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访美期间,遭遇两次暗杀未遂事件,当时就震惊了世界。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踏上为期9天访美历程。他当时虽然职位只是副总理,但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看来,他都无疑是真正的国家元首。这次访问是新中国元首第一次第一次踏上美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美国也是相当重视,派出精锐特工与中国保镖一起,共同确保邓小平的安全。
当时美国国内很多左翼人士对中国还是怀有很强的敌意,中国国家元首访美,他们自然也不会闲着。就在访美过程中,接连发生了两起针对邓小平的暗杀事件。
第一次发生在1月29日,当天上午邓小平和卡特总体一起在白宫门口发表演讲。卡特总统先致欢迎词,要结束时,人群中有个粉红女郎突然大声尖叫,引发骚动。几名特工就去控制那女的,但美方特工泰伯森在讲台前冷静地观察这一切,这时记者队伍中一个身穿黑皮大衣的男人冲过警戒线,一边冲向邓小平,一边掏出匕首。
这一切都没有逃过泰伯森的法眼,他挡在邓小平身前,猛地撞向黑衣男人,并迅速拿下。经过审讯,粉红女郎和黑衣男人招供,他们隶属于三K党。
第二次发生在2月2日,当天下午邓小平从宾馆出来,准备乘车时,突然有一个人径直冲过来。美国警卫人员凯利眼疾手快,一拳击倒,把人捉住。邓小平又一次化险为夷。事后调查发现,这又是美国三K党的成员,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刺杀邓小平。
经过两次暗杀未遂事件,美国加强了保卫工作,接下来的几天再也没有发生类似事件,邓小平于2月8日安全回到北京。
1955年4月11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这是一次发生在冷战期间的政治谋杀事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当时根据原定行程,周恩来应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从香港搭乘飞机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
暗杀的目的1955年,由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五国发起的亚非会议邀请中国参加,周恩来复电同意参加,并表示愿意为促进亚非国家间的合作而努力。出席亚非会议的共有29个国家。其中与中国建交的只有6个国家,其余23个国家大都同台湾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中国出席亚非会议必然在亚非地区乃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和蒋介石害怕出现这种局面,因此要对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和破坏。
克什米尔公主号当时中国没有远程飞机,而同我国建交的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有这种飞机。而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未曾到过中国,代表团只有到香港启德机场乘坐。经过缜密考虑,周恩来总理决定从香港包乘印度航空公司性能较好的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印尼。为安全起见,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同印度航空公司商妥,印度至香港的航班照常进行,只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达香港后,将“克什米尔公主号”临时改为专机。
暗杀计划缜密但这一情报被国民党在香港的情报部门获悉,在国民党看来,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决定在香港动手,在飞机上的安装炸弹,暗杀周恩来总理。
整个事件的具体策划者有两个人:赵斌丞和陈鸿举。赵斌丞曾是戴笠的得意门生,而陈鸿举则是赵斌丞的手下。两人都是台湾情报局派到香港从事颠覆活动的情报人员。这个计划最重要的环节是物色什么人能够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装定时炸弹。这个人必须是香港启德机场的员工,最好是能够自然而然地接近飞机。
为了悄无声息的将炸弹安装在飞机上,他们盯上了香港的清洁工周驹。周驹20岁左右,有一个嗜赌如命的父亲,没什么累赘,对金钱很渴望,更重要的是周驹个子瘦小,长相普通,不易引人注意。承诺事成之后给予50万元港币的奖赏,在金钱的诱惑之下,周驹接下了这个任务。赵斌丞专门指令特工许缜训练周驹安置此项炸弹的方法。暗杀计划拟定好之后,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做了口头汇报,毛人凤当即表示同意。
空难的发生用来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炸弹是美国制造的小型定时燃烧炸弹,这批炸弹是4月5日由台湾保密局交给从基隆开出的航轮四川号秘密运往香港的。运抵香港之后,交给了保密局下属的香港情报站,他们把这批炸弹存放在香港西营盘第三街178号1楼一个名叫张祖顺的住处,以后由香港情报站派特工李益民前往领取,最后转交周驹。为了能躲过机场的安检,赵、陈两人特意将成牙膏模样,因为简易的洗漱用品是允许带入的。
4月11日,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前,在极为短促的时间内,将此炸弹置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一个机翼的油箱附近。最终,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约5小时(下午6时30分)后爆炸坠入大海,机上除3名机组人员生还外,11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毛人凤事后才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不仅没有生气,还重赏了毛人凤,周驹得到国民党庇护,顺利从香港逃到台湾。
周恩来总理与死神擦肩而过幸运的是,在代表团出发的前几天,中国代表团临时秘密改变行程,缅甸总理邀请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于4月14日-16日访问仰光,与印尼、埃及总理及阿富汗副首相一起商谈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周恩来总理让代表团人员到昆明集中,待访问缅甸后再去印尼,但有8名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必须先期到达万隆,另有3名外国人也需要提前到达。为此,相关单位通知印尼航空公司,4月10日自孟买飞往香港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照常营业,4月11日到达香港后,改为中国代表团飞机,直飞印尼。
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在回忆录中提起当年的这一幕,仍觉得惊心动魄。“如果没有缅甸总理的邀请,后果不堪设想.....早在3月初,便有可靠情报递送到总理的手中:台湾的敌对势力早已有针对万隆的暗杀计划,当时甚至有人劝中国放弃此次参会。“万隆会议将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一次试音,周恩来总理不可能放弃!”
当得知“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毁的消息,周恩来总理及代表团成员即悲痛又担心,聚集在总理屋子里,彻夜不眠的等待北京的消息,并且再次讨论总理该不该放弃万隆会议,但周总理很坚持,必须要参加。直到天亮,大家才散去,周总理读完邓颖超的来信,写下了那封著名的“昆明回信”:
超: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周恩来一九五五四十二
亚非会议,危险重重“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发生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震惊和谴责,同时也使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万隆之行陡然加大了危险系数,但中国政府在空难之后并没有被恐怖威胁所吓倒。4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万隆。1955年4月18日,世界为之瞩目的亚非会议如期开幕。
在亚非会议开幕后的第二天,即4月19日午后,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封署名为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信,信中说:3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国民党总统府之命,组织了28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还领到印尼币20万盾,且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代表团立即对这封来信进行了研究。尽管此信内容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是,根据当时的安全形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必须采取措施严加防范。于是,代表团一面通知印尼方面,要求加强安全保卫,一面召开内部会议制定安全防范措施。
印尼方面非常重视,立刻加强了对万隆的外围警戒,并抽调了大量警力防范,专门派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同时,如果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一至两辆宪兵吉普车随卫。成元功回忆说:为保证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弦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我们所带的手枪都是子弹上了膛的。我们总是紧紧跟随在总理身后,在情况复杂时我们往往干脆把总理包在中间。
值得欣慰的是,美蒋特务的暗杀周恩来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且亚非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时刻关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在紧张的会议当中,周恩来仍不时关心着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情况。当时,奉命前往新加坡处理善后事宜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来到万隆,周恩来在听取了他的情况汇报后,满怀深情地说: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主的事业牺牲的。周恩来嘱咐申健,要把烈士的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的骨灰带回北京。
结语在八宝山烈士公墓里,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纪念碑。纪念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浮雕上一只和平鸽在展翅高翔。它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几个大字,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刻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