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哪些带兵打仗的文人？

古代文人雅士带兵打仗的奇多，姜子牙，孙武，孙膑，商君，赵括的父亲赵耆，韩信，文天祥，史可法，洪承畴，孙承宗，孙传庭，袁崇焕，熊庭弼，近代的毛主席，蒋百里将军，个各智勇双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英明神武，万古长青，还汉武大帝，未领过一次大军冲锋陷阵，但确指挥规划了历次漠北对匈奴大战。

南北朝时期，南朝的陈庆之，被誉为白袍将军，就是身体孱弱但是富有谋略的文人。

到了宋代之后重文轻武，文人开始执掌兵权，到了明朝为盛，比如说王阳明，洪承畴，孙传庭，袁崇焕等。到了清朝候后期，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李鸿章，左宗棠等都是能领兵的将帅

历次南北战争，明朝从南方逆推北方很牛逼吗？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南北战争，北方政权吞灭南方的战例比比皆是，而南方吞灭北方的例子少得可怜，取得完胜的似乎只有一次，那便是明朝北伐灭亡元朝。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总是愿意从军事角度来分析。例如地形地势，北方是居高临下，而南方是仰攻，故而北方用兵容易而南方用兵艰难。例如在古代，北方占有养马之地，具有骑兵优势，南方军旅进入北方大平原，便是步兵对骑兵，难以取胜。

于是，基于此，明朝能够完成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明太祖朱元璋便被捧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是千载难得的军事奇才。

朱元璋及其麾下的文臣武将，若说才能在当时确实是一时之杰，但他们能够做到南方逆推北方，所依靠的，并不是军事，而是政治。

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中有一句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只要不是过度的代差，在同等科技水平下，战争的胜负并非军事因素而往往是政治因素。

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便解释了在科技水平上出现了代差，无论怎么忠勇无畏，战争也是无法取胜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官兵并不是贪生怕死，上至总督、提督，下至总兵、知县，英勇战死者甚多，更有镇江、乍浦满城官兵死战殉国的事迹，可他们手中十七世纪的武器面对英国的坚船利炮只有遭受屠杀的份。而到了甲午战争，清军的武器和日军并无代差，仍然惨败，那便是政治上的问题了。

同理，古代的南北战争的胜负，往往在于南北双方政治稳定程度和内部管理效率的高低，而并不仅取决于军事。虽然骑兵面对步兵却是有一定优势，但并非决然不可取胜。正如岳飞所言：“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将领的智谋与意志，军队的素质与战力，都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并非有骑兵便可通吃。

纵观历史，虽然北方吞并南方的战例很多，而南方反制北方的战例也不遑多让。比如历史上第一次著名的南北决战，是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曹操以四比一的优势兵力南征，却遭到惨败。前秦天王苻坚、金废帝完颜亮也都在兵力占绝对多数的情形下南征惨败。南北朝时的宋武帝刘裕，率南军一路斩将夺旗，在平原上屡败北方骑兵，连下洛阳、长安。至于著名的白袍将军陈庆之的传奇，更可证明，所谓骑兵必胜步兵的结论是立不住的。

北方可以战胜南方，并非因为骑兵无敌，看看东吴名将周瑜的那句“舍鞍马，仗舟揖，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而南方反制北方，也并非北军遇到熟悉水战的南军便一筹莫展，否则岂会有“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关键还在于政治。

曹操南征失败，是因为“北土既未平安”，并不足以一鼓作气，而南方孙刘却背水一战同仇敌忾。苻坚南征失败，是因为通过招降纳叛统一北方，远未消化完全，结果如充气的气球一戳即破，而东晋却处在门阀政治最稳固，人才最为鼎盛的时期。完颜亮南征失败，是因为刚刚迁都，内部清洗使得人怀怨愤，稍一受挫便祸起萧墙。刘裕和陈庆之北伐之所以初期摧枯拉朽，后秦与北魏政权不稳是很大的原因。

而西晋灭吴，隋朝灭陈，宋灭南唐，元灭南宋，都是因为南方朝廷内部都已上下离心，无力组织有效的抵抗了。南宋末代太后谢道清在元军兵临城下时，斥责臣下的一番话，可算是历代失败方的通理：“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衅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

以史为鉴，反观明朝北伐战胜元朝，也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军事成就，而是元朝内部严重内耗，失去抵抗力的原因。

元朝脱胎于蒙古帝国，因此保留有难以撼动的“漠北旧制”。而漠北旧制的核心，便是贵族封建制。君主并不能享有完全的集权权力，而是要将皇权与宗室勋戚共享。

而元朝从世祖忽必烈开始，一直在试图扭转这种格局，建立完全的集权皇权。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举措便是效法汉制，设立太子，剥夺贵族会议“库里勒台”选举皇帝的权力。

然而，历史的吊诡也开始显现，从忽必烈的太子真金开始，几乎没有太子能够活到即位，皇帝仍需要宗室勋戚集团的拥戴才能获得合法性，这使得集权皇权迟迟不能稳固。

到第五代皇帝英宗时，总算是父死子继，顺利接位，可英宗成为太子，却是其父亲仁宗违背与哥哥武宗“兄终弟及，叔侄相传”的誓约，废黜武宗之子继承权的产物，因此得不到宗王勋戚的支持。再加之英宗年少气盛，疾风暴雨的进行集权改革，遭到强力反弹，从而出现了“南坡之变”的惨剧。而在此之后，“英宗弑而泰定乘虚，泰定崩而明、文争立，文宗崩而顺帝报复”，统治集团内讧频仍。

到末代皇帝元惠宗（顺帝）时，先后有燕帖木儿、伯颜两大权臣专权，惠宗通过贤相脱脱夺回实权，也开始加大集权皇权的建设，不惜在“旧政更化”的改革未能见效时便罢黜脱脱。之后虽因天灾民变四起而重新启用脱脱，但并不信任这位“威权震海内”的宰相，君臣之间埋下猜忌的种子。再加上惠宗晚年荒于政事，委政于太子，而太子想趁机逼其退位，父子之间又起政争。

朱元璋北伐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成功的。

天下大乱，虽看似起义军声势浩大，但元军一直能够控制住大局。至正十一年（1351年），白莲教在颍州颍上（今属安徽）发动起义，众至十余万。之后，彭莹玉起兵淮西，芝麻李占领徐州，邹普胜、徐寿辉起兵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取“压倒大元”之意，建立天完政权。王权、张椿等攻占邓州、南阳，称“北琐红军”，孟海马等攻占襄阳（令湖北襄樊），称“南琐红军”，定远人郭子兴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

可随着元军的进剿，不过二三年，局势大为改观。至正十二年（1352年）五月，元军攻陷襄阳，北琐红军被镇压；至正十二年九月，脱脱亲自率军攻陷徐州，杀芝麻李；至正十三年（1353）十一月，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攻占瑞州，杀彭莹玉等；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元军合攻天完政权，攻占蕲州，擒杀天完官员四百余人，随后夺取武昌、汉阳，徐寿辉“遁去”；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元军攻陷峡州，南琐红军被镇压，而与此同时，濠州郭子兴与部将不和，所部分裂，势力大衰。

然而，也就在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当各地红巾军暂时失败之时，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盐商张士诚占据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佑。

之前的各地起义军，除了天完政权外，无人称王称帝。如今张士诚称王改元，遂成为元廷的主要打击目标。

是年九月，脱脱几乎将元朝可用之兵征调一空，不但诸王、诸省各翼军马齐备，而且连西域、西藩诸兵也抽调集结，准备一举歼灭张士诚。

张士诚屡败于脱脱，只能困守高邮。而就在脱脱将高邮包围即将破城时，元朝内部党争再起，太子因为脱脱不肯帮助其逼父退位而指使佞臣诬告脱脱，说其“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脱脱被罢官流放。而元军失去统帅，士气大衰，张士诚趁势反攻，元军“大军百万，一时四散”。

高邮大败之后，元朝直属军队所剩无几，但却有两支军队又撑起元朝江山。第一支是察罕帖木儿及其义子扩廓帖木儿率领的以沈丘、罗山等地的地方民军为主干发展起来的军团。第二支是答失八都鲁及其子孛罗帖木儿率领的以四川的政府军以及襄阳等地的豪族武装为主干组成的军团。

这两支军团成为起义军难以逾越的鸿沟。尤其是察罕帖木儿，彻底击垮北方红巾军，收复山西、河南、山东，几乎安定长江以北。后虽遇刺身亡，但其义子扩廓帖木儿统领其军，也是当世名将，被朱元璋誉为“奇男子”。

但是，高邮惨败的教训并没能使元朝内部的内耗结束。帝党与太子党的政争仍然日趋激烈，乃至于各自利用外兵。元惠宗为遏制太子，引孛罗帖木儿军团为外援，太子为逼父退位，引扩廓帖木儿军团为外援，使得原本就因争地盘而有矛盾的两大军团激烈内斗。最后，孛罗帖木儿军团在内斗中覆灭。

孛罗帖木儿覆灭后，扩廓帖木儿成为元朝硕果仅存的大将，元惠宗在至正二十六年（1336年）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代太子出外总兵，攻略江淮。

虽然扩廓帖木儿号称“总兵”，可关中则有李思齐、脱列伯、孔兴、张思道四家军阀割据，扩廓帖木儿若要攻略江淮，必须保证关中各军与自己合力，可李思齐是与察罕帖木儿一起举兵的老人，认为扩廓帖木儿是黄口孺子，根本不听调遣，其他各军也都效仿。扩廓帖木儿不得不首先攻打关中。而关中四将共推李思齐为盟主抵抗其军，双方反复拉锯，难分胜负。

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关中诸将逐渐抵挡不住扩廓帖木儿的攻势，向朝廷求救，惠宗令两家罢兵。可扩廓帖木儿没有遵旨，反而加紧攻势。这使得元廷疑心扩廓帖木儿有异志，剥夺了扩廓帖木儿总天下兵，代皇太子亲征的权力。诏书一下，扩廓帖木儿军中立即出现兵变，其麾下将领关保、貊高相继叛离。扩廓帖木儿虽然经过鏖战击杀关保、貊高，并重创李思齐等部，但自己也已元气大伤。

北方元军激烈内耗的同时，在南方，各种力量则在逐渐整合。元朝的南方的驻军因为承平日久，早已腐朽不堪，“世袭官军,善战者少”,甚至到了“军卒之单寡而无所于调，发钱粮虚匮而无所于征”的地步，元廷只能下诏“令郡县团结义民以自守”。

元朝推崇朱程理学，华夷之辩的思想已经松动，读书人讲究“君臣大义”，各地士人纷纷组织“义兵”、“义旅”与起义军两军对垒。这些“义兵”，少者千数，多者上万，一度颇有声势。

然而，元廷对这些义兵并不很重视，除了少量给予了官职，大部分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高邮之败后，元廷对于江南各地起义军，逐渐采取招抚策略，授以高官显位，听凭其割地自雄。而对于各地的“义兵”，则不再有实际的支持，更无力给予恩赏，各地义兵或被起义军消灭，或归附起义军，或自行遣散。

《草木子》的作者叶子奇就曾评论，地方士人“倾家募士，为官收捕。至兄弟子侄皆歼于盗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赏于此。其大盗一招再招，官已至极品矣。于是上下解体，人不向功，甘心为盗矣。”

各地义兵“其后或去为盗，或事元不终”，纷纷投效在江南各地割据的军事势力。

士人们有名望有谋略，从而使得一些“有志于天下”的人实力暴涨，逐渐形成了陈友谅、张士诚、朱元璋、方国珍等几大势力。而吸收士人最多，质量最高的，便是朱元璋。

比如被朱元璋称为“吾之子房”的刘基刘伯温，便是在自己义兵失败后被朱元璋招徕。在龙泉组织义兵的王毅是江南名士，弟子众多，在义兵失败后，其弟子章溢、胡深也都投效了朱元璋，章溢是当时公认的“济世长才”，胡深更是一代儒将，被朱元璋倚为“浙东一障”。

朱元璋在众多人才的帮助下，势力日大，终于异军突起。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灭陈友谅的汉政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灭张士诚的周政权；十二月招降方国珍。

北方消，南方长，此消彼长之中，时间到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誓师北伐。在北伐过程中，明军几乎没有遭到抵抗，如入无人之境，三个月平定山东全境，平定河南也不过三个月。之后，明将徐达调集各军自汴梁渡河,占领卫辉、彰德、磁州、邯郸。在山东临清又会合山东诸军,自临清沿北运河水陆并进，占领德州，攻克直芦(沧州)，控制直沽(天津)。七月下旬克通州，进逼大都。

公元1368年，元朝的至正二十八年，也是朱元璋称帝的洪武元年。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元惠宗率皇子皇妃及朝臣百余人从大都出走。五天后，明军攻占大都，抵抗他们的，只有惠宗的叔祖，年已八十三岁的淮王帖木儿不花所率领的“数百羸卒而已”。

如果元军没有因内耗而元气丧尽，朱元璋的北伐会不会胜利？至少朱元璋自己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首先明朝开国皇帝和几位文臣武将本身就是北方淮西一带，说到底也算中原一带。

红巾军发源于北方一带，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

刘福通是颍州（今安徽界首）人，韩山童是河北永年人。两人一直在北方地区秘密传教，石人挖出，时机已经成熟。至正十一年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聚众三千人于颍州颍上，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刘福通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并自称南宋名将刘光世后代,当辅之。

而陈友谅、方国珍等才属于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