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甲午战争的问题问海研会就对了,陈悦来解答。
1895年2月11日,革职留任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刘公岛丁公府内服毒自尽,是北洋海军历史上至为悲怆的一幕。纵然是当时的外人也很难揣摩丁提督自杀时的心情,更不用说是百年后的现代人,我们只能根据相关史料进行逻辑分析,尽可能来试图理解丁汝昌。
丁汝昌的自杀,可以总结为他不想负国,也不想负刘公岛军民,但是以当时的险恶局势,要想做到这些难之又难,最后留给他的途径似乎只有自尽一条路。而丁汝昌的这种选择,也体现了传统中国军人的道德观。
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在丁汝昌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他曾在不同场合说过两句特殊的话,而这两句话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这些后人来试图解开历史之谜的重要钥匙,这两句话分别是:“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我必先死,断不能坐视此事”。
下面就这两句话分别做个解读,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种研究、探索历史的特殊感受。
“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
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后,北洋海军因受损严重,在旅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应急修理后,就撤往了山东威海刘公岛,开始着手配合威海陆军准备威海的战守。
(被日军鱼雷艇击沉的“威远”舰)
1895年1月,日本山东作战军在山东成山头以南的龙须岛一带海滩登陆,随后在1月30日攻占威海南岸炮台,北洋海军以及驻守在刘公岛上的淮系护军此后逐渐陷入了日本的海陆合围中。因为和外界信息断绝,在外无援军、弹药粮草供给将绝的境地中,北洋海军和陆军在冰天雪地的威海湾坚持防战,击退了日军从海上强行突入威海湾的数次进攻。然而从2月5日开始,由于连续遭到日军鱼雷艇的两次暗夜偷袭,“定远”“来远”“威远”等军舰先后损失,北洋海军仅有的作战舰艇力量被严重削弱,再加上鱼雷艇队逃亡,整个刘公岛、威海湾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中。
更为严重的是,也是很少为现代人注意的是。北洋海军本质上属于绿营式的军队,和清代的绿营军队一样,实行的是家眷随军的制度,上至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副将邓世昌,下至普通水兵,大量官兵的家眷都随军,而刘公岛因为是北洋海军在北方最主要的屯泊基地,因而这座岛上的家眷人数最多。
当陷于绝境之际,又有旅顺大屠杀的前例在先,受家眷的牵累,海陆军心逐渐动摇,厌战求生的情绪开始蔓延。根据记载,1895年2月9日“定远”舰自爆后,刘公岛上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兵变事件。
当天,驻防刘公岛的陆军威逼裹挟着陆军统领张文宣来到丁汝昌所在的“镇远”舰,要求和丁汝昌商议投降,“镇远”舰的一些水兵也参与其中。丁汝昌委托炮术总教习德国人瑞乃尔去说服众人,这些近似哗变的陆军士兵和水兵跪倒在甲板上请求活路:“目前已是山穷水尽的最后时刻,此前,水雷艇来袭,后又用我炮台火炮攻我,其炮火益发猛烈,我军舰相继覆没。故而如继续待在这里,我辈将会被杀戮,妻儿将会遭到凌辱之苦”。最终,当天丁汝昌许诺,如果等到2月11日再没有援军到来,自会给大家一条活路。
“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这句话,也就是产生于这一期间。从中不难看到,在处于绝境之际,性格忠厚的丁汝昌不忍心要求部下战至最后,但对于他自己,则做好了要报国的准备。在这种作战已经没有希望的境地下的报国,显然就是以死报国了。
“我必先死,断不能坐视此事”
1895年2月11日,丁汝昌所期望的外界援军没有任何消息,而这一天是他此前许诺的要给刘公岛军民们一个交代的日子。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就是在这一天的夜间,丁汝昌对1月24日收到的日军劝降书作出了回应,向自己的老朋友、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亨写了一封信。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往往有人把这份信称为投降书,实际上不如说是一份接洽信。
在这封信里,丁汝昌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可以投降,但必须是有条件投降,投降的条件就是日方必须确保刘公岛军民的生命安全,并且日方不得扣押刘公岛的军民作为战俘。
(1895年2月11日,丁汝昌致伊东亨的书信。要求勿伤害水陆中西官员兵勇民人等命。)
也就是在写完这份书信后,丁汝昌在刘公岛丁公馆东厢房内的一间屋子里服毒自尽。“我必先死,断不能坐视此事”,是丁汝昌生前对投降一事的表态,即他不可能眼睁睁坐视北洋海军投降这种事情。既然不能“拖累万人”,又不能“坐视此事”,丁汝昌选择的是在为“万人”们处理好生路后,一死报国,而不愿亲眼目睹北洋海军的投降。
(丁汝昌自杀处历史照片)
丁汝昌2月11日夜服毒后,痛苦弥留至2月12日清晨去世。此后,有关投降的具体接洽和商谈工作,主要有威海营务处道员牛昶接手办理,对于丁汝昌所提出的投降条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亨力排众议,表示予以尊重和接受。
在得知丁汝昌死讯后,丁汝昌的异国好友,日本明治海军创始人胜海舟做了一首悼诗,其中有“我将识量大,万卒皆遁死”的词句。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甲午海战大清完败,作为北洋水师的主帅羞愤难当,故而死国以报皇恩。忠勇刚烈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