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桂桐 | 新时代的潘金莲（下）

三、潘金莲的文化素养

《金瓶梅词话》中的潘金莲与《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文化素养不同。

而这种文化因素，无论在其性格特点的构成中，还是在其性格特点的形成原因中，都至关重要。

这里则正是试图从这一角度来研究和评述潘金莲的。

（一）潘金莲的文化层次

根据种种迹象推断，《水浒传》中的潘金莲似乎还未脱盲，而在《金瓶梅》里，据潘姥姥亲口所讲，潘金莲自七岁始即在余秀才家上过三年女学，“字仿也

曾写过，甚么诗词歌赋唱本上字不认的？”（第七十八回）

王婆还说她“诸子百家，双陆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笔好写”。（第三回）

而通过我们对有关潘金莲这方面能力的具体考察，也基本上证实了潘姥姥和王婆的说法是大体符合于金莲的实际的。

《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自幼聪明伶俐，被卖到王招宣府及转卖与张大户后，又一直以“习学弹唱”为其主业，她不仅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弹得一手好

琵琶，也还会吟唱时曲，可谓声乐、器乐皆通。

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她也不仅知书识字，而且能写诗歌，会作曲词，具有相当不错的文字感受能力和欣赏水平。

现在我们再来谈一下潘金莲的作品。诗歌方面，小说中有明确交待的是下面这首：

“独步书斋睡未醒，空劳神女下巫云。襄王自是无情绪，辜负朝朝暮暮情。”

此诗是潘金莲与陈经济打得火热之际，金莲欲火攻心，黄昏时分独自闯进经济房中，而此时的陈经济却恰恰酒醉未醒时而写下的，金莲寻思道，“我若不留

下几个字与他，只说我没来，等我写四句诗在壁上，使他知道。”于是取笔就在壁上写下了如上的四句诗（第八十一回）。

有意思的是，潘金莲此处的所思所想（“我若不留几个字与他”）与所作所为（“于是取笔在壁土写了四句诗”），却全不似一个闺中妇人，倒俨然象一个

能书善写的饱学秀士，不惟才思敏捷，诗句来得相当之快，而且对诸如“襄王”，“神女”之类的典故也相当熟悉，就连神情，动作也颇能给人几分潇洒的感

觉，至于在内容上于情、于景、于事方面的吻合则更不消说了。

曲词方面，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主要是她吟唱的部分）当然难以断定确系为她所作，这里面还存在着辩伪或鉴别的问题，但大多数曲词，既合情又入理，则

又是事实。

如她嫁给武大郎之后，于无人处所常弹的表达其怨苦情绪的《山坡羊》“想当初，姻缘错配奴，……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风对。奴真金子埋在土

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云云（第一回），就颇合于作品中所写潘、武二人的客观实际。

绘画 · 孟玉楼

西门庆娶孟玉楼期间，足有一月未踏金莲之门，潘金莲门儿倚遍，眼儿望穿，独弹琵琶所唱的《绵搭絮》“ 当初奴爱你风流，……背亲夫，和你偷情。 怕甚

么傍人讲论，覆水难收！ ”

“谁想你另有了裙钗，气的奴似醉似痴，斜傍定帏屏故意儿猜。 不明白，怎么丢开？ 传书寄柬，你又不来”等等（第八回），也都与前后的情节、事件

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完全相符。

这些作品即使是用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快垒，援他人之作品，表自己之性情，亦显示了颇高的欣赏与表现水平。

至于潘金莲的自作曲词，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也至少有五、六支之多（分见第８、１２、８２、８３、８５等回），其中，仅《寄生草》这一个曲牌之下

就有三支。

现仅举第八十二回中她寄与陈经济的一支，并略作剖析。曲词为：“将奴这银丝帕，并香囊寄与他。当中结下青丝发。松柏儿要你常牵挂，泪珠儿滴写相思

话。夜深灯照的奴影儿孤，休负了夜深潜等荼蘼架。”

联系小说中所写潘与陈自从厢房里得手后通无忌惮， “一日，四月天气，潘金莲将自己袖的一方银丝汗巾儿，裹着一个玉色挑线香袋儿，里面装安息

香、排草、玫瑰花瓣儿，并一缕头发，又有些松柏儿，一面挑着‘松柏长青’，一面是‘人面如花’八字，封的停当，要与经济，不想经济不在厢房内，遂打窗

眼内投进去”，以及晚夕月上时专等其来赴佳期的情节来看，倒是十分符合于作品所写之实际的。

毋庸讳言，其写作之目的固然是为通情、偷情，但所吟所写，却也不仅能够将“情”倾出，将意诉尽，而且表现得相当“情深意切”。

纵观潘金莲的所有作品， 基本上都具有这样一种共同的特点。

小说第八回曾这样描写潘金莲创作另一支《寄生草》时的情状 ： “一面走入房中，取过一幅花笺，又拈玉管，款弄羊毛，须臾写了一首《寄生草》。 ”

从“须臾”一词，似不难见出潘氏才思的敏捷程度。

我们知道，《金瓶梅》一书中，对于前此小说、话本、清曲、戏曲、史书和说唱文学资料的引用，其数量是相当之大的，引文的广泛程度，几乎包括了明代

文学的全部领域。

而对于曲文的大量引用则又可说是该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金瓶梅》中的很多词曲均系引用的他人之作。

关于这一点，我国已故学者冯沅君先生、赵景深先生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都已经化气力作过考证。

其实，早在三百年前丁耀亢在《金瓶梅》所写的《续金瓶梅》书中的《凡例》里边，就有过“小说类有诗词，前集名为词话，多用旧曲”的明确叙说。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只要作者事实上把这些成文曲词的创作权归属于潘金莲的名下，而不是他笔下的其他人物，据此我们也就应该将它们视作表明潘金莲

创作水平的作品来看。

而且更其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又确实符合于小说中潘金莲这一人物的文化素质和写作能力，标志着作品中该人物的写作才能及其水平，那么，作者如此编排

的事实本身也就具有了意义。

《续金瓶梅》

（二）西门府中的“高材生”

有比较才有鉴别。

讨论过潘金莲的文化层次与作品之后，我们不妨再按照这同一标准——文化层次的标准，来衡量一下西门庆府中其他人物的文化水平。

先说西门庆。这个曾位居提刑千户之职的堂堂五品武官，就其文化程度而言，虽然尚不至于象曾孝序参本中所言是一个“一丁不识”之辈，但充其量也只不

过是一个初识文墨之徒。

次看西门庆的其他妻妾。正妻吴月娘，为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比之金莲、雪娥等人她的家庭出身算是高贵的了，但根据种种迹象推断，她恐怕并不识字，

即便识字也肯定寥寥无几。

小说第五十二回吴月娘先后两次让潘金莲替她看历书的细节，便足可作为我们这种判断的证明。

六妾李瓶儿是西门庆府中见过大世面的女人，她先与当朝太师的女婿、大名府梁中书家为妾，后来名义上嫁给了花子虚，而实际上是被其叔公霸占着，花太

监升广南镇守，曾把她带到广南，住了半年有余。

但书中对她的文化程度却几乎没有涉及，与吴月娘一样，她也很有可能在文盲之列。

三妾孟玉楼的文化水平，由下面的这段对话也可略见一斑。

那是吴月娘与西门庆和好，在酒筵当中潘金莲怂恿家乐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会”之后的第二天——

西门庆向孟玉楼道：“恁一个小淫妇，昨日教丫头每平白唱‘佳期重会’，我就猜是他干的营生。”

玉楼道：”‘佳期重会’是怎的说？”

西门庆道：“他说吴家的不是正经相会，是私下相会，似烧夜香有意等着我一般。”

玉楼道：“六姐他诸般曲儿倒都知道，俺每却不晓的。（第二十一回）

吴月娘、李瓶儿、孟玉楼的文化层次尚且如此，至于从“勾栏”中娶来的三妾李娇儿和原为“房里出身”，后被西门庆收为第四房妾的孙雪娥的文化层次，就书中描写来看，也显然无法和潘金莲相匹比（详见《潘金莲与孙雪娥》一章）。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再看陈经济与书童。

平心而论，关于陈经济的文化程度，小说第三回通过西门庆之口已经透露出些许信息，说他当时“十七岁，还上学堂”，寄居丈人家之后，协助伙计们做买

卖，“收放写算皆精。”

到后来更是“但凡家中大小事务，出入书柬礼贴，都教他写”（第二十一回）。

至于他和潘金莲偷情时的以词达意以及与韩爱姐打得火热时的传书寄柬，也无不体现出他的文化程度。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断定，在西门府中，陈经济的文化层次确实是较高的。

当然，在识文断字文方面，书童恐怕比他又略胜一筹。这有小说四十八回所写可以为证 ：西门庆被参，打点礼物去走蔡太师的门子，来保央人抄了份邸报带

回，与西门庆观看，

“因见上面许多字样，前边叫了陈经济来，念与他听。 陈经济念到中间只要结住了，还有几个眼生字不认的。旋叫书童儿来念。 那书童倒是门子出身，荡

荡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

如此看来，这书童也真可称得上是颇通文墨之人了。不过，倘若论起曲词创作来，那书童与潘金莲可就难以同日而语了。

在百回《金瓶梅》中，作者写到潘金莲的回目共八十三回，而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其中直接涉及并反应其文化水平者就有二十回之多（１、３、６、８、１

２、１８、２０、２１、２７、３８、３９、５２、５５、７３、７８、８０、８２、８３、８５、８７），占整个小说回目的五分之一。

关于潘金莲的文化程度和技艺水平，上引王婆曾对西门说过的“诸子百家，双陆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笔好写“之外，并当面说潘金莲道：“娘子休推老

身不知，你诗词百家曲儿内字样，你不知全了多少”（第三回）。

应伯爵在别人跟前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潘金莲“诗词歌赋，诸子百家，拆牌道字，双陆象棋，无不通晓；又会识字，一笔好写”（第八十回）。

二人之言难免有夸张成分，我们固然不可全信，但参之作品实际，倒也大体不错。技艺方面，投壶、下棋、猜枚、抹牌等等，就不说了。

人们多知她琵琶精湛，就连走街串巷常在勾栏中逛的西门庆听后也是赞不绝口，殊不知她还会弹月琴。

关于她的写作才能上文已经谈到，这里再谈她的文学欣赏水平及其文学感受能力。

其文学欣赏水平与感受能力之高，可从第七十三回“潘金莲不愤忆吹箫”一节中的描写和叙述里得到印证。

那天，众人为孟玉楼做生日，酒宴中西门庆触景伤怀，不由忆起李瓶儿。

不一时，小优儿走来，月娘顺口分付唱一套“比翼成连理”，西门庆则有意叫他们唱一段“忆吹箫”。

潘金莲见唱此词，就深知西门庆思念李瓶儿之意，所以尚未唱完，即“故意把手放在脸儿上，这点儿那点儿羞他。”

酒宴过后，还一再挖苦西门庆：“你的小见识儿，只说人不知道？”并对吴月娘等人申说理由道：“今日孟三姐的好日子，不该唱‘忆吹箫’这套离别之

词。”

下面这组对话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大吟子道：“你姐儿每乱了一这回，我还知因为什么来。”……

玉楼道：“若是我每，谁嗔他唱，俺这六姐姐，平昔晓的曲子里滋味。”……

杨姑娘道：“我的姐姐，原来这等聪明！”

月娘道：“他什么曲儿不知道？但题起头儿，就知道尾儿，相我，若叫唱老婆和小优儿来，俺每只晓的唱出来就罢了。偏他又说那一 段儿唱的不是了，那一句儿唱的差了，又那一节儿稍了。”

通过如上的比较和分析，已可得出我们的结论：在有好几十号人的西门庆府中，无论是文学的创作水平，还是文学的欣赏能力和感受能力，潘金莲均可称得

上一流人物，《金瓶梅》世界里女性角色中文化层次最高的一个。

戴敦邦绘 · 潘金莲

（三）潘金莲的文学修养与性格特点之关系

关于潘金莲性格特征，先哲与时贤已经做出过种种概括，如争强好胜、乖巧伶俐、刁钻机变、“单管咬群儿”、淫荡、嫉妒、阴险、凶狠……等等，且对这些

性格等点的形成原因，诸如时代氛围、社会风俗的影响，独特的经历和遭遇等等做过探讨。

但笔者认为，她的这些性格特点的形成与她的文化修养之间似乎有着更为密切的内在关系，甚至可以说，她的文化修养较高本身就是其丰富的性格层面的有

机组成部分，并对她的其他性格特点起着一定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推动和导引了其性格的发展演进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着她在与其他人物争宠角逐中的独

特表现方式，助成了她争斗策略上的讲究，保证了她在很多场合下的屡占上风。

同时，也正由于她的那份聪明才智几乎全用之于争风吃醋的明争暗斗，所以才又使她逐渐地有时甚至是急速地向着淫荡、嫉妒、阴险、凶狠的魔道上滑行，

而“因淫而妒”与“因妒而狠”，则又正好清晰地描画出其自身性格发展的递进轨迹，且可视为其性格演进史的必然归宿。

不管人们对潘金莲的性格特点有着多少种概括， 但争强好胜、 淫荡、凶狠则无疑构成了她的基本性格特征。

下面我们就来深讨一下这些基本性格特征与其文化修养之间的内在关系。

１、潘金莲生性好卖弄 ，处处争强好胜。

不管事体大小，潘金莲总要占点上风方肯罢休，就连戴朵瑞香花她也要“ 掐个尖儿”（第二十七回），皮袄她用李瓶儿留下的貂鼠皮袄，主张将招宣府当的

给李娇儿，将李娇儿的给孙雪娥，等等，等等。

而如上所述，她在人面前卖弄最多的则是她的能歌善唱、能言善辩，如她怂恿家乐唱什么“佳期重会”，巧妙地嘲讽吴月娘，而吴月娘却浑然不觉，便是很

好的一例。

概括说来，这种生性好卖弄，爱占上风的性格特点与其文化修养之间的内在关系模式大致如下：

她的文化修养上高人一头的优势，演变积淀为心理上的高傲自负，心理上的高傲自负则导致其行动上的居高临下，爱占高枝儿，这种种大出风头的行为又深

刻地反衬了其内心深处的精神状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她这方面的性格特质。

２、关于潘金莲的淫荡的性格特点，人们已经做出过很多的分析，但将淫荡与其文化修养结合起来进行论说者则为数不多。

其实，二者之间的关系确是相当直接和密切的。

潘金莲先被卖在王招宣府，后又被转卖给张大户，而无论在王府还是在张宅，她的主要任务均是“习学弹唱”以供主子欣赏，娱乐的，她所弹唱时曲的基本

内容则又不外乎艳情与色情。

因为这正是象招宣府这样的簪缨之家和象张大户这样的豪富之门所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

她从九岁被卖，至十七八岁被张大户收用，其间约有近十年的时间，这一段生活经历在她三十余载的人生历程中确乎不能算短，几占她整个人生路途的三分

之一。

她所日日习唱的这些通俗词曲，如上所言，既然鲜有不涉及男女之情者，甚至是赤裸裸地表现着原始的情欲以及粗俗的淫滥；同时，家主们的言传身教与所

作所为又使她耳闻目睹，这种腐朽的思想与污浊的环境不能不给她以深刻的熏陶和浸染。

这种影响与她被西门庆娶进家门之后的生活氛围以及其自身潜在因素的进一步结合，便导致了其淫荡性格的生成和发展，并逐渐成为她的主要性格特征之

一。

与西门府中其他女性明显不同的是，她能以词曲挑逗、引发并刺激对方的情欲，如小说第八十二回，写她与陈经济偷情时，二人搂抱在一起，潘氏顺口吟唱

的《六娘子》：“入门来，将奴抱在怀……”，即可作为例证。

《人物正传》 叶桂桐 宋培宪 著

３、潘氏的文化修养影响着其性格的形成，影响着她的行动方式。为了跟西门庆做所谓长远夫妻，她亲自用药杀了武大。

进入西门庆府中，她变得更加凶狠，其手段，方式也更为狡诈、阴险。

如她以春梅为马前卒激打孙雪娥，而自己却躲在幕后；在迎娶李瓶儿问题上的大耍两面派手腕，致使西门庆与吴女娘彼此怄气；

因听唱而借题发挥，挑拨吴、李之间的关系；挑唆西门庆迫害来旺，假西门之手巧妙地除掉情敌宋惠莲；对生子后的瓶儿的精神上的摧残、直至终于设毒计

害死官哥儿、气杀李氏……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均让人足以领教了她的工于心计，而这些计谋的生出以及这些谋划的最终得逞，则又与她的文化素质高于西门庆府中的其他人有着重要的内在联

系。

她因心怀嫉妒而渐至于决意暗算李瓶儿母子一节，最能够体现她的文化素养与其狡诈、凶狠性格之间的内在联系。

潘金莲与李瓶儿之间的争斗，确切地说是潘金莲对于李瓶儿的频频进攻，尽管其内在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有一点却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自从李氏生子之

后，西门庆心中的天平已明显地发生了倾斜，这对一向争强好胜而嫉妒成性的潘金莲来说，那是难以忍受的。

所以，随着李氏的日益得宠，潘金莲也便加快了进攻的频率与节奏，直至使出了极其歹毒的招数驯养“雪贼”，借刀杀人。

对潘金莲此举的险恶用心，《金瓶梅》的作者有如下的一段说明和议论：

看官听说：常言道花枝叶下犹藏刺，人心怎保不怀毒？这潘金莲平日见李瓶儿从有了官哥儿，西门庆百依百随，要一奉十，每日争妍竞宠，心中常怀嫉妒不

平之气，今日故行此阴谋之事； 驯养此猫，必欲唬死其子，使李瓶儿宠衰，教西门庆复亲于已，就如昔日屠岸贾养神獒，害赵盾丞相一般。（第五十九回）

关于春秋时晋国权臣屠岸贾陷害赵盾一事的始末，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有过详细的记载。

当然，潘氏此一计谋的生成却不大可能就是来源于这些史料，尽管在《金瓶梅》中，作者曾借他人之口不止一次地说过潘金莲“诸子百家皆通”之类的话，

潘氏的文化层次也确实明显地高出当时的一般市民，但说实在的，怕也不会高到如许的程度。

况且，《史记赵世家》中也并未有屠岸贾驯养神獒的记载，而用神獒“性最灵异”，能识忠辨奸的谎言来蛊惑灵公并进而达到残杀贤臣赵盾全家之目的的情

节，在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中则有着生动形象的描写。

这种对于戏曲内容的接受，消化乃至于“聪明”的仿效与其自身文化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于此我们不访说，她的文化修养方面的优势已成为她与其他女性相互争斗的一种工具和手段。

《史记》书影

４、最后，就连她的悲剧命运，也与她的文化素质有着内在的关联。

其一，凭恃着这种优势所赢得的在一系列角逐中的每每得手，使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以至于竟公开地向主家婆发动攻势，结果惨败于吴月娘手下。

在西门庆死后，被吴氏逐出家门，终于做了武松的刀下鬼。这里所表现出来的过于自信的性格特点，也同样滋生于她的文化修养较高而又颇为自负的温床，

甚至可以说是其各种性格层面在这一酵母的催发下高度膨胀的必然结果。

其二，潘金莲的一生无疑是悲剧的一生，潘金莲的悲剧既是性格的悲剧，更是社会悲剧，因为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的人，归根到底，她的一切的性格特点也

无不是她所生存的那个特定社会的产物。

根据作品的具体描写我们知道，潘金莲与李瓶儿关系的明显恶化，是由李氏生子直接引起的，而由此展开的她们之间的一系列纠纷，一言以蔽之，则是传宗

接代的封建宗法思想观念的产物；

西门庆的众妻妾之间之所以战火蜂起，说到底乃是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必然结果，因为一夫多妻制的封建姻制度，必定造成众妻妾间争风吃醋，你抢我

夺的客观态势；

在与其他女性的明争暗斗中，潘金莲既利用传统的封建礼教，也利用过与传统的封建礼教背离的思想。

她与孙雪娥虽然同为西门庆之小妾，但孙氏毕竟是“房里出身”，至于仆妇宋惠莲则自然又等而下之了，所以与此二人争斗得势，除了有赖于她的文化优势

下的工于心计的因素外，她也沾了封建尊卑等级秩序的光。

论才干和能力，吴月娘当然不是她的对手，但潘金莲与吴月娘之间的较量，却最终不得不以潘氏的“含着眼泪儿”向吴氏磕头、赔不是方告了结，这又充分

说明：

尽管在当时社会旧肌体上滋生着新因素的萌芽，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以及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但是

整个社会的性质并未有根本性改变，传统的封建势力仍然具有着强大的优势，尊卑等级观念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时人与之人间的社会关系；

同时，潘金莲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新质，从根本上讲也必定为她生活的那个旧的社会所不容，这也不能不说是导致潘金连悲剧的最根本的原

因之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潘金莲的争强好胜、淫荡、凶狠等等性格特点与她的文化修养之间，确实有着极其微妙又相当密切的联系。

尽管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归属问题至今还是一个迷，但可以肯定的是《金瓶梅》的作者既承袭了传统的封建意识，又接受了新的市民意识，在他笔下的文

学形象潘金莲的身上明显地有着当时市民阶层的文化特征，应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

正是由于作者对这一人物所具有的文化素养与思想观念、道德准则及其生活方式之间内在关系的真实描写，从而大大丰富和深化了这一人物的性格诸层面，

而所有这些性格特点的有机联系及其集合，才共同铸塑了一个完整的潘金莲——这个在中国小说史上不可多得的多色彩的文学典型。

本文作者 叶桂桐 教授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叶桂桐<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