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如何赶上“一战”末班车的？

1914年8月开始的一战，是一场主要发生在欧洲但波及到全世界的世界大战。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卷入了这场战争。

201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这一年，对中国人而言无疑具有双重的酸楚滋味。回望历史深处的1914年，新生的中华民国已历三载，但战乱、政争、贫困却仍在折磨着这片苦难的大地。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让这片破碎的山河雪上加霜。

1917年2月，在一战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后，势力渐弱的德国为压制英国方面的海上运输而单方面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按德方声明，对于任何开往英国的船只，德国潜艇将不发警告的加以击沉。此举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德国原本为封锁其他国家对英国的物质援助，但这种不加区别的攻击方式将更多的中立国拖入了战争，其中就包括了万里之外的中华民国。

“府院之争”：总统、总理掰手腕

1917年2月，中立国船只相继被德国潜艇击沉后，受损最大的美国宣布对德断交，并准备派遣军队前往欧洲参战。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展开了对华外交活动，希望中国也步其后尘，对德国断交甚至随同参战。对此，民国总理段祺瑞最初未置可否，因为他本人曾赴德国学习军事，对后者的强大深有体会。在他看来，德国虽然目前形势不利，但难保没有翻盘的可能，万一参而不胜，反而惹下麻烦。

在此情况下，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按华盛顿的指示极力劝说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并许诺为中国提供贷款及其他各种支持。与此同时，协约国集团的一些外国顾问如总统府美籍顾问福开森、英籍顾问莫理循等人也纷纷向各方有力人士展开游说，他们异口同声的建议：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搭上“战胜国”的最后一趟列车。

在“外国友人”的游说和“战胜国”的诱惑下，段祺瑞随后改变了主意，他的小算盘是：如果中国不战而胜，不但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可以利用参战为名，扩大自己的势力;再者，对外战争可以转移民众视线，稳定国内政局，何况本次参战没什么大的风险，正好乘机搭个便车。

段祺瑞

之后，民国政府对德国以“无限制潜水艇战”封锁国际公海的政策提出抗议。3月初，段祺瑞召开内阁会议并顺利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让老段没想到的是，总统黎元洪在看完提案咨文后表示不能盖印，其理由是：宣战媾和乃大总统之权力，如今断交便是交战之先声，事关重大，不可草率行事;退一步说，也应该先与国会协商为妥。

原来，按1912年《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是虚位，总理是实权，但国会、总统府、国务院之间又因为权限不清而相互牵制，由此导致民国初年总统与总理间多有龃龉，这也就是所谓的“府院之争”。作为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而又势力单薄的黎元洪，其对段祺瑞的心思一清二楚，他并不愿意看到后者借“参战”扩充实力，由此才有了以上一幕。

碰了这个钉子后，段祺瑞气得出走天津，要撂挑子不干，最后还是黎元洪请江苏督军冯国璋前往天津走一趟，才算把老段劝回。之后，段祺瑞在冯国璋的陪同下再次拿着对德绝交的咨文请黎总统盖印。鉴于上次的风波，黎元洪这次二话没说，当场便盖上总统大印。

事后，段祺瑞在迎宾馆招待参众两院议员，向议员们解释政府的外交政策，以求取得共识并通过对德绝交案。有了这些铺垫，众议院在3月10日表决对德绝交案，结果以331票对87票获得通过;3月11日，参议院也以158票对35票的结果通过了这一议案。

3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正式照会德国公使，宣布对德断交，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并令驻德公使颜惠庆即日回国。德国公使收到照会后，虽然也发了一通抗议，但事已至此，最终只能降旗回国。至于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中央政府令地方官即刻收回，在租界的少量德军也被解除武装;就连德国在华的商船，也都被一一扣押。由此，德国从1898年侵占胶州湾后在中国发展的势力，就此烟消云散。

“公民团”大闹“参战案”

对德断交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该是对德宣战。在对德绝交问题上轻松搞定黎总统和国会后，段祺瑞本以为下一步参战将会顺理成章，但之后的过程却惹出许多不该有的麻烦。

1917年5月8日，段祺瑞将国会中主要党派的议员代表请到国务院，向他们解释了对德宣战的原因：一、中国在宣战后不参与欧洲战事，无需派兵;二、德国已转攻为守，颓势日显，失败指日可待;三、俄国在革命后仍继续对德作战，俄德和谈乃子虚乌有。

本来呢，这些游说活动还算正常，但国会对“参战案”进行投票的前两天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当时北京城内突然出现了很多自称“公民”、“代表”的队伍，他们拿着各色小旗子来到国会前面游行，并强烈要求对德宣战;与此同时，很多号称“民众团体”的组织也纷纷发来电报，要求国会尽快通过“参战案”。

5月10日，也就是国会对“参战案”进行表决的那一天，这场闹剧达到高潮。就在议员们来到众议院准备投票时，院外被上千名“公民”、“代表”们包围，他们整整齐齐的排着队，手里拿着形形色色的各色旗子，上面写着什么“军人请愿团”、“学界请愿团”、“商界请愿团”等等，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当议员们经过他们的队伍时，这些“公民”、“代表”们便强行塞给他们“请愿书”甚至“警告”的传单，如果哪个敢不拿或拿得慢了，他们轻则喝斥，重则抡起胳膊饱以老拳，闹得实在不成体统。

正当议员们要进行投票时，“公民代表”们借口监督“投票的公正性和透明性”而强行闯入会场里，场内外秩序顿时一片大乱，投票根本无法进行。闹到晚上，投票仍无结果，最终段祺瑞也不得不亲自来到众议院，混乱不堪的“公民团”这才安静下来。事后查明，这些所谓的“公民代表”，其实大部分是乞丐流氓，而暗中的组织者正是段祺瑞的弟子傅良佐、靳云鹏等北洋军人。这与当年袁世凯利用所谓“公民团”强迫议员们选举他为总统时的伎俩几乎如出一辙。

尽管老段对傅良佐等人的幕后操作未必知情，但“公民团”的拙劣表演最终让“参战案”泡了汤(原本可以顺利通过)。事后，舆论大为哗然，各部总长如程璧光、谷钟秀、张耀曾等也在压力下先后提出辞呈，段祺瑞的内阁形同垮台。

一波三折：对德宣战终成定局

内阁会议瘫痪后，段祺瑞仍对“参战案”念念不忘，他在数天内连发三道咨文，要求国会尽快审议、速速通过，其心情之焦迫，不啻于农夫之望禾苗。可惜的是，段总理的心情并没有得到议员们的理解，国会方面反而提出，如今内阁残缺不全，咨文当属无效，须等内阁改组之后才能重新审议。

鉴于总统府和国会的双重压力，段祺瑞考虑再三后不得不后退一步，其重新拟定了一份内阁改组的名单并有意挑选了一些亲近总统府的人入阁，以便能尽快通过“参战案”。但是，黎元洪此时却打算乘机倒阁，其后以“段内阁长期虚悬”的名义将段祺瑞的内阁总理一职免去。事后，恼羞成怒的段祺瑞再次出走天津。

表面上看，黎元洪在这次的“府院之争”中大获全胜，但之后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在段祺瑞的暗中唆使下，各省督军对黎元洪的“免职令”大起非议并纷纷宣布独立，个别督军甚至扬言要组织军队进行“北伐”，将黎元洪从总统位置上赶下去。为此，病急乱投医的黎元洪一时轻信老保皇党、“辫帅”张勋的调停建议，结果“辫子军”乘机涌入京城，闹出一场人所共知的复辟丑剧。

“张勋复辟”后，段祺瑞立刻宣布讨伐，随后组织“讨逆军”攻入北京，将“辫子军”打得落花流水。失败之余，张勋躲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而惹下如此祸端的黎元洪也无颜再任总统，最终于7月14日宣布辞职。这一次，段祺瑞笑到了最后，其不仅获得了“三造共和”的美名，而且再度复出担任总理。

黎元洪辞职后，江苏督军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与段祺瑞为昔日同袍，都是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出身，相比于“黎、段组合”，冯国璋与段祺瑞的府院关系要和谐得多，由此，“参战案”也得以顺利通过。

1917年8月14日，民国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就此加入协约国集团并踏上了“一战”的战车。一年后，同盟国集团的德、奥等国不出意料的最终落败，中国也在近代史上首次成为了战胜国。

事后查明，这些所谓的“公民代表”，其实大部分是乞丐流氓，而暗中的组织者正是段祺瑞的弟子傅良佐、靳云鹏等北洋军人。这与当年袁世凯利用所谓“公民团”强迫议员们选举他为总统时的伎俩几乎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