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盛世武功”的局面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就出现了外戚擅权,宦官专权,朝廷腐败,政治黑暗,农民被推向灾难的深渊。汉灵帝时期,国家大事更加腐朽,一切都由宦官操纵。与此同时,皇帝、官僚和地主疯狂地吞并土地,残酷地剥削人民,积累财富。
皇帝公开卖官卖衔,大官大价小官小价;你可以用现金或信用卡支付。这样一来,官僚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挖空和搜刮民脂民膏,拿回买官时付出的代价。
再加上水旱蝗灾,人民实在无法生存,被迫拿起武器,走上起义反抗之路。东汉末年的七八十年代,全国各地爆发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零星的农民起义起到了宣传群众、锻炼队伍的作用。尽管遭到统治者的镇压,起义农民的斗志并没有衰退。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爆发了震惊全国的黄巾军起义。黄巾起义的领导者是张角,河北巨鹿人。张角率领的队伍头上戴着黄巾,因此被称为黄巾军。
黄巾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第三次农民起义。与陈升、光武、绿林、奇美相比,它有自己明显的特点。
首先,起义是在宗教组织的情况下发生的,张角使用的宗教叫做太平道。张角自称“大德老师”,是太平道的领袖。
张角以宗教的形式宣传人民的疾苦,揭露统治者的罪恶,用“符水”治病,深受农民的欢迎。张角的弟子也外出活动,广为宣传,信徒人数很快发展到30多万人,活动于鲁冀豫等地。
张角把30多万基督教徒按军事编制分为36个党派,有1万多个大党和6.7万个小党,各由一个运河师领导,张角任总指挥。时机成熟后,张角决定于184年3月5日在全国同时起义。当时除了太平路,还有五斗米路,利用宗教组织农民起义。
张角领导的大起义爆发后,张鲁也在四川组织了起义。农民利用宗教组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是愚昧的、唯心的,不能说不是创造。
第二,起义提出了“平等”和“平均”的概念,反映了农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平等”和“平均”的言论被张角重新解释以发动群众。张角利用这些思想材料宣传平等观念,反对地主阶级垄断社会财富,要求人们共同占有社会财富。
指出地主阶级垄断了社会财富,这是违背天理和人性的,农民要求平均的社会财富是天经地义的,是高于天理,低于人性的。张角的宣传反映了农民对平等和平均的初步要求,为发动农民起义做了动员和舆论准备。
第三,这次起义有明确的纲领,严密的组织,充分的准备。黄巾起义军组织严密,准备充分,这是最近两次农民起义所没有的。张角不仅在起义队伍中建立了“广场”组织,而且为了进攻京都洛阳,还把队伍集中在叶(今河北临漳)。
为了使准备工作更加扎实和富有成效,张角还亲自潜入洛阳了解情况,观察动态。同时,他们派人进入东汉政府,争取一些同情起义的官僚。
像这样复杂的组织准备工作,张角都做得有条不紊。一切准备就绪后,张角决定于184年3月5日起义。但由于叛徒告密,起义不得不提前到二月。张角被称为天宫将军,他的弟弟张苞被称为狄公将军,张亮被称为任公将军,领导河北的起义军,其他地区的农民军也同时起义。
声势浩大的起义军攻击东汉地方政府,到处杀官,严重威胁地主阶级的团结。东汉政府为了对付农民起义,先是对党员进行大赦,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后又任命何进为大将军,率领重兵防守洛阳。
派遣各地中郎将,黄福松、朱娟率领四万余人,镇压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黄巾军;北方兵团司令鲁直奉命进入河北黄巾军主力张角部。在战斗中,起义军英勇顽强,孤注一掷,给东汉政府反动军队以沉重打击,迫使其更换统帅。
但由于起义早,事发仓促,洛阳未被攻陷,使统治者得以喘息,集结兵力对付农民军。同时农民军缺乏作战经验,给人可乘之机。
特别是在双方对峙非常紧张的时候,起义军首领张角因病去世,这对起义军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就这样,政府军利用自身优势疯狂镇压农民起义军,颍川、南阳、冀州等地数十万人倒在血泊中。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震动全国的农民起义,不到一年就被反动统治者镇压了。
此后,黑山、益州、青州的黄巾军虽继续斗争,但一直无法形成大浪。随着统治者镇压的加强,起义军内部出现了许多背叛活动,这也是起义失败的一个原因。
黄巾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永远不会消亡。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东汉政府失去了统治全国的能力。东汉政府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空壳。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调整了土地所有制关系,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