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子：鱼龙混杂下场各异的帝王之子

帝王之子，先秦时代称王子或公子，秦始皇时仍沿袭称公子。 汉以后，皇帝之子始称皇子，除嫡长子被册立为太子，其余皇子 按出生次序，呼为皇二子' 皇三子等。.满人入主中原后，不预立 太子，皇子改称阿哥，按排行呼为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等。

皇子因是所谓“龙种”，民间俗•你为“龙子”。历史上很多皇子年甫 及冠，就被封王封侯，开府设官，拥精兵，握重权，镇守一方，威 势无比.西周、西汉、西晋和明朝初年，都是这样大封皇子的。有 些皇子甚至还在襁褓之中，就被封为王侯，任为卿相，结果“位 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黄口孺子只能坐享富贵，哪能为国家为 朝廷出谋划策，建功立业呢？

封建帝王的子女成群结队，如秦始皇有子女三十多人，晋武 帝有皇子二十六人，唐玄宗有子三十人，宋徽宗有子三十一入，明 太祖有子二十六人：清康熙帝有皇子三十五人。可以说，封建时 代人r最为兴旺的只有帝王之家。然而，“宗姓实繁，贤惠杂出” （《明史·诺王传》），在众多的帝王子女中，有智有愚，有贤有恶，有 忠有奸，有孝有迕，龙虫混杂，人兽兼有：他们有的能佐治国家， 抚安社稷；有的却窃权夺位，败国亡家。有的能安于淡泊，不恋 富贵，不贪权势，有的却一味奢侈，荒淫无度，骄纵不法。有的 能孝事父母，友爱昆仲，有的却弑父鸠母，杀兄屠弟.……年幼 的皇子一般牛.活在后宫，成年或是受封，就必须搬出皇宮，在京城开府或前往封国治事，只有在年节庆典或奉命才能回到后宮。不 论皇子是后宮的过客还是住客，历史上的所有皇子归为三大类：

一曰政治型，既指那些以个人才力维护皇室统治，促进社会 历史发展的皇子，又包括那些心怀异志，争权夺位，乱国败家，祸 害人民的皇子。前者如秦始皇长子扶苏，他看到父皇独断专行，横 征暴敛，严刑峻法，焚书坑儒，使天下岌岌可危，便大胆上言谏 劝：“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 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结果被贬往上郡，最终沦为阴谋 的牺牲品（《史记•秦始皇本纪》。

再如努尔哈赤的诸子代善、多尔衮、多铎、豪格、莽古尔泰等，他们南征北战，立下赫赫军功，为 满清人主中原，统一全国，推进满族封建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后被封为“铁冒子王' 后者如相继起兵，争夺中央大权造成“八 王之乱”，使西晋帝国迅速衰亡的晋武帝诸子。又如唐玄宗的十六 子永王李璘，在“安史之乱”爆发，玄宗西奔入蜀的时候，被任. 为山南东道、岭南道、黔中道、江南西道四道节度使，本意是让 他稳住江南，助平祸乱。何李璘不仅没有援助北方的平乱斗争，反 而趁机起兵，独树一帜，准备保有半壁江山，称帝为王。

二曰享乐型，这种皇子在各朝各代普遍存在，尤其是那些 “生于深宮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知惧”的皇子，他们养 尊处优，把一切心思用在“及时行乐上。他们嗜爱的是醇酒美 色，珠玉财宝，绫罗锦绣，以及一切奇珍异物，这些享乐皇子纵 情挥霍，在奢侈淫乐外，有的还骄横暴戾，甚至因欲壑难填，做 出种种虐害百姓、扰乱国家的事情来。汉景帝的皇子中山王刘胜 是奢侈淫逸的典型。汉景帝时，鉴于地方分裂势力坐大，开始削 弱藩国，打击侯王。

刘胜在这种形势下，决心不去过问政事，把 自己放纵于酒色中，史书说他“为人乐酒好内”，生有一 百二十多个子女。他的兄长赵王刘彭祖曾指责说：“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 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刘胜则反口讥笑这位“好为吏事” 的哥哥，开导他说：“王者当日听音乐声色/（《史记•五宗世家》） 刘胜死后与妻子合葬F陵山（今河北满城县城），陪葬的精美物品 器皿上千件。1968年刘胜夫妇墓被考古工作者发捆，除了有举世 惊奇的两件金缕玉衣外，人们还发现这位嗜酒享乐的皇了，特别 把许多大酒缸和各种式样的酒器也带到了地下！

皇子骄奢暴戾的代表可推明神宗的三子福王朱常洵。朱常洵 因生母郑贵妃极受宠幸，他也格外得到神宗的钟爱，几被立为皇 太子经群臣十余年的抗争，神宗才不得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封朱常洵为福王，封地选在富庶大都洛阳，并赐庄田四万顷（后 减为两万），河南肥田不够数，另从山东、湖广补发，朱常洵结婚， 极尽豪华，共用白银30万两，营建洛阳芏府，又用银28万两，仅这两项开支，就使户部钱库入不敷出》前往藩国后，朱常洵又请 到了江都至太平沿江千余里的杂税和四省的全部盐税、茶税收入。

他又特别获准在封国内设官征税，乇府属官“假履亩为名，乘传 出人河南北、齐、楚间，所至骚然，”官吏和百姓都受骚扰，民脂 民膏尽被榨取。朱常洵一方面骄横贪婪，欲壑难填，凌辱官吏,压 榨百姓，另一方面奢侈腐化，大肆挥霍，“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 妇女倡乐明思宗崇祯十=.年（公元1640年）冬，李自成的大 军进人河南，朝廷派来卫护洛阳的军士，认为“王府金钱百万，而 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心中愤恨不平，趁黑夜打开洛阳城门迎接农 民军。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恶贯满盈的朱常洵被捕杀，人们把又白又嫩的福王肉与鹿肉煮在一起，设酒相庆，名为“福禄酒”（《明史•诸王传》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