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撰写《评李秀成自述》，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风波

引言

1963年，彼时已经32岁的戚本禹，凭借着《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成名。

这篇很有争议的文章，一经刊发就引来了不小的风波。

围绕着这场风波，名不见经传的戚本禹得以迅速声名鹊起，本文，我就聊聊，由这篇文章引发的那一场场风波。

一文成名

1963年8月，《历史研究》第四期刊发了戚本禹的一篇史学论文《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历史研究》这本刊物，是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一本双月刊杂志，在当时的史学界颇有些话语权。

李秀成，是一名优秀杰出的将领，他的形象一向都是很正面的。而在戚本禹的那篇文章里，把李秀成描述成了投降变节的“叛徒”，他在狱中写下的那份万字“自述书”，就是一个证明。

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可以用“石破天惊”这四个字来形容，此文一经刊发，当时的史学界一片哗然。

由这起学术争论引发的讨论和热议，逐渐从史学界延伸到了思想文化界，及至后来，甚至于在社会生活领域，也产生了影响。

32岁的戚本禹，终于达成了一个小目标：一文成名。

本来呢，按照《历史研究》的发行量来讲，基本是不会形成什么舆论效应的。这本专业性很强的学术性刊物，看的人不多，每个月印发的数量也就不大。

也该是戚本禹出名，《北京晚报》编辑部恰好看到了他的那篇文章，立马就对其做了详细的报道。

《北京晚报》的发行量很大，这么大张旗鼓的一报道，就像一颗火星，点爆了舆论的炸点。

一时间，从学术界开始，逐渐蔓延到社会生活中，几乎都在讨论李秀成究竟是不是叛徒，关于他“忠叛”之争的讨论不绝于耳。

《历史研究》这本刊物，也享受到了“洛阳纸贵”的待遇，一时间成了抢手货。而戚本禹的观点，和他的名字，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当中。

《北京晚报》所作出的报道，是秉持一个客观的态度，只是把戚本禹的观点给抛了出来，然后让大众来讨论。

作者（戚本禹）对李秀成后期的思想行为，提出了一些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的看法，以前许多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如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认为李秀成自始至终都是忠心耿耿的，他写的自述，实在是别有苦心，他想借此骗得敌人的信任，以便利用机会保有实力。

《北京晚报》开篇就是抛出了“李秀成”这个人物的正面评价，这也是大众所熟知的那个“李秀成”。

接下来，就是戚本禹的观点了。

戚本禹在他的文章里认为，判断一个人的动机应以他的社会实践为标准，李秀成在“自述书”里提出了一套“招降”的毒辣计划......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确凿事实，他的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由此，戚本禹认为，不应该把李秀成作为英雄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可以预计，对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将会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

《北京晚报》的最后一个“预言”，倒是一语中的，戚本禹的这篇文章，果真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和反响。

反对和支持

戚本禹这颠覆李秀成英雄形象的观点一抛出来，很多专家学者也卷入了这场争论。

那么，他这颠覆性的理论，具体的影响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这么说吧，一些历史博物馆、学校，曾经一度把陈列的李秀成画像给摘了下来；一些剧院正筹备排演的，关于李秀成的话剧，这时候也不知道是该停，还是该继续演出；有些中学老师，甚至于提出删减或是修改历史课本中，关于李秀成的内容。

就连戚本禹当时所在的单位办公厅，也分为了两拨人，一拨是反对，一拨是赞成。

这是文章刊发后引来的第一波反响。

这第一阶段的反响和争论，反对和赞成的比例，基本是一半对一半吧；如果要是具体的划分来看，年轻学子、青年教师这类群体，持赞成态度的占大多数；而持反对意见的，大多都是专家学者。

其中，反对声音最大的是史学界。

随着舆论的声音越来越多，1963年的9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为戚本禹的那篇文章，特意召开了一次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参与的人基本都是史学界的人，在座的人没有一个赞成戚本禹的观点。有一些人在发言的时候，甚至情绪过于激动，说戚本禹的行为是“哗众取宠”、“歪曲事实”、“其心可诛”等等。

人人喊打

戚本禹是8月份刊发的文章，一开始的影响，是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和讨论都有，风向还只是停留在学术观点的讨论上，还没有上升到人身攻击。

可是到了9月中旬，这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不少学术界的人士纷纷表示反对，说得激动了，免不了一顿语言上的“鞭笞”。

9月14号，宣传部召集了不少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开会，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讨论戚本禹那篇文章，以及对此文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

参与这次会议的名人不少，关锋当时也在现场。

不过，此时的关锋和戚本禹还没啥过多的交集，二人的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

关锋当时已经是《红旗》杂志社哲学组的组长，而戚本禹还只是一个初露锋芒的“小人物”。

有意思的是，这次讨论会上，关锋和其余几个少数人，倒是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支持。

而大多数人都是反对戚本禹的观点，认为他太过于片面化，丑化李秀成，以达到自我成名的目的。

主持这次会议的，是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他的态度也还是比较可观的，总的说来，他认为，史学界能有这么一个学术争论的文章也是好事。

不过，这篇文章引来的风波确实有点大，而且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周扬提出了三个“补救”的措施：

1、宣传部下发一个正式通知，各地的报刊杂志，不得再转载，和刊发此事的文章。

2、刘大年（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亲自操刀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并刊发于《历史研究》上。

3、北京的历史学家在开一次座谈会，给外界传递一个消息，就是北京史学界并不支持戚本禹的观点。

这相当于是给这场争论定了基调，第二阶段的反响和风波也由此而来。

刘大年的文章写好之后，即将刊发之际，就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由刘大年主持。

这次座谈会的规模也不小，与会人数接近一百人，其中不乏很多有名的人物，譬如：范文澜、翦伯赞、邓拓等。

毫无疑问，这次座谈会上，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和批判戚本禹的文章。

由此，一开始凭借着文章，异军突起，一夜成名的戚本禹；又在一夜之间，陷入了四面楚歌，人人喊打的境地。

翻身

就这么被舆论压制了差不多五个多月的时间，一直到了1964年的春天，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也好似春的气息也感受到了戚本禹的颓唐吧。

也在悄然之间，让他这衰败的势头，突然之间，增添了春的活力。

从1963年8月开始，围绕李秀成的这场争论，也引起了伟人的注意和兴趣。

1964年的春天，他作出的十六个字批示，彻底让戚本禹翻了身：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伟人这是肯定和支持戚本禹文章里的观点。

重要的是，伟人认为不能压制青年人的想法和观点，不管好的还是坏的，都要表达出来；在他看来，“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也是古今的一个规律。

这里，插个题外话。

1963年，32岁的戚本禹写文的时候，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只是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小科长，而他所“反对”的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人，是当时文化圈里的大拿。

可以说，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学术讨论。

有了伟人的十六字批示后，史学界的风向就变了，戚本禹的形势突然之间就转变了。

1964年夏天，戚本禹又写了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

这篇文章定稿之后，在发表之前，戚本禹把稿子送给了不少人审阅，譬如：田家英、陈伯达、关锋、邓力群、范若愚等等。

这些大人物们，或是打电话，或是以书面回信的形式，对戚本禹的文章进行了肯定；其中，关锋和陆定一还对文章稍作了修改。

值得一提的是，周扬也曾就此文，给戚本禹打去电话，表示支持发表。

在戚本禹的这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前，1964年的7月24号，《人民日报》又重新发表了戚本禹1963年的那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粱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次日，《光明日报》也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

由此，各地的报刊又展开了新一轮，围绕李秀成是否“变节”的评价讨论，只不过，这一次舆论站在了戚本禹这边。

尘埃落定

先势的舆论重新营造起来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刊发了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由此，将话题的讨论更深进了一步。

戚本禹的这第二篇文章刊发后，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应，各地就文章中的观点，召开了多场学术座谈会。

这一次的讨论，更多的就是集中于学术讨论上，不像之前那样没刹住车，上升到了人身攻击。

和之前的情况类似，这次讨论的基本状况也是如此：同意戚本禹观点的人，多是青年人；而上了年纪的人，要么持反对的态度，要么就是保留意见。

不过，这一次舆论的天平，更多的是偏向了戚本禹这边。

在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刊发后的第26天，《光明日报》特意做了一个数据统计。

收到读者来稿59篇，其中赞成的27篇，反对的32篇

这是第一次数据统计，可以看出，赞成和反对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

10月26号，《光明日报》又统计了从9月25号开始，截止到10月26号的数据。

收到读者来稿76篇，赞同戚的有58篇，反对戚的有18篇。

这第二次的数据统计，局势完全不一样了，赞成戚本禹观点的人，可谓是一边倒了。

趁着这股热乎劲，戚本禹又写了第三篇文章，准备发布于《红旗》杂志上，并且已经作为未定稿件，先试印了几份。

他本来是打算把这几份试印件拿给别人看，征询一些意见的。

可这局势变好了，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赞成戚本禹，报刊上那些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文章几乎都没了声音。

这是个好事，同时也是个坏事，因为没有争论，也就没了热度。

这场耗时颇长的史学大论战，到这时候已经是基本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因此，戚本禹这第三篇文章，也就没再刊发了。

至此，由戚本禹的文章引发的一系列风波，也就算是正式尘埃落定了。

后记

事情虽然是尘埃落定了，但戚本禹个人的命运，准确的说，是仕途命运，却并没有尘埃落定。

因为批李秀成，戚本禹进入了大众，特别是领导的视野。

他的仕途也趁着这股东风而起，当时，很多人都想把戚本禹调到自己的部门工作。最后还是陈伯达抢先一步，把戚本禹调进了红旗杂志社。

进入红旗杂志社没多久，戚本禹就担任了历史组的组长，和关锋平起平坐，这时候，他俨然就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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