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动不动十万大军，几十万大军，是真的吗？
好多数十万大军，人数都有水分。
比如十万大军，这十万是纯作战部队吗？要知道在古代可怕的后勤保障体系下，光补给线上的粮食损耗就是笔大开销。所以这十万大军是否是作战人员与后勤人员及其他乱七八糟人员的总和？古代军队常有三种人：战兵，辅兵，民壮。然而处于各种目的，统帅常常把不作战的辅兵，民壮都算在内。
即便真有几十万纯作战部队，古代通信极差，你怎么将这几十万人统一调度，排兵布阵？真打起来，别跑，别内乱都是一件难事。
另外，史书也会造假，先人们也会吹牛逼。例如明朝在某次与越南的作战中，明朝声称自己有80万大军，越南更牛，称自己有500万，然后事实上双方总共还不到三十万。1766年，乾隆爷派云贵总督杨应据讨伐缅甸，带兵三千多，然而给缅甸国王的信中却称自己带了五十万大军。
当然，古代几万人打仗的也不是没有，但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说法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了。
古代军制本身有标准，从西周时代队与伍开始，战国时期人数增加和军队战事增加，这一阶段人数最夸张，例如著名长平血战，根据司马迁史记统计，秦国从图强到统一，点明被他们斩杀的死亡人数就高达一百五十多万，还有一些不清不楚的就更多了。汉代京城开始南北军，后来三国开始到南北朝，由于战事频繁，而且很难有准确记录统计，逃亡人数相当多，但依然突出禁卫军作为战斗主力，尤其夺取皇位都十之八九都是掌握禁卫军的人，例如领军将军、护军将军等头衔的人物，他们的人数也是有保障的。
隋唐依然是禁军强大，有名的秦琼、程知节、王毛中等都担任过禁军首领，是保卫李世民、李隆基等皇帝的重要人物。李辅国、鱼朝恩、王守澄等后期权势熏天的宦官，也是掌握唐朝禁军的，但是，恰恰后期禁军的头牌，神策军，原本不算禁军，神策军本来是戍边的西北军，因为唐肃宗从西北崛起，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军是主力，后来肃宗扶持西北军，鱼朝恩就是监督神策军开始的，保护了代宗躲避吐蕃军队，然后调入京师，成为禁军之一。
到宋朝更是主打禁军作战，最臃肿时号称八十万禁军，至少在神宗时的确有这样的记录。但兵不在多，在精锐，练兵是古代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唐朝宋朝后期都开始不行，虽然神策军重要，但因为宦官掌权，作威作福，仗势欺人，实际战斗力并不行。宋朝禁军更是如此，后期宋朝依然是西北军主力，也同样在宦官童贯的带领下。
实际上，古代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编制都是有定额的，但实际人数不一定埋怨，逃兵是很多的，将官也一层层剥削普通士卒，这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所以很多朝代前面都很兴旺，后来都衰弱不堪，都有这种规律性，因此，史书记载是一回事，很多都按标准记载，但实际根本不准确，典型如靖康之变，守城的根本没什么人，已经找不到人了。像明朝后期也是涣散厉害，调地方兵作战，如四川兵、广西兵等号称作战力很厉害的，非常花时间也花钱，清朝也是一样，运转机制很不顺畅，人数也经常不满员。
3600年前的成汤革命，究竟是如何成就了商王朝600年的统治？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朝代的更替更是一代又一代的兴衰交迭。商朝的崛起自然离不开前朝夏王朝的衰败。
夏朝末代君主桀荒淫无道，宠信妃子妹喜，朝政腐败，夏朝日渐衰落。而商汤作为夏朝方国商国的君主，在伊尹、仲虺等人的辅助下陆续灭掉邻近的葛国以及夏朝的方国韦（今河南滑县，即后来大彭）、顾（今河南范县）、昆吾（今河南许昌）等，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成为当时的强国。
而后作《汤誓》，与桀大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最终公元前1600年，汤灭了夏桀正式建了我国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商汤立国后，吸取夏朝灭亡的深刻教训，废除了夏桀时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国内部矛盾比较缓和，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
朝的兴亡中华民族进入国家文明时代大门之时，门前站着一位伟人，那就是“人文初祖”黄帝，门后站立着一位巨人，那就是“治水英雄”大禹。传说，在尧、舜时代，黄河泛滥，洪水冲毁了房屋，淹没了禾稼，拔倒了大树，卷走了人畜……，真是可怕的灾难。那时东方没有出现什么“诺亚方舟”，先民就赤脚荷锸与洪水展开了搏斗！尧时，命鲧领导治水。鲧用传统的“堵塞”办法，屯土筑堤，以堤防水，可这次洪水太大了，堤防一次次被冲跨。鲧奋斗了九年，勤勉不息，结果还是失败了。舜时，命禹领导治水。禹是鲧的儿子，从小跟鲧治水，积累了许多经验，也深知鲧失败的教训。禹毅然受命，勘察山川地势，足迹遍及九州。在亲自踏勘的基础上，决然改变鲧的“堵塞”办法，改取“疏导”方针，动员九州力量，统一治理。先导大河之水入于湖海，再导沟壑之水入于河湖。禹治水，不敢稍有懈怠，有三次路过家门，匆匆走过，也顾不上进去看一看。他用了十三年，终于把洪水驯服，治理得地平天升了。这就是家喻户晓的“大禹治水”故事。这个古老的故事告诉我们，浩浩荡荡的洪水给先民造成了灾难，人们在同灾难的斗争中增长着才干，密切了联系。洪水被战胜了，氏族、部落之间的狭窄界限也在同洪水斗争中被突破了。这种在同自然斗争中引起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不久就反映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了。禹因治水有功，深孚众望。舜年老时，禹作了继任首领。禹继任后，又因讨伐三苗，战功赫赫，大大加强了手中的权力。相传，“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朝诸侯之君于会稽之上，防风君后至，而禹斩之。”参加会议的要执玉帛，迟到的竟遭杀戮，一声令下，“万国”听命。这时的大禹，已不是原始社会里的天然尊长，而成为威严赫赫的国王了。禹年老时，虽也遵照氏族社会的传统推举伯益做帝位继承人，可是，禹的儿子启早就借助父亲的权势，培植起自己的庞大势力。禹逝世后，启灭伯益，夺取了权位，开国称后（上古的君主，夏称“后”，商称“帝”，周称“王”），建立了夏朝。中国历史上从此“大同之世”宣告结束，“小康之世”开始了。何谓“大同”、“小康”呢？《礼记礼运篇》说：禹之先，“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即禅让制)。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不闭户。是谓“大同”。禹之后，“天下为家”。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即世袭制)，城郭沟池以为固，是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谓“小康”。“大同”向“小康”的转化，是一场社会大变革。“大同之世”乃石器时代，原始公有制时代。“小康之世”乃青铜时代，家族私有制时代。“小康”取代“大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的重大进步。“夏传子、家天下”新制度的建立，是中华文明史上国家文明历经千年孕育而诞生的重大标志。夏传子的新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又经历了上百年的动乱和斗争，才确立起来。夏朝（前2070－前1600)，是中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大禹奠基，后启开国，夏桀亡国，共传十四世，十七王，历时四百七十一年。“祷雨”与“射天”商朝的兴亡夏，位于黄河中游；商，位于黄河下游。夏朝开国，商臣于夏。夏朝将亡时，夏，出了个暴君桀；商，却出了位雄主汤，史称“成汤”，意思是有伟大成就和作为的汤。夏桀性残忍，喜淫乐，以琼玉建造宫室，堆肉成山，贮酒为池，无日无夜地宴饮。据说酒池中可以行船，“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桀以穷奢极欲为乐，而夏民不堪其苦。当时的人民愤怒地骂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意思是说：你哪一天完蛋呀？我情愿跟你一起灭亡！正当夏桀失去民心，商汤却在收揽人心。时逢七年大旱，百姓不安。成汤遂杀牛宰羊，祷雨于桑林。巫史再三占卜，上帝说只以牛羊为牺牲求雨不成，得用活人放在干柴上焚烧，举行“燎祭”，才能下雨。那用什么人呢？向来祭祀都是用奴隶作人牲的。这时，汤却说：“天降罪于我，那就用我吧！”汤剪去头发、爪甲，洁身沐浴后，便在桑林向天祈祷：“上帝啊，我一人有罪，不能惩罚万民；万民有罪，也罪在我一身，请惩罚我吧！”他还历数了自己的几大罪过。祷告完毕，就坐到那干柴顶上，准备接受火焚。正在这时，天公作美，乌云密布，下起大雨来！这一来，商人拥戴成汤，事汤如事上帝！夏桀的倒行逆施，弄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有些重臣也跑到成汤麾下来了。成汤看到内外时机都已成熟，立即起兵伐夏。商伐夏，夏民犹如久旱望雨。成汤北伐，南方急不可待，成汤东征，西方又企足而怨：“为何不先到我们这里来呀！”因之，成汤所向披靡，势如破竹。鸣条之役，夏商决战，汤胜而桀亡。汤夺得了夏的传国九鼎，建国号商，定都于亳（在今河南商丘北)，开创了历时四五百年的商王朝。这故事约发生在公元前1600年，史称“成汤革命”。商自开国，前三百年间，屡有兴衰，八次迁徙，影响着国家的稳定。公元前1300年，第二十个帝王盘庚徙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殷为商代后期的国都，后人也称商为“殷”，就如同现代用“莫斯科”代称“俄国”，用“巴黎”代称“法国”。司马迁著《史记》，就将商王朝的历史题为《殷本纪》。自颛顼以来，帝王都自称是“天之骄子”，秉承天命，君临天下。可是，“天命”犹如一把上方神剑。帝王可用它统治黎民，可自己也得屈服于其神威之下，不得自在。商朝的第二十七个帝王武乙（前1147前1113在位）感到神权妨碍了君权，故而大胆与天神开战。他先令人以土木作个偶人，称之为“天神”。然后，他与天神博戏，天神不会动就令人代为行博。然而，天神输给了武乙。武乙借机惩罚天神。令人用革囊盛血，高高吊起，象征天神。武乙以利箭射之，说这是“射天”。武乙射天的行为，看来幼稚可笑。可若知在神权统治的上古时代，连其先祖成汤都甘作天神的牺牲，武乙却敢于藐视上天，敢向天神挑战，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古代思想史上，武乙是第一个不跪倒在天神脚下、却敢于向天神挑战的帝王。商末纣王（前1075前1046在位）是个暴君，可他却迷信天命。当周人伐商，兵临城下，臣下告诉纣王：大势已去，国家将亡。他还迷惑不解地问：不是说“天命在予”吗？意思是，不是说，我当帝王是天命注定的吗？他死到临头，尚未弄明那“天命”本来就是骗人的统治术，仍信而不疑。商亡后，周人对“天命观”进行了深刻反思：商王既受命于天，怎么还会灭亡呢？“天命”还灵不灵？古代哲人很聪明，他们不否定“天命论”，而说“天命靡常”，即天命也不是注定不变的。又说“天佑下民”，帝王对百姓不仁，天也不庇护帝王。从“天命在予”到“天佑下民”，这是“天命论”的重大变革。这一变，就为周朝取代商朝奠立了神学的根据。可是，有利必有弊，这也为后世一姓帝王推翻另一姓帝王提供了理论根据。商朝（约前1600约前1046)，是中国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始于汤，亡于纣，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烽火戏诸侯”西周的兴亡商，雄踞中原，势及江淮和大海；周，偏居陕西周原一隅，臣服于商。商朝末代出了位暴君纣王。商纣同夏桀一样，也喜淫乐，性残忍。在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令男女裸体相逐其间，狂欢滥饮。在朝歌，花七年时间，修了一座周长三里、高百丈的宝库“鹿台”，这是堆积钱财的地方。又在巨桥修造了庞大的国库，堆满了粮食。贪婪的搜刮和聚敛，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他不恤民情，却创制了种种酷刑，以钳众口。随意将大臣剁成肉酱，晒成肉干。纣王的叔父比干来劝他，他说：“听你说得这么好，倒很象个圣人，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挖出来让我看看！”说着就挖了比干的心。朝中重臣见此，有的逃跑了，有的就装疯。国内一片恐怖。商朝正江河日下，周国却蒸蒸日上。且说一个“虞芮争田”故事：虞芮两国相邻，为田地发生争端，久不能息。两国君主都认为西伯（即周文王)德高望重，就说“咱们找西伯去评个理吧！”西伯的周国，当时只是商的一个诸侯国，虞、芮也是诸侯国。他们西去周国，一入周境，即见行者相让于路，耕者相让于界；到了周邑，又见男女分道而行，长者行于路，年轻人争着为长者提携东西；到了朝堂，又见士人礼让大夫，大夫礼让卿相，无不彬彬有礼。虞芮国君见此深为感动，彼此说：“比起周人来，咱们都是小人，怎能争讼于这君子之庭呢！”彼此相让所争田地，结伴而归。据说，天下闻之，归之西伯者四十余国，小小周国日益强大起来，成为诸侯共尊的领袖。西伯之子周武王（前10461043在位）举兵伐商，八百诸侯前来助战。商朝危在旦夕，纣王还在杀害孕妇，剖取胎儿，看是男是女，打赌取乐呢！牧野之役，周兵不足五万，商兵十七万，结果，商兵阵前倒戈，周兵大获全胜。周灭商，开创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前三百年都于镐（今西安市西南)，史称“西周（前1046前771）”，后五百年都于洛阳，史称“东周（770221）”。西周开国后，在前两个世纪里，政治稳定，经济空前发展，形成了夏商周三代的鼎盛时期。相传，这个鼎盛时代，有个“穆王西游”的故事：英俊的穆王（前976前922在位）想周游天下，命造父驾着八匹骏马拉的车子，带着人马，从盟津渡黄河，沿太行，达阴山，绕河套，溯河源，登上了巍峨的昆仑山；再西行数千里，到达了西王母之邦。西王母在风景最美的瑶池设盛宴款待穆王一行，举觞奏乐，热情洋溢。穆王赠送给西王母大批中原特产和锦绸美绢，西王母酬以当地名贵的瑰宝奇珍。西王母请穆王游历其国中的山川名胜，穆王书“西王母之山”，并种植槐树留念。临别时，穆王流连忘返，西王母劝饮再三，并作歌曰：“祝君长寿，愿君再来！”穆王此行往返三万五千里，带回了中亚和西域广大地区人民的深厚情谊。这故事是战国时才见于记载的，记叙了西周盛世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虽难以视为信史，也绝非向壁虚构。因之，周穆王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著名游历家和开拓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西周与夏商一样，盛极衰来。周厉王时，王与民争利，强占山川林泽，以为“专利”。百姓无以谋生，民怨沸腾。厉王又以苛刑峻法残酷镇压。公元前841年，百姓忍无可忍，最终酿成一场暴动，史称“国人暴动”。这场暴动，标志着中国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周王朝也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中国古史概称“上下五千年”，但在公元前841年之前，有文献与传说，但没有确切纪年，从这年开起，始有确切的纪年。西周的亡国之君是幽王（前781前771在位)，史书上讲到他，总要讲到“幽王宠褒姒”的故事。幽王的妃子褒姒，长得很漂亮，就是不大爱笑。幽王宠爱她，总想逗她笑一笑，千方百计，总也不成。幽王忽心血来潮，想不妨举烽火逗逗她。“烽火”，是十万火急命令的军事信号，关系国家安危，岂可视作儿戏！幽王竟然忘乎所以，下令举火。一时，烽火连天，烽烟四起。各路勤王的兵马，鸣金击鼓，日夜兼程而来，赶到都城一看，既无战事，更没敌人，大为懊恼，偃旗息鼓，愤然而去。褒姒见了，不禁大笑起来，幽王也很开心。幽王就像那个“狼来了”故事里的小男孩，后来，真的“狼来了”，又举烽火，再也不见救兵了。宠妃褒姒被敌兵掳去，幽王被杀死于骊山脚下。陕西临潼骊山顶峰上，古烽火台故址至今犹存，成为相传十二王、历时二百七十六年的西周王朝大厦倾覆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