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影响古代战争结局的偶然性因素？它们的作用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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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本是关乎国运的重大事件，每一份作战计划，每一次作战行动都应该事先经过精密的设计。但在实际发生的时候，因为参与人、影响的要素太多，不可控的可能性是必然存在的。比如春秋时期决定晋楚两国霸权归属的之战，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由偶然因素引发的战争。在之战前，晋、楚两国经过两轮的谈判，已经初步达成了和平协议，甚至约定了签约时间。

但奉命前往楚军大营召盟的魏、赵旃两位和平使者却不遵号令，擅自行动，以鲁莽的挑战行为激起了楚军的猛烈反击，之战由此爆发。究竟魏和赵旃两位主战派为什么被指定为和平使者？他们二人又为什么要违抗军令呢？

晋国被指为战争祸首，魏、赵旃两位大夫罪责难逃。因为正是他们中了楚庄王的激将法，在楚国三勇士致师后擅自挑衅了楚军。《左传》载：

晋魏求公族未得，而怒，欲败晋师。请致师，弗许。请使，许之。遂往，请战而还。（中略）赵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师者，请挑战，弗许。请召盟，许之，与魏皆命而往。

《左传宣公十二年传》

这段记载中最容易引发歧义的是“欲败晋师”四字。《中国断代史系列春秋史》一书对此的解释是：

晋将魏和赵旃都因为求高官而不得，心中不满，想使晋军失败，请求出使楚营，荀林父答应了。

《中国断代史系列春秋史》

这是我见过最糟糕的翻译之一。

首先，《左传》中“欲败晋师”的主语仅限于魏，而《春秋史》却把赵旃也拉了进来。其次，“欲败晋师”绝不是吃里扒外，盼着晋国兵败。魏是晋国的世袭贵族，与晋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晋国败了能有他什么好处？

魏虽然行事鲁莽，但绝不卑鄙下作。到战役将近结束，晋军一溃千里的时候，还就是魏担当下军大夫荀首的御者翻身杀回了战场，协助荀首击毙楚将连尹襄老，俘获楚庄王之子谷臣，取得了之战中晋军唯一可堪称道的战绩。这是祸害晋军的模样吗？

“欲败晋师”该怎么解释，《广雅释诂》曰：

将，欲也。

《广雅释诂》

写下“欲败晋师”，并不是《左传》的作者在揣度魏出使楚营的目的，而是他站在全知叙述人的角度描述派魏出使的后果：“晋军将要因此失败了”。

同为使臣，魏和赵旃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他们都仕途失意（魏谋求公族大夫未果，赵旃希望晋级六卿不成），迫切地想在战场上立功。看到楚军勇士带有轻侮性质的致师行为后，二人盛怒难当，强烈要求以牙还牙。

可是晋、楚两国毕竟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差一步就能签约了，主帅荀林父不能眼瞅着功亏一篑，所以魏、赵旃的请战要求都被否决了。

就是在这儿，《左传》出现了又一个令人费解的记载：魏、赵旃请战不成，改口说愿为使者前往楚营召盟，竟然获得了批准。

两个态度如此坚决、情绪如此激动的主战派前往楚军大营谈和，该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你能想象宋高宗派岳飞为使，去金国和谈吗？那能谈成吗？所以魏、赵旃刚走，上军副将郄克马上就发出了预警：

“二憾往矣，弗备，必败。”

《左传宣公十二年传》

郄克说魏和赵旃这一趟出使必然坏事。如果我们不预做准备，等楚军掩杀过来，后果不堪设想。郄克的话立即引起了旁人的响应。他刚一说完，顶头上司士会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备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丧师无日矣，不如备之。”

《左传宣公十二年传》

这就奇怪了。明知道魏、赵旃出使可能会闯祸，为什么还要派他俩去？又是谁力主派他俩去的呢？

郄克和士会的可能性应该被排除。因为魏、赵旃出使后，这两位上军指挥官马上进行了作战部署，指派巩朔和韩穿依托敖山的地形布置了七处伏兵。和谈使者前脚出发，后脚你就准备打仗，摆明了就是不相信魏、赵能促成和谈。

那么反过来推论，谁极力反对战斗部署，谁对魏、赵二人的信心就最强，就最有可能是派他们出使的人。那这个人就该是先：

彘子曰：“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多备何为？”

《左传宣公十二年传》

先为什么力主让魏、赵旃出使？我想是因为他俩对这场战争的思考与先最为接近：这三位爷都把晋、楚交兵的战场当成了争夺高官显爵的名利场。为了不让自己的政治形象失分，他们是绝不会顾全大局、放低身段去和楚国进行谈判的。

因此派魏和赵旃出使，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像士会那样被先批评为“谄”的外交辞令。先决定派魏、赵旃出使对于已经非常脆弱的赵氏同盟来说无异于沉重的一击。

魏、赵走后，郄克眼看先对自己的警告无动于衷，索性跟士会一起撇开中、下两军，单独对上军发布了战备指令。名为一党，却各行其是。到了这个地步，赵党成员已经显露出分道扬镳的倾向了。

不过话说回来，郄克的担忧绝非多余，魏和赵旃领命出使，真的惹祸了。他们打着议和使者的幌子出来，却径直前往楚营挑战。尤其是赵旃，抵达楚营之后派自己的随从闯入辕门。很快，楚庄王便亲率禁卫军左广追了出来。

而这边儿呢，晋军大本营担心魏、赵旃旁生枝节，特意派了兵车前来接应他们。楚军一看前方掀起了尘头，误以为晋军发动突袭了。

楚庄王还冲在最前面呢，决不能让他陷入晋军的包围！令尹孙叔敖情急之下，命令楚军全线出击。《左传》载：

楚人亦惧王之入晋军也，遂出陈。孙叔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左传宣公十二年传》

当楚军大部队如潮水般涌向晋军大营的时候，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主帅荀林父却没有任何预案。这位自文公朝以来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到此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只得仓促下令晋军撤退，由此演成了晋军在之战中最后也是最惨烈的大溃败。

“不知所为”，虽然《左传》所形容的乃是荀林父在决战时刻的手足无措，但我却觉得这也可以被视作这位统帅在整个战役过程中的一贯表现他并非不想有所作为，而是领袖权威的缺失、赵党强势的掣肘让他不能有所作为。

从这个角度看去，要指望荀林父像晋景公设计的那样成为制衡赵党的砝码，时机还远未成熟。

参考文献：

李世佳《“赵婴奔齐”事件解析》

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

（韩）李裕杓《西周王朝军事领导机制研究》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徐元诰《国语集解》

我认为明朝的土木堡之变算一个吧。

明正统十四年，后元分裂出来的蒙古瓦剌部落逐渐强大起来，首领也先派人上贡马匹，派人2000余人，要求赏赐。明朝宦官王振是从小教导明朝皇帝英宗的老师，态度高傲不肯多给赏赐，于是瓦剌首领也先联合蒙古其他部落兴兵进犯明朝。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明英宗不顾群臣反对，决意御驾亲征。

一路上军政大事都由王振一人决断，组织混乱。蒙古瓦剌军故意后退，引明军进攻。王振不顾安危，决意北上。在前方遭到敌人打击失败后，慌忙撤退。在撤退途中又想皇帝去自己的家乡显摆一下，途中多次改变行军路线，原因是怕踩坏家乡的庄稼，可笑吧？让瓦剌敌军有了追赶的时间。在一个叫土木堡的高地，明英宗被俘，身边的将士都战死，只有几个太监跟随在旁。史称土木堡之变。

一个强大的、综合国力远超瓦剌的明朝，居然败在瓦剌之手，从此明朝对北方游牧民族从进攻转为防守，再也无力北上杀敌，这也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