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魏晋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与世俗所谓玄学、玄虚实有不同，“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扬雄也讲玄，他在《太玄？玄》说：“玄者，幽万类，不见形者也。”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之为“三玄”，而《老子》、《庄子》则被视为“玄宗”。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其核心内容牵涉哲学上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本体论，知识论，语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都是前人未有触及或未能深入控探讨的问题。玄学重视万物根源存有等相关论题，深受老庄思想影响，而有深入发展，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为魏晋玄学重要论著，更为老、庄最首要注疏。而当时名士诠释儒家典籍，如何晏《论语集解》、王弼《周易注》、《论语释疑》、《周易略例》等多以道家思想，援引解释儒家观念。会通孔老」乃为当时重要议题。两汉时期，经学独尊，为朝廷入仕干禄之门，今文经学谶纬之说流行，天人、阴阳、符应等观念大盛，依附政治，而日渐荒诞，深受王充、仲长统、荀悦等人批判；而古文经学则偏重章句训诂，流于繁琐支离。东汉所标举的士人气节，多已陷于虚矫。至汉末魏晋时，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然玄学风气则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以《老子》、《庄子》、《易经》为讨论张本，喜好讨论有无、本末等玄理，论辨深具理致。汉末，由于天下大乱，刘表于荆州，招致士人，当地局势大体安定，文士、学者多前往归附，日渐形成特殊学风，后人研究有称为荆州学派者。荆州学风，逐渐舍弃象数、吉凶等说法，而改以义理内容为主。汉代时，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盛行，演述阴阳、天人等论题。而魏晋时期，此类讨论渐往形而上学形式发展，以王弼、郭象为其代表。而汉代对人性的讨论，逐步发展成为魏晋时“才性”与“人物鉴赏”等论题，其中以刘劭《人物志》为其代表。当时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价值体系面临挑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亦随之而起。玄学在魏晋时期产生并发展为统治思潮，有深刻的社会与思想根源。

从"觚"到"觚不觚"看中国古代道器设计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从“觚”到“觚不觚”看中国古代道器设计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王子怡摘要:通过对“觚”与“觚不觚”的解读、“器”与“具”的分析,探讨中国古代道器观及其的设计思想,指出器物的设计制造是一种社会性的生产,道器的设计不仅重视造形、利用。更重视对使用者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引导与塑造,道器的设计最终是对人的发展和完善,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关系的创造。这种设计思想对中国当代设计立足当代大众的生活文化,探寻新时代的创遣源泉,具有积极的意义。关键词:道;器;具中图分类号:J509文献标识码:A一、中国古代的“道”与“器”《周易系辞下》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似乎就这样被明确地划分、隔离了。诚然,器物的制造起源于满足人类的生理、生存需要的物质需求,而一旦蒙昧初开,意识形态的思想表达和精神追求却一直如影随行,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人为事物”器的制造就远超乎“形而下”的物质范围而直指“形而上”的精神领域。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道”是幽深玄远的、抽象的、不可言说的,“器”是直观可感的、形象的、触目可及的;“器”的制作受“道”的引导与制约,“道”则要通过“器”来传达与表现,并发挥作用,“器”是“道”的载体与物质表现。可以说,“器以载道”、“道由器传”,二者相统一、相一致。因此,《系辞传》明确地提出了“观物取象”的造物原则,也确立了“立象以尽意”、“观象以制器”、“制器以尚象”的造物旨归。‘周易系辞上>云:“闽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这段话也揭示出“道”、“象”、“器”三者的关系。“道”通过天地万物的变化被人所感知(“象”),人在造物的活动中把感知到的“象”用一定的“形”表现出来,创造出可用之“器”。这样,以“象”为中介,通过人为事物的创造,把不可见的“形而上”之“道”转化成可见的“形而下”之“器”,同时又通过“形而下”之“器”传达出“形而上”之“道”,实现了两个世界的互动和“双重转换”。如图所示:“道”一“象”一“观象以制器”一“器”一“制器以尚象”一“道”至于人类创造的器物上有美化、装饰作用的“文”,则是由对天地刚柔相推、自然界万物不断生长变化的“天文”的仰观俯察而来,施之于人类社会、人类创作的器物上,便是“人文”,它不仅可以美化器物以满足感官之欲,更重要的是具有“化成天下”的社会意义。可见,器物是应人类的各种需求(包括个体的、群体的;物质的、精神的等)而产生的,受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制约,但同时,它又反作用于对方,对人类的生活和思想具有引导和塑造作用。器的造型、装饰等设计与使用者的身心如一,物质与精神相统一。正是由于“器”不仅作用于外在的事物,更作用于人类内在的心灵和思想,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作用,因此,古人对于“器”的设计制作非常慎重,物质功能形制与精神功能形制并举。“器,当指形名度数而言,举一器而形名度数皆该其中”,“礼器,言礼使人成器,如耜之用也”。用礼为器,则能除去人的邪恶之心,增进人的美善之性,使人身正事行。礼应有节,不应逾越节度,尊礼守制对稳定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可见,古代的器,尤其是礼器是被置于宇宙及人类社会秩序即“礼”的框架中来思考的,具有和邦国、谐万民、安宾客、说远人的功能,其造型、名称、规格尺寸、装饰与使用方式取决于其社会政治效用,二者是融合一体的,具有远超乎物质实用价值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具有象征性和符号化的特征。最著名的例子便是被孔子一再叹息的“觚”。二、“觚”与“觚不觚”觚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主要盛行于商和西周。其基本形制为长筒状身,大喇叭形口,斜坡状高圈足,常与爵组合使用。同时,觚也是燕礼和祭祀时献酬之际的礼器,所谓“古者献以爵而酬以觚”(《丹铅录》),因此,觚又具有了“超日常”、“非日常”的意义。古人认为,饮酒过度则会生淫佚暴慢之心,破坏礼制,从而导致祸患,因此,古人对待饮酒之礼是十分慎重的。史载当齐景公邀请晏子陪其通宵达旦地饮酒时,晏子以已尽宾主之礼,再饮则过量,会失宾主之德为由而力拒。基于此,古代饮酒的礼器也严格按照饮酒的礼仪来设计制作。在战国以前,对不同的饮酒器在命名和容量上有明确的规定:凡觞,“一升日爵,爵尽也。二升日觚,觚者,少也,饮常寡少也。三升日觯,觯,适也,饮之体适适然也。四升日角,角,触也,不能自适,但触罪过也。五升日散,散者,讪也,饮不知节,徒为人谤讪也”(韩婴《诗说》)。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饮酒器。《札记礼器》篇云:“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在造型上,觚的设计制作则遵循着“制器以尚象”的原则,为上圆下方,以象“天圆地方,资始资生”的宇宙观,并有置顿安稳之用和正位之意,其稳固感与秩序感则象征着国家王权的稳定与正当。君子见其形、用其器则应思其义,遵其礼,通过感性的存在来强化理性的凝聚,将外在的社会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从而使社会井然有序。《礼记玉藻》篇规定:“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也就是说,在古代礼仪中,饮酒以三爵即三升的量,就已充分地表达了礼的和敬之意,礼已经很完备了,饮酒之仪即可结束了。也指出,饮酒“以三升为当,五升为过,二升为寡,而制器者即因之。”其中也明确指出饮酒以三升之量最为适宜,并要求古代的工匠应根据饮酒礼仪的规定来制作酒器。但到了春秋战国之世,周王室日趋衰落,王权散落,社会结构逐渐瓦解崩毁,传统的礼仪制度已不那么严格,青铜器的制作也逐渐没落了,丧失了其原有的神圣性。这种变化突出地反映在觚的设计制作上。当时,觚的造型开始发生变化,“有破觚为圆者”。觚,有棱之意,“破觚为圆”即指当时觚的设计制作失其制度,取消了象征地方之棱而通体为圆,既违背了“制器以尚象”的造物原则,也远离了天圆地方之“象”和安稳正位之义;在容量上,则由二升增至三升,如春秋末至战国时期齐国记录官府造作之事的官书《考工记》就记载:“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也。”觚已由二升的容量增至三升,虽名为觚,实乃为觯,名不符实。当在燕饮之时“献以爵而酬以觚”,则饮酒量就由原来的三升增至四升(一豆为四升),虽然刚好为一个人的食量,但饮酒则超过了适宜的限度,宾主身体不能自持,难免失态,触犯罪过,破坏了礼仪场合的庄严、和敬,这是不符合礼制的道德规范的。可见,此时觚的造型和容量的变化,出发点是满足主体的口腹之欲,道德精神的追求让渡于物质之欲的满足,这导致了觚所承载的道的丧失和礼的沦落,使君子不能再顾其名、视其形而思其义,用其器而合于礼,丧失了觚的“超日常”、“非日常”的神圣性,同时也消解了礼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作用,这反映出周王室的没落和文化的失范,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崩毁解体。觚成为整体社会的隐喻,成为一种象征系统。其造型设计的失范成为社会失范的一个象征反映,潜藏着社会结构秩序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危机。这引起了孔子的焦虑和不安。觚的造型变化只是表面的显性的现象,而孔子则从中看到了深层隐性逻辑。可见孔子是把觚放到整体社会的政治文化总体框架中来认识的。因此,当孔子看到这样所谓的“觚”时,发出了“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的深长而无奈的叹息,实际上是对于觚这一器物造型的变化所反映出由轻改古制而导致的“礼崩乐坏”、“为政不得其道”的失控的社会状况的叹息和反思。三、“器”与“具”正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生物的需要已转化为文化的需要。……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设备活动的结果。”在现实社会中,人的生理一生物需要,早已脱离和超越了动物本能冲动需要的层面,而转化为社会性和文化性的需要了。“器”不仅是技术发展程度的衡量器,更是反映人的生活方式、生存面貌、伦理道德和精神状态的参照系,蕴涵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自然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国古代“器”的创造,不仅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物质之需,更是引导人们从物质世界向着精神世界飞升的媒介,实现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超越、精神境界的提升。器的变化实际上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的演变是一致的,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和人的精神状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