接桂王。导致福王与武将联合强行上位。而此时马士英却有册立之功，而福王诞生于镇将的拥立中，史可法作为核心领导层却被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作为兵部尚书他居然无法节制军方将领，也是由于此次拥立福王的问题造成的后果。在帝位确定以后，史可法被迫"自请督师淮扬"，远离是非之地。已经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拥立福王登基的四位武将高杰、刘良佐、黄德功、刘泽清则是加官进爵。成为事实上的军阀。史可法并督师扬州也是无可奈何，江北四镇根本不听史可法的，马士英得弘光帝的宠信，史可法在扬州毫无作为。说史可法是无能之辈坐以待毙也不为过。
在弘光朝廷内，关于如何针对李自成和满清的问题上始终没有确定下来，到最后决定利用满洲军力剿灭李自成，待两败俱伤以后一举歼灭。想的是真好。真是纸上谈兵，书生意气。也不看看自己啥德性。当时多尔衮仅仅控制京畿地区。山东、河南等地恰恰处于权力真空。但无论是史可法还是马士英却不敢趁机北上。原因就在于弘光始终希望和满清划江而治。成为南宋第二。已经不思进取了。可谓鼠目寸光。事实上也可以说明，史可法与马士英在本质上差不多。两个人的差异在于道德操守，但在对满清的政策上却是并无无二致，都是"联虏平寇"方针的策略。而这一策略本质上的错误最终导致了南明王朝的覆灭。
多尔衮入京以后。已经逐步意识到南明不过是虚有其表而已。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致信给史可法，就已经以正统自居。对此史可法居然承认了，多尔衮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性并要求其无条件投降。史可法在对待满清的问题上始终意识不足，没有把满清当作最大的敌人来对待。只是一味的苟且偷安、不思进取。
公元1664年，清军兵分三路南下。困守扬州的史可法无计可慌得六神无主，一日内军令朝令夕改、自相矛盾。根本不是一个当主帅的料。公元1665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军已攻城。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终被清军擒住，因拒降而遭杀害。史可法值得称道的就两点。一是为官清廉。二是英勇就义。但就能力而言，他远远不如马世英等人，作为武将，史可法的战略手段和指挥水平而言实在是很差。
我是清水阿娇，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