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元军和清军可以在青藏高原作战，而唐军却无法占领吐蕃？

吐蕃帝国，太逆天。这是唐朝没能控制青藏高原的根本原因。

至于说冲上青藏高原作战，然后再占领青藏高原、统治青藏高原，想也别想。唐朝不会想，元朝和清朝也不会想。

唐与吐蕃的关系，不是大唐非要攻上青藏高原占领吐蕃，而是吐蕃非要冲下青藏高原侵略大唐。

吐蕃守着青藏高原当土皇帝不香吗？

一点儿也不香。

不用看别的，看现在的数据就行：

据统计，70年来，中央对西藏的财力补助累计达到16335.85亿元。1988年地方财政收入完成225.7万元，扭转了长达20年财政收入负增长局面。

这是啥意思？

意思就是西藏那个地方要维持一个政府，必须要有外部输血。文雅点儿说叫财政转移支付，而且还是那种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即中央直接拿钱补贴。

这还是现在。

想想看，在传统的农耕游牧时代，青藏高原那地方怎么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政府、一个王朝、甚至一个帝国？

所以，吐蕃帝国这个政府，要想生存，就必须靠外部输血。

如果外部不能输血呢？那就开放搞活拉投资。如果开放搞活也拉不来投资呢？发动战争、搞抢劫，这也可以，而且效率更高。

所以，吐蕃帝国诞生之初，就自带侵略性。它不侵略大唐，那就搞不来钱；而搞不来钱，那就没法活。

这个没法活，不是吐蕃高原上的老百姓没法活，而是吐蕃赞普和帝国政府没法活。

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会再有唐军、元军以及清军非要跑到青藏高原搞战争的问题了。

这三个帝国，谁也不傻，谁也不会把自家军队拉到青藏高原上作战。

元朝和清朝的情况，没啥可说的。他们只是控制了青藏高原，而不是占领了青藏高原。但只要控制的力度足够强，那跟统治也就没啥区别，所以实际就是统治。

那么，元朝和清朝是怎么实现这个统治的？

蒙古人的一贯调性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打打”。所以，高光时刻的蒙古人，还真去攻打青藏高原了。

公元1239年，蒙古西凉王阔端，派大将朵尔达率兵入侵吐蕃地区。这伙蒙古人也是相当能干，一直干到拉萨东北，算是初步建立了蒙古对西藏的统治。

但统治是有成本的。

如果统治的成本远远高于统治收益，而且还长期高于统治收益，那这个统治也就没法统治。

统治就要建立政府，建立政府就要养官养兵，而养官养兵就要花钱。然后，最简单也是最现实的一个问题立即浮出水面：钱谁出？

政府收税然后养活官员、官员收税然后养活政府，统治就是这么回事，而且非常成熟。所以，钱谁出，就不是一个问题。

但统治成本的底层问题，是收税成本。

你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上收税，这是一种成本；而你在沟壑纵横的青藏高原上收税，这又是一种成本。关键是华北平原上的农民只有锄头，而青藏高原的牧民拿着弓箭。前者胥吏就能搞定，后者必须派兵，而且还得派骑兵。派骑兵收税，就相当于现代政府开着坦克去收税。这个成本，谁也承担不起。

所以，领兵的蒙古将军就向阔端王爷建议：咱们别打仗了，还是谈判吧，让西藏自动归顺最划算。

因此，蒙古兵只是打上了青藏高原，而不是先战争占领再政治统治。关键是这个统治，肯定不是直接统治，而是间接统治，或者说是一种蒙古人的羁縻政策。

于是，也就有了公元1247年的凉州会盟。

代表蒙古的是阔端王爷，代表青藏高原的不是什么高原地方政府，因为根本找不到一个高原地方政府，而是高原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

通过凉州会盟，吐蕃归附蒙古。凭借这个会盟，中原王朝实现了对青藏高原的一种羁縻控制。

后来，大元皇帝忽必烈与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结成师徒关系。关系更进一步，控制也就更进一步。

大元皇帝可以为萨迦派提供经济、军事和政治帮助。而有了大元政府的这些帮助，萨迦派就可以称雄青藏高原，然后为大元帝国统治这片地区。

清朝呢？

清朝照搬元朝，但更胜一筹。清朝皇帝有三重身份，对中原称皇帝、对草原称大汗，而对青藏高原呢？称文殊菩萨转世。有了文殊菩萨这个正名，大清皇帝才能实现对青藏高原的统治。同时，又是金瓶掣签、又是驻藏大臣，等等，这些就不是谈判协商层面的控制，而是命令管制层面的统治。

元朝和清朝之所以能够统治青藏高原，一言以蔽之就是宗教手段。

青藏高原这个地方虽然没有政府，但有秩序。而这个秩序，在本质上说，不是政治秩序，而是宗教秩序。所以，只要控制了这个宗教秩序，也就可以为其注入政治秩序，最后实现统治。但这种统治，不是中央集权，而是一种羁縻控制。

既然元朝和清朝能够想到这个办法，那唐朝为什么不行呢？

历史是发展的，历史的经验是在斗争中积累出来的。所以，清朝可以参照元朝，但唐朝能去参照谁？所以，你不能强唐朝所难。

那就是蒙古人有智慧、唐朝人太笨。

也不能这么说。

蒙古人是一种草原气质。草原气质天然能接受这种羁縻统治或间接统治的方式。草原大汗跟部落首领的关系，大体上是一种合作、联盟和臣服的关系，而不是命令与服从的君臣关系。所以，蒙古人能采用这个办法，而唐朝人就稍微费劲一点儿。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开头已经说了，那就是吐蕃帝国太逆天。

唐朝以前，青藏高原上面没有一个统一王朝；唐朝以后，青藏高原上也没有一个强盛帝国。但恰是在大唐，青藏高原硬是自组织出来一个吐蕃帝国。

你能想象吗？一块资源贫乏、山河破碎、人口稀少的土地上，竟然能诞生出一个强大的吐蕃帝国。

这是一件相当不可思议的事情。

编小说、写故事，甚至玩穿越，都没人敢这么写。但是，历史有时候就要挑战我们的想象力。吐蕃帝国就是诞生了。而且，还能与大唐互争短长。

汉匈战争，堪称中原和草原的绝对实力竞赛。但是，也就打了130多年。而唐与吐蕃之战，竟然打了200多年。

所以，这都不是不可思议，而是彻底逆天。

自东向西，长城以外可以分为东胡系、草原系和羌人系。青藏高原属于羌人系。羌人系的特点就是特别不团结。

但这种不团结不是因为本性如此，而是因为山河破碎。一个部落跟另一个部落，往往跋山涉水好几天才能碰到一起。没有碰撞，也就没有联合。所以，羌人系结成部落联盟的难度系数，就会非常高。

而深入到藏区，这种情况就只能加上一个更字：一是更为山河破碎；二是更为资源贫乏；三是大多数地区更为不适合人类生存。

大山之间、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可以吸收来自海洋的水汽，然后形成一个又一个分散的小区域。这些小区域，才可能适合人类生存，也才能获得发展资源，最后形成一个个的小部落。所以，青藏高原的社会形态只能是小部落、小贵族，哪哪都是土皇帝。

这种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别说诞生帝国王朝，就是诞生部落联盟都难。

东汉跟羌人系谈判，往往是东汉一个代表、羌人几十上百个头领。因为羌人系没有一个代表全体羌人的单于或可汗。所以，东汉跟羌人谈判，只能是一对多，而不能一对一。而深入到青藏高原腹地，这种情况也就更为严重。

青藏高原的东北方向是安多藏区，包括今天的青海、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东南方向是康巴藏区，包括今天的西藏东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除此以外的喜马拉雅上以东是卫藏地区，包括今天的西藏大部分地区。卫是中心的意思。所以，卫臧地区才是吐蕃帝国的核心地区。

但是，这个核心地区最穷，要钱没钱、有粮没粮、要资源没资源。所以，经济条件好的地方是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但不是这两个地方能产多少粮食，而是这两个地方能与外界实施物质交流。

然后，吐蕃帝国居然在最贫乏、最封闭的卫臧地区诞生了。除了外部竞争，内部自组织也可以形成联盟、王朝和帝国的模式。吐蕃就是一种内部自组织的结果。自组织的手段就是战争，把大家都打服了，然后你就是老大。

但是，自组织之后呢？就要考虑怎么长期自组织，具体来说就是统治的问题。

中原王朝没问题。只要占领了土地，那就控制了百姓，然后坐在家里吃租子。因为物产丰富、因为交通便利、因为人口众多，所以收税的成本会非常低。

但是草原不行，占领了土地，却控制不了百姓，然后也没法坐在家里吃租子。因为物产不丰富、因为交通不便利、还因为没有多少人。单于耍流氓，酋长真会带着百姓逃跑。所以，草原单于和大汗的生存逻辑，就是动不动召集各方部落，冲到中原搞一次抢劫，然后通过分配战利品来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就是通过武力刷一波存在感。

草原可汗不能坐在家里吃租子，高原赞普就更不行了。所以，吐蕃帝国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能让高原上的大小贵族听自己的。打服没问题，但打服之后就要收买。于是，钱的问题立即浮出水面。

吐蕃帝国不能在核心的卫臧地区搞自力更生，而只能到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开放搞活”。简单说就是抢劫富得流油的大唐帝国。甚至都不是抢劫的问题，而是直接侵略。甘肃的河西走廊、四川的千里粮仓、西域的富饶绿洲以及云南的四季如春，哪哪都是钱、哪哪都比自家地盘好。所以，抢到手肯定就有钱。

于是，吐蕃与大唐的战争逻辑，跟草原与大唐的战争逻辑，完全不同。草原人只是搞抢劫，抢了就要回家，然后放牧打猎唱歌。大唐太强盛，那就认怂，搞搞朝贡、求点儿赏赐，搞搞贸易、换点儿物资，这也可以。但是，吐蕃不行，吐蕃不仅要你的钱，而且要你的地、要你的人，但凡杀进来就一定要赖着不走。

所以，唐与吐蕃的战争非常残酷，也非常持久。

吐蕃的入侵，主要东北方向。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是安多藏区。安多藏区有一条重要通道，叫青海道。青海道可以直接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域。所以，安多藏区成了吐蕃入侵大唐的主要跳板，目标当然是河西走廊和西域。控制住河西走廊，吐蕃都不是在这里放马种地的问题，而是直接设卡收过路费；控制住西域绿洲，吐蕃都不是在这里搞搞抢劫的问题，而是直接当起了殖民地宗主国。

以安多藏区为跳板，以河西走廊和西域为财源，然后吐蕃帝国有钱了，有钱了就可以称雄天下。这种唯金钱主义的逻辑套路，很有说服力。但是，真实世界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有钱仅是一个方面，而且往往是锦上添花，而不是主要方面，更不是根本原因。那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个根本原因，具体来说有两个：

最主要的一个是宗教。

青藏地区本来盛行苯教，这是一种多神宗教。所以，五花八门，各个部落、各个贵族都有自己的神。到了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帝国引入了佛教。佛教要比苯教更为理性，也更为统一。于是，雪域高原也就有了共同的神。佛教对抗苯教，就相当于中央碾压地方、赞普对抗贵族。所以，地方的离心力变弱，中央的凝聚力变强，吐蕃赞普终于可以实现力量整合。

有了这种力量整合，吐蕃才能集中军队和资源去侵略大唐。

另外一个是官僚。

本质上说还是宗教。统治就一定要有官员。简单说就是谁来支持吐蕃赞普。贵族们之所以支持赞普，一是因为打不过、二是因为有肉吃。跟着赞普混有钱花，不跟赞普混没朋友，这时候，傻子都知道怎么选。但是，赞普必须建立自己的官僚队伍，也就是打造自己的绝对支柱力量。否则，吐蕃就很难成为一个帝国或王朝，而只能是一个贵族部落联盟。这个官僚队伍就是佛教僧人。这些人不仅活动能力强，而其还能写字，关键是支持赞普，天然具备了官僚的工具属性。

有了佛教官员的加入，吐蕃赞普才能维持起来一个强大的高原帝国。

但是，你就是钱再多，也多不过大唐；你就有官僚队伍，也硬不过大唐的官僚队伍。所以，吐蕃与大唐之战，输得肯定是吐蕃。

但是，公元755年，唐玄宗折腾出了安史之乱，大唐大厦将倾。于是，吐蕃趁机做大做强，鼎盛时期不仅控制了河西走廊，而且控制了西域。所以，大唐与吐蕃之战就只能一直打，一直打到大唐灭亡。

大唐灭亡，吐蕃是不是可以再来一波升级，然后直接跃马中原呢？

大唐死，吐蕃也死。

吐蕃之所以一直能搞到钱，是因为西域和河西走廊。因为有丝绸之路。大唐都没了，那西域和河西走廊也没法安生，丝绸之路不再繁荣。

安史之乱后，吐蕃的对手不再是大唐，而是回鹘。因为大唐已经没有力量控制草原和西域。所以，在西域较量的，主要是吐蕃和回鹘，也就是高原力量和草原力量。回鹘比大唐差太多，所以肯定不是吐蕃的对手。再加上从北面又来了一拨嘎加斯人，直接把回鹘给灭了。

回鹘灭国之后，一支回鹘人逃难到了河西走廊，成了甘州回鹘。甘州回鹘的位置，正好挡在青海道进入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关键点上。这一下就把吐蕃帝国的财源给断了。

一直过没钱的日子，也不是没法活。关键是大唐在、丝绸之路就在，草原也不会与高原碰撞，所以吐蕃能够一直有活钱。

但是，过了有钱的日子，再过没钱的日子，就真心没法活了。大唐内乱，吐蕃做大，这就相当于发了一笔横财。于是，吐蕃赞普开始发动佛教官员对抗贵族部落。这就导致财政开支年年攀升，养官肯定要花钱，不管是科举官僚还是佛教官僚。这就是在过有钱的日子。但是，甘州回鹘断了财路，吐蕃自然没法过有钱的日子。于是，内部矛盾瞬间爆发，贵族跟赞普、百姓与朝廷之间的矛盾也就被激化起来。再加上末代赞普的各种骚操作，吐蕃也就最终亡国了。

吐蕃帝国之后，高原再无帝国。因为在这地方诞生一个帝国真心太难。所以，元朝控制青藏高原的成本就会非常低，一场会盟、一个拜师，青藏高原就成了大元帝国的地盘。而之后的朝代，也就是顺理成章了。元朝人怎么玩，明朝人、清朝人就怎么玩，直接抄作业比自己写作业简单太多。

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在中原王朝与青藏高原政权的冲突中，元朝和清朝军队远征青藏高原易如反掌，而作为中国古代最强大的王朝，唐朝军队却很难战领吐蕃。

那么，为什么强盛如唐朝，却无法征服青藏高原呢？

军队战斗力不同蒙古军队和清军有个明显特点，即都是游牧民族组成。

如果说20世纪的热兵器时代，坦克是陆战之王的话；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就是战争之王。

在整个中国古代战争史中，游牧民族组成的军队在跟中原地区军队的较量中，总体上是处于上风的。

因为骑兵的战斗力首先取决于战马的素质，就像坦克兵的战斗力取决于坦克。

大家不会忘记，少数民族是骑兵战的发明者，春秋战国时期的赵国，就是采用了胡服骑射，才称霸中原的。

少数民族军队的战马，长在大草原上，那里有凶猛无比的狼群；它们是在狼群的威胁中长大的，如果反应迟钝，它们不等长大就会成为狼的美餐。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就要求它们反应敏捷，判断能力非常强，爆发力惊人，才能生存下来。

长此以往，草原上的战马都具备了这样的基因，能代代相传。

而一望无际的草原，给了草原马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让它们自由驰骋，成为能在战场上处变不惊、随心所欲的骏马。

而平原地区，本来就是以农耕为主，没有条件建立广阔的草原，人工牧场长大的战马，就像温室里的幼苗，草原马的素质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而且在平原地区养马的成本非常高，是中原地区政权难以承受的。

汉朝时期，汉武帝时期军队的战马一是来自战利品；而是自河套地区，由归降的匈奴部落提供；三是来自中亚的大宛，是李广征讨得来，比如闻名遐迩的“汗血宝马”。

甚至李广出征大宛的目的，就是为了良种战马。

“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其宝马不肯与。汉使妄言，宛遂攻杀汉使，取其财物。”《汉书.西域传》

从边远地区得到的优质战马，和中原地区的的马进行杂交，改良了马的品质，汉军才能多次征讨匈奴。

即便如此，中原地区能饲养的马数量有限，承担不了战争的消耗。

元狩四年，霍去病卫青一次出征匈奴，带去战马共有14万匹，回来时只剩下3万匹，一战损失11万匹战马。

所以汉武帝之后，汉朝再也没有能力对匈奴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唐朝建立后，同样也面临着战马品质和数量的问题。

唐朝初期，唐军只有“五千匹”塞外战马，以突厥战马和缴获隋朝战马为主。《新唐书卷五十兵志》：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

经过半个世纪努力，唐军马匹数量增加不少。“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新唐书兵志》：

唐朝的战马都是在草原购买的。唐朝是鲜卑汉人混血的朝代，所以培养了一批回鲜卑人专门在中原答养马，但安史之乱后，这些马倌都各奔东西，中原地区优良战马开始短缺。

到了唐高宗后期、武则天时期及唐中宗时期，由于所用非人再加上战争的多次消耗，军马的数量急剧减少，马政一度衰落。到了唐玄宗开元初年，监牧中的马匹只有二十四万匹。

开元十三年（725年），马匹数量有所增加，由原来的二十四万匹，增长到四十三万匹。

尽管如此，中原地区是出不了好马的，优质战马一需要广阔草原，二要有狼群这样的天敌，三要有优秀马倌培训，

不然的话，再好的骏马，经过了几代之后也会退化，跟草原马无法比肩。

武德九年(626年)七月，突厥颉利可汗亲自率领10余万骑进寇武功(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北武功镇)，迫使唐京师长安戒严。

同年八月，颉利可汗带兵打到了天子脚下渭水便桥北，距长安只有20余公里。

此后唐太宗对突厥的战略方针，基本以分化瓦解，在其内部制造分裂为主，以李靖征讨为辅。

这个时期，东突厥内斗不断（比如突利可汗和颉利可汗就势同水火），自顾不暇，不断有“突奸”卖国投唐，大大削弱了突厥战斗力。

不然的话，唐朝能否自卫都是问题，出兵青藏高原更是力不从心。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而衰，藩镇割据、内乱不止更没有能力出兵西域了。

反观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拥有千里牧场，胯下是名震中外的蒙古马。此马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产自内蒙古草原，是典型的草原马种。

蒙古马体格不大，但身躯粗壮，四肢坚实有力，它耐力惊人，爆发力强，生命力顽强，能够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生存。8小时可走60公里左右路程。

蒙古马在战场上表现优秀，沉着镇定，不惊不诈，勇猛无比。

再加上游牧民族四海为家，充满进取精神，具有草原狼的团队精神，战斗力非一般军队能比，因此他们具备远征的实力。

清军依赖的也是蒙古马，骑兵也是其主力，征战青藏高原也不是难事。

和西藏力量对比不同唐朝时期，无论是突厥，还是回纥、薛延陀都处于蒸蒸日上时期，军队战斗力强大。东突厥灭亡后，薛延陀趁机崛起，占据了大部分原东突厥的地盘，拥有二十万精锐骑兵，战斗力空前强大。

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成立于629年，比唐朝晚了11年。

吐蕃是松赞干布创立的，成立之时已经统一了西藏，具备跟唐朝抗衡的条件。

事实上吐蕃成立后一直在发展壮大、开疆扩土。

吐蕃成立40年后，灭掉位于连山脉和黄河上游谷地的鲜卑族建立的吐谷浑政权，实力更加强劲。

而唐朝内乱不止，开始由盛而衰；先是安史之乱、朱之乱，之后是藩镇之祸、牛李党争和甘露之变，没有一天消停过。

而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所向披靡，远征欧洲，西域不在话下。

清朝康熙、乾隆时期，也是清朝最强盛时期，出兵西藏不是问题。

而元朝和清朝时期，吐蕃已经衰落，（在唐朝末期，吐蕃已经奄奄一息）

9世纪后半叶经过一场席卷吐蕃全境的奴隶平民大起义之后，到了10世纪初吐蕃已经四分五裂。

严格地说，这时候的吐蕃已经不是一个国家。

这一混乱局面延续近4个世纪，直到被元朝占领，成为其统治区域。

这时候元朝出兵青藏高原，推翻那里的政权，就像秋风扫落叶那样容易。

相比之下，清朝没有对西藏实行过实际统治，那里的统治者只是接受了册封，拥有很大的自治权。

1642年，明朝灭亡前两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领和硕特部攻进西藏，建立甘丹颇章王朝，时间长达80年。

1653年，固始汗接受清朝顺治皇帝册封，隶属于中央政权之下。

换言之，清朝皇帝没有大动干戈，就取得了对西藏的名义统治权。

清朝乾隆时期，清军出兵青藏高原，远征对象是准噶尔汗国。

准噶尔是西部卫拉特蒙古中的一个部落，在明末清初形成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辉特部四大部落。

清朝和准噶尔汗国的战争，开始于清朝初期，当时清朝进入康乾盛世，八旗骑兵风头正劲敌。

尽管如此，战争也打得非常艰苦。

战争从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开始，直到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才结束，经历3个朝代，三朝，历时68年，最终才平息了息乱，取得了完全胜利。

由此可见，清朝的实力是一方面，决心也是一方面。

战略方针和格局不同一个王朝的国策，取决于统治者的战略方针。

如果统治者像成吉思汗一样，战略目标是开疆扩土，那就没有打不了的仗。

而唐太宗的战略目标是守成，是让百姓安居乐业，不愿意穷兵黩武，所以他没有不惜代价去发动战争，出兵青藏高原。

比如按照唐朝的国力，购买游牧民族的战马还是能做到的。但是统治者却认为这样做没用，态度非常消极，即使人家卖给自己也不想买。

《唐书回纥传》记载，回纥经常南下强迫唐朝购买自己的马匹，每年都数万匹，有一年甚至达到十万匹。

这对唐朝来说是好事，正好可以用这些骏马准备军队。

但是唐朝皇帝却叫苦连天，不愿意买。“番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

所以唐朝对吐蕃和西域其它政权的战略方针是和为贵，和亲与“会盟”为主。

而元朝和清朝统治者，都非常好战，说好听的是雄才大略，说难听则是穷兵黩武，为了统一西藏花费多少军费也在所不惜。

清朝西征，花费巨大，每次都要花费几千万两军费，这就导致国力不抵，加重财政负担。

康熙末年，财政赤字800万两。雍正时期国库有了不少盈余，但到了嘉庆初年，国库存银急剧减少。

短期来说，清朝的西部战争加重了百姓负担；从正面意义上讲，则是维护了中国统一，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