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大半都是通的。元和清两个朝代也没问题,其他时候稍微复杂一点。
历史上说的西域,应该是指“敦煌”以西,天山南北的广袤地域,而从长安至敦煌间的狭长地带叫“河西走廊”,它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咽喉要道,打通西域,必先打通河西走廊。
第一个打通西域的皇帝是西汉的刘彻(武帝);武帝之前,汉朝因国力赢弱,一直奉行高祖刘邦的“和亲政策”,河西走廊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张骞出使西域、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终将河西走廊归入版图,让中国首次“面向世界”;
第二个皇帝是隋朝的杨广,公元609年,隋炀帝杨广率领四十万大军西征,征服吐谷浑,并设置“新四郡”(区别于汉武帝设置的“河西四郡“),使青海和新疆部分统一于中国,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疆域,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亲自涉足河西走廊的皇帝;
盛唐因“安史之乱”走向衰败,也因此失去了隋留给他的对“河西走廊”乃至西域的实际控制。
第三个打通西域的就是清圣祖康熙皇帝了,随着剿灭噶尔丹的准噶尔汗国,西域这块游离了1000多年的疆土,终于再次回到了中原王朝的怀抱!
吐蕃王朝和大唐对西域安西四镇的争夺中,除了战争有过谈判吗?
从吐蕃军神与唐朝县尉的谈判,看两国对安西四镇的勾心斗角!
不为人知的唐蕃会谈,吐蕃军神和唐朝县尉的野狐河之会。公元697年(武周朝,神功元年),吐蕃军神论钦陵和唐使郭元振,在西域野狐河畔进行了一次不为人知的会谈。
会谈中,双方为各自利益,唇枪舌剑斗得不亦乐乎。
虽然野狐河之会,很快便淹没在浩繁的历史长河里,似乎并未激起多大波澜。
但从会谈的动议上,显见两国对西域控制权的纠缠。可成为窥视西域,尤其是安西四镇地区,大国政治博弈窗口。
一、野狐河之会的时代背景。吐蕃王朝在七世纪中叶平灭象雄后,西藏本土完成了统一。随着吐蕃社会生活趋于稳定,走下高原对外扩张,便成了国家的主要战略方针。
从地理格局上看,吐蕃扩展只能有三个方向,东出康巴,图谋川蜀;北出甘南,搏取河陇;西出昆仑,争夺西域。
在这三个方向中,北出甘南取河陇,显然是重中之重。
因为,东线的横断山脉沟壑纵横,极不利于大兵团展开。而西线穿越昆仑山的路线补给困难,且南疆的沙漠绿洲地形也不利于统治(这点对唐蕃都一样,所以二者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羁縻方式)。
只有北线草原连绵,既适合吐蕃军队的作战方式,也能满足其军队的补给需求(关于吐蕃军队的补给特点,详见拙作《动辄兴兵数十万,吐蕃军队是如何解决后勤问题的?》)。
因此,不管吐谷浑有没有搅合吐蕃的求亲,它都必然是吐蕃刀下第一只羔羊。
另外,西域和川蜀距离太远,形不成战略联动。只有北线能左右逢源,既联系西域,又呼应川蜀。
吐蕃王朝确实也是这么做的,从贞观十一年(637年)松赞干布进攻吐谷浑开始,直到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才彻底稳定了青海的局面,前后历时三十余年。
占据吐谷浑故地后,青海牧场马上便和西域产生了联动。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取西线穿越昆仑山入南疆,陷西域白州等十八州(羁縻州),又联合于阗周边突厥部落,攻陷龟兹拔换城(故址在今新疆阿克苏)。
唐朝被迫罢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焉耆(今新疆焉耆)、疏勒(今新疆喀什)四镇,安西都护府撤回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交河城)。
为实施反击,唐朝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以阿史那忠为西域行军大总管,由北向南出征安西。以薛仁贵为逻些(拉萨)道行军大总管,出河陇征伐青海,试图使吐蕃首尾难顾。
可惜,薛仁贵所领唐军在大非川,遭论钦陵所部四十万蕃军围攻。唐军伤亡殆尽,薛仁贵被迫与吐蕃约和退军。
高宗仪凤三年(678年),吐蕃卷土重来,联合西突厥首领阿史那都支再攻安西。
吐蕃大论赞聂(疑为禄东赞长子赞悉若)亲自领兵入西域,在西域活动了近四年(676-679年)。
唐朝一面以西州为基地,派兵到龟兹附近与吐蕃争战,一面派中书令李敬玄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出兵青海策应。
但李敬玄、刘审礼率领的十八万唐兵,再败于论钦陵之手(史称“青海之战”)。吐蕃“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安西四镇再废。
垂拱二年(686年),唐朝主动放弃了安西四镇。吐蕃借机翻越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进入西域,攻克安西四镇,长驱东进,兵锋所向直逼沙州(今甘肃敦煌)。
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王孝杰领十八万唐军再入西域,重挫蕃将勃论赞,“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
二十二年间,安西四镇六度易手,一直都是唐蕃博弈热点地区。有一点需要注意,安西四镇在王孝杰收复前,长期没有驻扎唐军,每镇只有五百人的兵额。
这是其反复易手的重要原因,但在长寿元年后,重兵屯驻,迅速稳固了局面。
两年后(延载元年,694年),王孝杰又在大岭、冷泉两地重创吐蕃、突厥联军六万人。唐军控制安西的局面,一直保持到安史之乱爆发。
但在青海、河陇地区,钦陵始终都是唐的心腹大患。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三月,钦陵、赞婆(钦陵三弟)在素罗汗山(甘肃临洮附近)大败王孝杰、娄师德,唐军损失惨重。
战后,吐蕃军队以唐军尸体筑“京观”炫耀武功,史称“尸骸高与天齐”。为此,武则天贬“王孝杰为庶人,贬娄师德为原州司马”。
携素罗汗山大胜之威,蕃军围攻凉州大掠去,但很快钦陵便遣使长安,“复遣使请和亲”。
野狐河之会就在,唐朝安西稳固、河陇新败的局面下开始了。当时,武则天身边攒了一票能臣,狄仁杰、魏元忠、韦安石、李峤、宋、姚崇、赵彦昭、韦嗣立、张说。可她谁都没派,而是选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郭元振出来。
出使前的郭元振,在唐朝政坛上没有任何建树。甚至很多人都认为,他所供职的奉宸监,干脆就是武则天收集“小鲜肉”的场所。
但就是在和钦陵的野狐河之会上,他充分展示了“人除了长得帅,还得有能力”,这一真理。
当他来到青海吐蕃大营后,钦陵稍作寒暄便单刀直入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今天恩既和好,其戍守,置,以便姓。各守本境,靡有交,不休哉!然以西十姓突厥,四,或附蕃,或,斯皆多翻覆。乞恩含弘,拔去守,分,各建侯王,使其居,人自守,既不款,又不蕃,不人免虞,荒陬幸甚。”
钦陵话中的意思很直白,既然唐蕃议和修好,为避免纠纷,两国应该各自从安西地区撤军,让西域的十姓突厥部落实施自治,唐蕃都不应横加干涉。
此话看起来颇为冠冕堂皇,但逻辑上却有点问题。
安西四镇周边的突厥部落,从贞观二十二年起(648年),便开始内附唐朝。而西突厥十姓部落,也于高宗显庆二年(657年)编入唐朝的羁縻州。而延载元年(694年)的大岭、冷泉之战,已基本将吐蕃势力逐出了安西地区。
所以,安西地区实际上是唐朝的实际控制区。钦陵所言的两国撤军,只不过是要求唐朝单方面撤军。
这种要求,郭元振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他也无权答应。
再说了,哪有两国和谈,一方放弃实际控制,用来构建战略缓冲区的道理?因此,郭元振反诘道:“十姓突厥、安西四镇本来相安无事,你有什么可忧虑的?”
(“十姓、四,本戎落,以西土,通大邦,非有他求。今奚疑而有虞乎?”)
钦陵答道:“你说的确为事实,但我担心边疆守将为了功名,见利忘义,不守盟誓条例呀。”
(“使人此,。然守,多好功名,利而,罕守信,此蕃之所深也。”)
郭元振不再客套,一针见血的回击道:“你说唐蕃两厢撤军,但安西四镇、十姓突厥与吐蕃并非同族,现在撤了唐朝守军,你心里盘算的是吞并安西吧?”
(“十姓部,不同,山川亦。爰古昔,各自分,我人,有年。今欲一言而分部,得非昧弱苟利乎?”)
被道破心机的钦陵也不慌乱,温言解释道:“吐蕃如果贪求土地、财物,则会东侵甘(今甘肃张掖)、凉(今甘肃武威),而突厥诸部,孤悬于万里之外,这不是舍近求远吗?!”
(“陵若土地,,青海、湟川,,其去中州,三四千里,必有羡,何不利於此中。而突厥部,在里之外,漠莽,殊中。安有地於里外,而能患哉!近,然也?”)
但随后,他也知道郭元振不好糊弄,便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十姓中,五咄六部落僻近安西,是吐蕃。俟斤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士突,旬月即可以蹂蕃庭,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隅。
且海河,源阻深,土疫,有夫猛,亦不能蕃患矣,故陵敢求。西沙路,坦夷漫,故羸兵庸,亦易以蕃患,故陵有此。”
钦陵这段话的意思是,十姓突厥中,五咄六诸部游牧区靠近安西,离吐蕃较远,但俟斤诸部的控制区(大略位置在新疆于田西南,昆仑山北侧)靠近蕃境,骑兵部队旬月便可突袭吐蕃王庭(拉萨)。
且从青海湖经乌海(今青海玛多县冬给措纳湖,苏定方曾在此地大败达延莽布支)进攻吐蕃,道路险阻关隘重重,即便精兵猛将也难以得手。但西部道路通畅漫达,就是羸兵庸将,也能成肘腋之患。所以,我才有这个要求。
郭元振逼出了钦陵的实话,便以事关重大,需上奏天听为由启程回京。钦陵也没为难他,派郎宗戚思若为使相伴回唐。
野狐河面对面的交锋结束了,但谈判桌外的勾心斗角才开始。郭元振回朝后,唐庭对四镇撤军议论纷纷。武则天一度也表现的很犹豫,迟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其实,关于安西的定位和四镇的存废,早就存在争议。
垂拱二年(686年)十一月,武则天便曾以“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息边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为由,罢黜四镇。
需要注意的是,这次唐朝主动撤回四镇的少量驻军,并不是舍弃边疆不要,而是撤回镇将防人,把防务交给忠实于唐朝的羁縻府、州长官来负责,以期减轻一些财政和人力负担。
但很快,事实就证明放弃四镇是个蠢主意。
趁唐朝控制力减弱之机,吐蕃迅速染指安西,而被寄以厚望的突厥部落,大多成了带路党。
随着,沙漠东缘的播仙镇(今且末)、若羌先后陷落,吐蕃兵峰直指沙州(敦煌)。
感受到切肤之痛的唐庭醒过味来,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都督唐休的请求下,才有王孝杰再入南疆,收复四镇的军事行动。
但即便如此,朝中废除四镇的声音依旧存在。
狄仁杰在其《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中,以“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开守西域,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为理由,请求罢黜四镇。
而崔融则以《拔四镇议》针锋相对的反驳,“其在高宗,励精为政,不欲广地,务其安人。徭戍繁数,用度减耗,复命有司拔四镇。其后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问题。四镇未驻重兵前,每镇不过五百兵额,即便为争夺诸蕃“民心”,唐朝轻徭薄役,也能勉强支持。
但王孝杰以三万唐军驻扎后,西域军队的后勤压力激增,供应几乎全部由河陇州郡接力运输而来。
需要注意一点,军队补给运输的不是货币。
以货币发放,在当地采购物资,促进当地生产流通,这种现代商业模式在古代是行不通的,尤其在南疆沙漠绿洲地区更加行不通。
所以,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是军队供应线。驼队运输的布帛,主要用来发放军饷和交换军粮,而不是大多数人想象的对外出口。
作为唐朝数得着贤相,狄仁杰因此才有“费用不支,有损无益”的论断。这算是对未来经济压力的清醒预期。
而崔融的《拔四镇议》则明显着眼于现实威胁,守不住安西,北疆三州和河西走廊的联系,很容易被吐蕃截断。如果北疆再丢了,河拢地区将遭受西、南两个方向的战略挤压。
安史之乱后,吐蕃军队正是首先截断了河西走廊这条细细的珠链,让唐朝对西域军镇生死不知。
郭元振画像
就在武则天左右为难之际,郭元振站出来献了两条计策。他很清楚武则天心中所想,便上书道:“既然吐蕃声称没有东侵的意思,不如这样回复他们,‘交还吐谷浑故地,即以俟斤诸部授蕃’。钦陵必然不能答应,这样既堵住了他的嘴,又没有直接拒绝他。”
(“今若果无东侵之志,当归我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则五俟斤部亦当以归吐蕃。’如此则足以塞钦陵之口,而亦未与之绝也。”)
果然,唐朝的诏书发出后,钦陵再也不提四镇的事儿了。
要知道,“鲸吞吐谷浑,打开北进之路”,是吐蕃走下高原,最基础的大战略,从松赞干布生前就开始酝酿。
松赞去世后,禄东赞接续实施,前后足足运作了十年,才算将吐谷浑彻底消化。别说拿一个安西换,就是三个、五个,钦陵都不见得能答应。
如果说,答复钦陵的不过是条顺水推舟之计,最多算是抖机灵。那下面,他对吐蕃政局的分析,则可谓一针见血。
当时,以禄东赞为首的噶尔家族弄权已达四十余年(吐蕃王朝一共才二百年),吐蕃赞普年纪幼小时,大家都没话说。
但现在,吐蕃赞普已经换了两茬,新赞普赤都松赞都二十多岁了,早就该亲政了,但钦陵始终没有还政于王的意思。
所以,吐蕃王权、相权间不可能没有龌龊。
郭元振的计策便是,“吐蕃百姓久为兵役、徭役所苦,但钦陵统重兵于外,为其羽翼。故当每年遣使吐蕃牙帐申明和好,钦陵必不能从命。斯亦离心日渐,上下猜阻,久必为祸。钦陵若去,断吐蕃右臂矣。”
果不出郭元振所料,次年(698年,武周圣历元年),吐蕃赞普和噶尔家族关系破裂。赤都松赞带兵突袭了噶尔家族封地,庄园内两千余口全部被杀。血洗噶尔庄园后,赤都松赞召命钦陵回拉萨议事,被钦陵拒绝。
吐蕃王室即刻宣布噶尔家族反叛,赤都松赞亲自带兵赴青海围剿。钦陵见大势已去,自杀而死,吐蕃军神就此陨落。
赞婆(钦陵之弟)和钦陵之子噶尔莽布支,率部七千余帐归降武周。
必须要承认,唐朝决定不了吐蕃的政局走向,但能够发现吐蕃权力集团的裂隙,并加以利用已属于“上兵伐谋”的范畴了。
一次表面没有任何成果的青海野狐河之会,却引动两个帝国在河陇、安西大棋盘上勾心斗角,可谓静水流深。这正是唐蕃百年国战的缩影,两国博弈绝不仅限于战场对决,攻防嗜血,而是不断在战、和之间纠缠。
所以,才会有二百年间交战190余次,而使臣往来多达290多次(唐使100多次,蕃使180多次)。
单纯从战争角度解读唐蕃关系,根本无法反应这段历史的全貌。在绵延百年的博弈中,双方心机用尽、诡道频出,既有崔知辨的背盟攻掠,也有尚结赞的平凉劫盟。
野狐河之会的勾心斗角,不过是这幅庞大历史画卷的一个章节。等两国都被战争消耗的日薄西山,最终的和平会盟才姗姗来迟。
安西四镇,指唐朝前期在西北地区设置,由安西都护府统辖的四个军镇。唐安西四镇在历史上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它们对于唐朝政府抚慰西突厥,保护中西陆上交通要道,巩固唐的西北边防,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贞观十四年(640)八月唐灭高昌国,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遗址),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二十二年,唐军进驻龟兹国以后,便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今新疆库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故简称安西四镇。贞观以后,安西四镇时置时罢,军镇也有所变动。调露元年(679),在唐安抚大使裴行俭平定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等人的反叛后,以碎叶水旁的碎叶镇城代焉耆。从此安西四镇是碎叶、龟兹、于阗、疏勒。
有一支军队,驻守西域接近半个世纪,从没有离开过,最后几乎全部阵亡。这支军队的将领叫做郭昕,他的军队就是当时的安西四镇守军。在永泰二年的时候,也就是766年,郭子仪建议,任命郭昕去巡抚西域。当时他的职位是左武卫大将军。在唐朝同意之后,郭昕就高高兴兴地去上任了。当时他是年少有志,年纪轻轻,想着能够为国家做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哪知道上任没多久,河西走廊被吐蕃占领。这个地方可是相当的重要,它是当时西域和唐朝的联系要地。在北廷驻军和安西驻军因内乱被抽调走之后,他被任命为安西留守。
在任职安西留守期间,他和自己的军队可以说是孤立无援。吐蕃军则趁人之危,不断进攻安西四镇。吐蕃曾经集结过四十万大军抵抗过薛仁贵十万大军的进攻,一个孤立无援的安西四镇岂是它的对手。在陇右和安西四镇失守之后,他也没有撤军回唐朝。就这样,他的军队就和大唐彻底的失去了联系。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抵抗,而是率领剩下的几千留守兵和吐蕃死扛到底。而且,他还想办法增加兵力,收编了一些散兵,游勇。考虑到自己孤军奋战,处于劣势,还拉拢了回纥人,沙陀人帮助应战,于是他一人率领士兵在西域坚持了近五十年。
在戍边期间,并不是那样的一帆风顺,遇到过很多困难,毕竟西域是荒凉不毛之地。眼看粮食快吃完了,他们就想办法在种植粮食。为了解决贸易中断,经济衰败的问题,他们还尝试过自己铸造钱币。有考古学家在新疆发现过“大历元宝”,这并不是唐朝官方钱币,是郭昕和将士们铸造的钱币。有一次,和回纥合作应敌的时候,郭昕就派了几个士兵通过回纥地盘往长安的方向赶。在德宗建中二年的时候,也就是781年,这些士兵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长安城。在唐朝这边得知他们在西域抵抗吐蕃,坚持近五十年的事情之后,大臣们还有皇帝都非常的感动。
在德宗看到这些老兵之后,感动不已,潸然泪下,深情的说,“没想到朕的安西,河西都还在啊。”大臣们听到皇帝说了这句话之后,更是感慨万千,悲痛不已。为了奖赏这些忠诚的士兵,就大加赏赐了这些将士们。对于所有留守士兵,包括普通军卒,连升七级。郭昕则被德宗封为“武威郡王”。但是大唐已经走向了衰败,吐蕃还是非常的强盛,对于河西走廊这块地方,大唐是没有能力击败吐蕃收复回来了。
小编认为,对于整个西域,它也没有能力再次把自己的势力扩展过去。郭昕依然是孤军奋战的状态。在唐宪宗元和三年这一年,也就是808年的冬天,吐蕃攻占了龟兹,安西军将士,包括郭昕,全部以身殉国。所以,尽管是孤军奋战,没有任何援军,郭昕依然死守西域,不愿意放弃一寸领土,足以见得他对唐朝的忠诚。
那么在此期间有没有进行谈判呢?
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率军进攻唐松州(治嘉诚,今四川松潘),被唐军击退(参见“松州之战”)。十五年,唐以文成公主入嫁松赞干布,唐蕃关系在此后30余年内十分融洽。
吐蕃于717年(唐玄宗开元五年)遣使向唐廷求和,同时金城公主也单独上书“娘家”要求双方息战。经过多次往来谈判,唐蕃于两年后进行会盟,约定不再重启战端,和平友好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