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的天人关系对古代法律有没有什么影响
中国传统“天人关系”思想的哲学内涵包括“天人合一”和“人为贵”思想。“天人合一”规定了人源于自然的基础性地位，“人为贵”规定了人异于自然的主体性地位。“天人合一”的理论核心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人源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人必须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而不可违背自然规律为所欲为。《管子》最先指出人的来源:“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为人”。老子把“道”、“天”、“地”置于“四大”之先，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轴心时代”的哲学主流惯常把人与自然视为相辅相成、和谐统一的关系。这种朴素的天人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首先注重“天人一体”、“物我一体”，强调对自然的尊重与依存。它的意义在于确认了人依附于自然的基础性位置，而否认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厚正在于既看到了人源于自然、依于自然的基础性地位，同时又看到了人异于自然的主体性地位，即“人为贵”思想。“人为贵”的理论核心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注重人异于自然之物的主体能动性。把人置于自然之中却不等同于自然。《尚书》最早提醒:“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荀子》在人与自然的比较中看到人的优长:“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还对人何以为贵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人之所以特立于万物而为贵者，原因有二:一曰有辨;二曰能群。能思辨，有理性，富智慧，能形成社会群体使人成为“超然异于群生”的万物之灵，成为能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主体存在。老子的“道法自然”和荀子的“人为贵”固然都有其理论的合理性，但就他们自身理论的完整性而言，却又各自存在着或因任自然或改造自然的侧重与偏颇。与之同时或稍晚，成书于战国后期到秦汉之际的《易传》综合二者，指出:人应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以素朴的方式对天人关系提出了全面、辩证的观点，即既承认、顺应自然变化及其客观规律，又肯定主体掌握自然规律，调节自然变化的能动作用。宋代理学的发达，反映了哲学的升华，在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上延续了《易传》的朴素辩证思想，既看到了“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物我一体、天人合一;又认识到了“惟人也得其形气之正是以其心最灵，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体于并生之中，又为同类而最贵焉”的“人为贵”，使天与人辩证统一的关系以更高的哲学形式挺立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殿堂。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思想只不过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人对“天人关系”的探索除了为满足农业应用的实用性目的外，更多的是为了以“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化”来为道德政治寻找本体依据，目的并不在于探究“人与自然”本身。但是，中国古人在长期上观天文、中考人事、下察地理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观念，相对于近代以来的浮躁和偏执而言，更多了一份冷静和理智，不能不引起重视。中国传统“天人关系”思想的根本要义在于:既看到了人源于自然而受制于自然，又澄清了人的主体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