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开始于什么时代的人，礼崩乐坏是哪个时期发生的

宗法分封制的完善，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和井田制的实行，使周朝建立了一整套社会礼仪制度。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周朝建立的封建社会开始出现礼乐崩溃的迹象，最终走向终结。

在中国古代，从周朝以封建礼制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到秦朝统一郡县制的社会模式的转变，称为周秦之变。那么周朝礼乐崩溃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社会秩序是如何从封建社会(分封制和建国社会秩序)逐渐过渡到中央集权的呢？

周代分封制的建立

周朝之前的朝代是商朝。但与周朝的分封制不同，商朝推行的内外服制度极具征服性。在内外服体系中，内服是商族的活动区域，外服是商族以外诸侯国的活动区域。王上用两种不同的管理系统处理自己家族的事务和对外国人的服从。所以，商王实际上是以联盟盟主的形式，与附庸国形成了一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

周朝建立后实行的分封制彻底打破了商朝的统治模式。无论是姬姓、功臣还是夏商遗民，都是以分封制立国，以等级分封制把夏民族建成一个整体。

商朝的外服体系是由从属于商族的部落组成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商族的武力逼迫下承认自己在世界上共有人的中心地位。但在商族的崇拜信仰中，整个商族被认为是受天命所保佑的，所以商王通常对从属国采取歧视和压迫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外服国的臣服是建立在商族中央政权的实力基础上的。周朝的分封制改革了商朝的这一弊端，要求各诸侯国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分封制中重要官职的任免需要报周天子批准才能生效。

同时，周朝设置了封国君主必须对周王室承担的各种义务。其中既有派兵跟随周天子、保卫王姬的义务，也有定期探访、缴纳各种贡赋的义务。可以说，与商代的内外侍奉制度相比，周朝分封制的建立实质上强化了周朝中央的权威。

战争曾经是贵族的礼仪性“游戏”

虽然分封制与商代的内外役制相比有许多优点和进步。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周朝的分封制逐渐开始动荡，这也导致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礼乐的崩溃。因为周朝最初的封建国家大多是以军事征服者的身份来到封地的，当他们带着自己的亲属和士兵成为封地领主时，他们就成为了周朝分封制下的军事贵族。这些贵族阶层与采邑中的平民有着天然的差异，而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贵族们也需要想方设法维持这种差异，以凸显自己的优越性和高贵性。于是就形成了等级秩序很强的礼法意识。

礼仪遍及周朝的各个方面，包括战争。按照《左传》的说法，“崇和荣是唯一的国家大事”，也就是说，只有祭祀和战争才能称为国家大事，而且这两件大事一开始只有贵族才能参加，平民是不能沾染的。正因如此，西周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多为贵族战争，双方的战争有一套繁琐的“礼仪”规范。

那时候如果不按照贵族礼仪去打仗，就算赢了也会被周围的诸侯国所不齿，导致国家地位的下降。这一时期贵族之间的战争，仪式性远远大于实用性，战争本身也是分封制秩序的组成部分。但是，随着贵族之间的争霸越来越激烈，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贵族霸权引发了包秩序的混乱

虽然周代由于礼仪制度的存在，贵族之间的战争维持在一个低强度的范围内。但分封国地理位置的不同，决定了位于夏边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夏制之外的文化影响。西方的秦国和南方的楚国就属于这样的地理边缘国家，所以对周朝的礼仪制度认同感最低。西周时期，楚国经常几次得罪周王室，篡夺子爵爵位成为楚王。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楚国自称为王，其他国家称楚国君主为子楚。

春秋时期，在与宋襄公的一场战斗中，楚成王，宋朝迂腐的君主宋襄公，仍然按照西周的礼仪作战，不愿在楚国国军阵势排列整齐之前进攻，最后狼狈而逃。与宋襄公相比，楚人不按套路出牌是有先例的。

早在公元前706年，春秋初年，楚国讨伐周王室的铁杆下属隋国。隋国君曾说，面对楚军的围攻，他是无辜的，但楚武王回应说:“我是野蛮人。”随着诸侯争霸的日益激烈，战场上的贵族风范逐渐成为笑柄。正因为如此，孟子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也就是说自春秋以来，就没有基于礼仪和道德的正义战争。

“学者”阶层的崛起改变了社会结构

虽然春秋时期诸侯国逐渐撕破脸，展开了更注重实用的争霸战争，但分封令也限制了这些诸侯国的权力。在长子继承制和分封制的共同作用下，各诸侯国的内部结构也是一个小分封制，诸侯国会分封自己的亲戚或英雄来管理国家新建的城市和周边的领地，从而造成了周朝多级分封制的社会结果。随着时间的演变，周天子逐渐控制不住其统治下日益壮大的诸侯；在众多诸侯的诸侯中，一些大官逐渐发展起来，瓜分了一些诸侯君主的实力。这就是为什么在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一般不会太大的原因。

但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中原社会发生了两次重要的技术进步，引发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全面变革。铁器和牛耕技术的普及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从而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简牍的流行，掀起了一轮知识传播技术的推广，取代了价格昂贵、难以携带的龟甲兽骨，使得大量有知识的人出现在平民之中。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促使平民逃离贵族雷区，开垦自己的私有田地，导致井田制的崩溃。

有私有田地的平民家庭，可以供养家庭中的专职劳动者读书。这样，平民开始成为当时社会的新生力量，与落魄的贵族和退役军人融为一体，被称为“士”阶层。对于诸侯国的君主来说，逃离矿田的平民会削弱其领主的实力，形成君主对他们的优势，于是纷纷保护平民的私田；对于清大夫贵族来说，平民的私田受君主保护，直接向君主纳税，这就增加了他们控制自己的难度。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君主和平民逐渐结成联盟，开始逐渐削弱贵族领主的权力。

变法运动彻底破解了分封制。

虽然文官势力的崛起和井田制的崩溃导致了各诸侯中贵族势力的削弱，但晋国和齐国发达的贵族已经完全控制了诸侯的内政，最终发生了三族分进晋国和田代齐这两个标志性事件。然而，正是在这四个新兴国家中，先后爆发了变法、申不害变法和魏的变法。此后，楚有短暂的吴起改革，秦有商鞅变法，走上了富民强兵、一统天下的进程。

那么进入战国以后，为什么各个国家都想尽办法进行改革呢？这些进行改革的人是谁？事实上，随着景甜制度的崩溃，诸侯国的王公越来越占据对大臣(除了楚国)的压倒性优势，但旧贵族领主仍然强大，制约着君主。

但随着“士”阶层的日益壮大，君主们开始依赖这群在自己国家没有基础和资本，必须完全依附于君主的人才。他们的地位和荣誉取决于君主的奖惩，因此有足够的动力配合君主改革政事，以加强君权，更好地服务于诸侯争霸的需要。这些人逐渐发展成为君主的官僚，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官僚体系。官僚和贵族领主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没有社会政治独立性，必须依靠君主的意志。因此，他们是战国时期推动政治改革和革新的中流砥柱。

新秩序形成了。

正是由于周朝封建礼乐制度的崩溃，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最终在战国之后出现了各国竞相变法的局面。诸侯国之所以争抢强有力的变法方案，是因为在春秋战国这样的血腥年代，军事竞争异常激烈。一旦一个国家的政治改革方案力度大了，霸权战争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其他国家也必然会纷纷效仿。否则落后就要挨打，甚至亡国灭种。

至此，随着分封制的瓦解，一个新的君权中央集权的社会诞生了。在各国政治改革的竞争中，商鞅在秦国的政治改革最为彻底和持久，因而成为战国时期最后的赢家。秦始皇横扫六国后，立即推行“用同一种语言书写书籍，用同一条轨道行驶汽车，统一计量，实行郡县制”的政策。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就此形成，并延续了两千年。

综上所述，周代礼乐崩溃的实质是贵族秩序的崩溃，而这种分封制动荡和崩溃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随着铁器、牛耕和竹简的普及，各诸侯国内部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刺激各国进行改革和加强，并由此诞生了新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