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平民说话也用文言文吗？也是“之乎者也”的吗？
古代人是讲文言文，还是白话文？
文言文，读懂咋就这么难？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文言文和口语间的差异，并没有像如今这样显著，倒不是因为古代的文言文浅显易懂，而是当时人们的口语风格比较接近文言文。
那么古人究竟是用文言文说话，还是用白话文说话？有什么根据古代的底层老百姓究竟用的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由于没有音像资料留存下来，因此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虽然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件事情是可以分析的。我认为，古代老百姓肯定不是用文言文来说话。虽说他们用来说话的语言，与我们现在说话的白话文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那时候绝不会用文言文来说话。
一、文言文最早出现的时候，就是一种提炼过的语言。
这首先是由书写工具所决定的。因为最早的文字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龟甲兽骨可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物品，很难得到。后来不刻在龟甲兽骨上了，又把文字刻在青铜器上，即金文，金文时代，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仅仅有32行，499字，貌似是最多文字的了。然后才写在竹简上。然说，竹简比龟甲、兽骨要“便宜”一些，但是，不要忘记，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竹简，仍然是非常昂贵的。同时，无论是使用刻刀，还是毛笔，书写的过程都非常困难。
木简，也很重，很笨重。竹简时代，传说东方朔给汉武帝上书，用了三千片竹简，两个人才抬得动。
再后来的帛书，用丝织品来书写价格昂贵，能少写点就少写点。
总之，在整个中国文字形成并定型的初期，无论是书写工具还是书写方向，都非常艰难，这就使得古人的文字表达必须非常精炼。
那时候的人说话，肯定也是一句一句说的，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吐的。但是记载在书写工具上的时候，就不可能一句一句地说，只可能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所以，就对文字有着非常精炼的要求，用尽量少的字来表达更多的意思，这样也就出现了文言文。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言文一开始就是与白话文分离的，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显然是读不懂的。
二、文言文是奴隶主贵族才有资格掌握的语言。
文言文一开始就是一个奢侈的东西，是奴隶主贵族才有资格学习和掌握的一门表达技巧。一般的奴隶和平民，一来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文字，二来他们也不被允许接触到文字。
奴隶主贵族之所以不允许奴隶和平民掌握文字，主要是为了增加文字的神秘感和神圣性。在历史传说中，仓颉把字造出来的时候，就出现了“天雨粟，鬼夜啼”的现象，这句话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字是一种能够“窥破天机”的密码。既然如此，普通奴隶和平民肯定是没有资格掌握的。如果这种与上天交谈的密码，随便哪个人都能掌握，那么奴隶主也不可能宣扬他自己的神圣性和高贵性，因而就不可能理所当然地统治奴隶了。
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巫师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事实上，文字最早就是与巫师密切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就算是到了现在，对于一些道士画在纸上的东西，我们也把它称为“鬼画符”。就是因为他画的那个东西非常的神秘，努力不让人看懂。一些中医在开处方的时候，他的字也都写得让人看不懂。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出，文字产生过程，有多么的神秘。
既然文字一开始就不是让普通老百姓看懂的，而是只能给奴隶主贵族看的。因此在文字表达方式上，肯定就要与一般老百姓的说话方式要严格区分开来。所以，古代老百姓说话的语言，肯定就不是用文言文来表达了。
三、文言文的表达是为了显示微言大义。
文言文在表达上追求微言大义，这一点，从孔子编撰《春秋》的时候，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孔子在编撰《春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在《春秋》里面表达微言大义。要想实现表达微言大义的目的，在文字上就必须要有特别的安排，甚至包括文字表达的顺序，也是很有讲究的。
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陨石于宋六，六鹢退飞过宋都”这句话，第一句话的数量词在最后，第二句话的数量词在最前面，这样的表达，就是一种微言大义。
微言大义的表达方式，与孔子要求遵守周礼的思想是一致的。周礼对整个社会各阶层的行为及说话方式都有严格的要求，一个人不能够随便穿衣服，随便吃饭，随便行动，随便说话，都必须按照规定的礼仪来进行。而语言作为一种记载周礼最重要的载体，在表达上，以及语法规范上，都是特别考究的。
为什么古代会出现“皓首穷经”的儒生？古代的那些经书为什么能够让后世反复不断研究？除了统治者的强行规定以外，更重要的，还就在于这些经书在文字表达上的特殊性。如果这些经书的文字表达很容易，一下就让大家看明白了，就算统治者强行要求后世“皓首穷经”，也不可能办得到。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古代的文言文，绝不是寻常百姓说话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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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是一种书面语言。《论语·子张》：“小人之过也必文。”这个“文”字是什么意思？用漂亮的言辞掩饰的意思。“文言”的“文”，是“文饰”的“文”。“文言”其实就是“经过修饰的语言”，而“文言文”是指“经过修饰的语言写成的文章”。而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在《古代汉语》中对“文言”的定义是这样的：“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换言之，普遍认为文言文是一种书面语言。
其实并非如此。《论语·子张》：“小人之过也必文。”这个“文”字是什么意思？用漂亮的言辞掩饰的意思。“文言”的“文”，是“文饰”的“文”。“文言”其实就是“经过修饰的语言”，而“文言文”是指“经过修饰的语言写成的文章”。
由此我们也知道先秦口语为基础，所以日常生活中肯定还有一套口语系统用来交流，而文言只是提炼整合成更加方便记录的语言体系而已。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文言文其实相对于老祖宗千百年来不断变化的口语，是一种提炼过的，修饰过的语言，大家都能看懂，但平时并不会这么说话。这个道理其实也很好理解。而口语在上千年的流转中早已经变化了，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先秦哪怕唐宋的口音到底如何，只能从各种韵书，各种著作去研究。
就拿我们今天使用白话文来说。我们都知道聊天整理出来的文字，那是杂乱的，需要进行再加工的。因为聊天使用的口语就是为了表达清楚意思的日常交流。同样如果一个人拿出事先写好的演讲稿，和你面对面的交流，只会让你觉得这人真装，拿腔拿调什么玩意。因为书面语言经过修辞，并不是很适合口头交流。但是你肯定是能听懂的。
古代有文字之前首先是有语言的，而人类文学创作的需要是即兴的，有感而发的。也就是说在文字形成之前，就产生了文学艺术内容，这种文学就是“口头文学”。口头文学使用的语言，就已经区别于日常交流的语言，比如押韵，对偶，符合声韵长短之类的。在文字产生之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产生了“口语”和“文言”两套语言系统。而文言更加整饬，精炼，适合艺术性表达和吟唱。
当文字产生之后，记录功能出现，那么自然地就选择了更加精炼、优美的文言作为记录文字。两个文言字能讲清的事情用口语可能要五个字，想象下在乌龟壳上多刻三个字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所以，是记录的不方便性选择了文言作为书面语言，确定了它的地位。
而作为书面语言的文言文后来的变迁相对于口语来说，变化得非常缓慢。所以，我们今天的人能看懂《史记》、《汉书》、《道德经》，但是要你去听清朝人的口语，只怕是鸡同鸭讲了，更不要说唐声宋韵，因为口语的变化是迅速的，而且有非常多的突变因素。
文言文则一直流传了下来，作为书面语产生了一些典型的文言虚词，比如之乎者也、焉于乎哉，这些在书面语里带有“句读”的色彩，并非口语所有。所以即使是古人，讲话也不会天天之乎者也。
但是文言也并非只是书面语言，生活中，特别是诗歌形式流传极广。所以回到开始，我们把“文言”定义为“修饰过的古文语言”比视为古时候的书面语言要严谨。
语言从诞生开始，就产生了口语和文言两套系统，文言咱们现在还能看到。
至于当时的口语，是否和文言对照紧密，哪个时代的口语（先秦？），更贴合文言文，因为口语的使用方法注定了记录资料缺失性，所以，我们只能说不知道。
不过古人说话不会是天天之乎者也这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
口语不断变化，而作为书面语言的文言却变化得非常迟缓，这是一种稳定的、有利于中华文化流传延续的因素。直到新文化冲突，白话文才正式进入语言记录系统，文言文记录退出了日常使用，成为一种纯文艺作品。其实这和印刷技术，大众文化层次提高，影像记录等各方面社会原因有关，特别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咱们现在说普通话交流和写稿子演讲不也还是两套语言吗？虽然差别不大，都能听懂，但是在该说外交辞令的时候扯闲话，只怕会坏事；同样，如果在生活中一本正经地按稿子说话，人家一定觉得这人装，矫情。现代语言中，口语和书面语言随着社会的进步，差异在减小，但是还是普遍存在的。同理，古人在日常生活中肯定不会说文言文来交流，太麻烦，太文绉绉了。语言是为了交流而产生的，简明达意为最佳，而文言是为了记录而产生的，更多地要起修饰作用。至于题主提到的“之乎者也”，还有“焉于乎哉”，这些都是带有“句读”的意思。
“句读”是什么意思？就是断句的语气词而已。古时候没有标点符号，诗歌靠平仄韵脚断句，而文章就只能靠“句读”来断句了，后来也发展到不同的“句读”带有不同的情感意思。所以“之乎者也”是文言文这种书面语言独有的，绝不会在口语中出现，不管哪个朝代。当然，不排除有人就是要在口语中“焉于乎哉”，显得自己有学问。这种装逼有瘾，被平常人视作“有病”的人，哪个年代都有，遑论古今。
先别说古代平民说话用不用文言文，就说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教授、院士们讲课或者公开演讲有没有用书面语的？
没有吧？因为根本没法用，如果一位教授开口就是，“今日，我将与诸位同学一道，共同对《组合数学》进行初步的研究与探讨，以期达到运用自如之效果……”，咱们会不会觉得他是精神病？
放到古代，假如老子给关令尹喜讲道，张口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觉得关令尹喜同志能听得明白？
大宗师都没法用书面语说话，平民有几个认识字的？还用文言文说话？
古代文字最早刻在甲骨上，就是甲骨文，后来刻在青铜器上，叫金文，再后来写在竹简上，那之后文字和书籍才能开始流传，否则只能在贵族圈子里面小范围使用。为什么呢？因为文字不论刻在哪里，其雕刻成本是极高的，所以古人用文言文，现实原因就是为了降低刻字成本，否则像我现在这样啰里八嗦、不加节制地说起来没完，一本书刻出来估计要等个十年八年，成本嘛，可真的要一字千金了。
既要节约成本，又要把话说明白，怎么办？古人有办法，他们从用字上面下功夫。
首先尽量不要出现废字，这就跟当年拍电报是一个意思，按字收费，所以大家都斟酌再三，力求用最简单的几个字把事情说清楚，例如：父亲生病快不行了，你快点回来。转化成电报就是：父危速回。
其次是要把每一个字用精，最大程度地挖掘单个汉字的潜能，那时候才真的是咬文嚼字。所以，文言文里面的任何一个字都不是随便用的，用口语解释恐怕有的字能写一句话，有的字可以写篇文章，甚至有的字都够写一部书了，例如这个“道”字，已经不止写了一部书，古往今来注疏无数，可现在看来还是没写清楚。
最后，古人发现篇幅资源实在太受局限，就算把单个字的潜力发挥到极致也还是写不清楚，那怎么办？于是，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叫“意境”的东西，就是通过文字给我们以想象空间，方法可以是比喻，可以是寓言，总之虽然说得没那么严谨，甚至也不那么清楚，但是我可以给你指个方向，你自己往那个方向走，边走边看，走得远了看得多了，自己就明白了。明白之后，这些文字也就不再重要，这叫“得意忘言”。
这是中国人极高明的地方，通过“意境”试图把自然语言的能力压榨干净，以至于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自古就分不了家，诗词歌赋、议论文章，他们就是哲学的载体，同时又是文学艺术，其本身就是对美的追求。
当然，有优势就必然有劣势。
优势是有深度，甚至使人常读常新，也可以让人遐想连篇，随着阅历的增加，领悟也就增加了。所以，理解《道德经》主要靠的不是“学”，而是“习”，也就是实践。好比咱们《篮球理论》看得再多，也学不会打球，对不对？怎么才能学会呢？要去球场打才行。打一场再去对照理论复盘，看看问题在哪，带着答案回去打，把毛病改掉，如此往复，就可以成为高手。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理论上面的一些文字、语句有些出入就没必要吹毛求疵了，这些偏差在实践之后都会自然而然地被校正过来。管他写的是分解训练、还是协调发力呢？总之我们最后把标准动作做熟练、变成了肌肉记忆，自然就成了高手，谁在场上打球还会想着“哎哟，我这个动作不标准吧”？
劣势也同样明显，就是牺牲了精度。西方以他们的语言为原型，提取出了形式逻辑，进而有了数学语言，这就是语言应用的另一个极端，追求精确。数学对模糊是零容忍的，必须清晰地定义每一个概念，每一个数字和符号的定义都不能变，变了就是错误。而数学之美也正在于此，基于几个直观的公理就可以建构出一栋摩天大楼，而且整个系统之精密与优雅，足矣让人产生美的享受。只不过，这种精密必然地牺牲了深度，他将客观世界做了高度抽象，高度之高以至于当我们把他还原到客观世界时已经找不到完美的对应物，例如最简单的射线在客观世界中就找不到，连光线都是弯曲的，还有什么事物可以是平直的呢？这种高度抽象使得数学在描述复杂系统时捉襟见肘，例如我们甚至没办法预测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哪怕自己的都不行，因为那背后是一个混沌系统。
所以，人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索中，自然语言与数学语言必然缺一不可。而汉语系统在目前看来，是最完善的自然语言系统，因为每一个文字都可以追溯到甲骨文，再到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简体字，这就把每一个文字变成了一部电影，其信息量远超字母语言，甚至在维度上都是碾压。
所谓文言，就是经过“文饰”之后的语言，是精加工的语言，是凝练深邃的语言，出口成章那是在特定情境下的夸张修辞，就算有也是很费脑子的，日常想出口成章，恐怕脑子会过载吧？
为什么我们现在觉得文言文很难？
学习文言文只用很短的时间，经过两三年的训练就会写出来，这个文字就单独成为一个体系，表达了思想.因此这种文字所保留下来几千年以上的思想，在几千年以后的人看来，如面对现在，没有阻碍。但是，因为教育不普及，大家对于这个国文的修养没有学好.当时提倡“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从此对文言文的学习写作就产生了断层。
在宋代已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不过为古白话，而且白话文作品在古代文坛上只占少数，文言文在当时仍然是主流。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才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写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白话文就是当时的口语，文言文则是书面语，但在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没有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区别的，像《论语》就是用当时的口语写成的，但在我们看来却是文言文，在他们看来就是大白话。
直到后来才开始有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分化，但是古代的口语和现在的口语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表述方式是不一样，举个离我们时代近点的例子，像《红楼梦》就是用当时的白话文写的，可是依旧和我们现在讲的有很大区别。就算是民国时期的白话文不也和我们的有些不同吗？
总的来说，我们和古人的交流是有问题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汉语在发展过程中，有些已经被改变了、有些已经不用了，比如，一些词语的词性发生了改变。这就加大了交流的难度。
现在的电影、电视剧、小说已经误导了很多人，以为古人和我们说的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建议你去看四大名著，因为这几部书就是用当时的大白话写的，如果嫌太多，就直接去看那部央视老版的电视剧《三国演义》，千万别是新拍的，老版的是唐国强演的诸葛亮，这部电视剧的台词就完全是书上的对话，原封不动。
不同时期的大白话也是不一样的。《三国演义》里的对话可不是三国时期的人讲的，而是罗贯中所处的元末明初时期的人所讲的.
现在方言里文言仍然不少。南方北方都是有的，比如山西南部，称训斥或责骂为：嚷。左传里就这么称呼。普通话里嚷早就没有那意思了。床在那里是凳子。南方方言就更多了。
“白话”一般是指13世纪以后的语言了，从元明清代的各路市井小说大概可以看出，那几个时代的语言和如今白话文是差别不是很大的，有异感的只是用词习惯问题。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古代不用当时通用语言，比如首都人民的语言，这个看过以前费孝通的解释，语言普及成本比文字普及成本高多了，所以为什么少有各地进言皇帝的折子用当时普通话，因为当时没有广播电视互联网，普及普通话都是靠极少的到过首都的人来学习，即使口耳相传也难以普及学会，就算是在简单在容易听懂也是难学的，（我从小到大看港片长大，至今也没学会听讲粤语），想想古人听首都人民讲话的机会比我们听粤语的机会少多了吧为什么古人多用文言文写字传达信息，就以上最容易让人觉得接受的答案“文言文短小精悍，传达信息节省物料成本，节约文字载体成本”，我觉得倒是其次。真正的原因，是用文言文传播信息，效率更高，并非古人不用当时口语记载信息，或者印刷成本太高所致，实在是各地口音各异，你用当时当地语言写出来文字，各地接受信札或者函件的人也不认识（非粤语地区的人可以看看用粤语口语写的文字试试），文言文是各个时代最简洁最通行的语言，就相当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标准语和言，其实想想，哪怕是同一时期，讲同一语言的人如果写当时的口语，也难以即使理解（比如现在，我看台湾人用口语写的文字还得多看几遍才彻底了解）。
现代汉语的书上写到“汉民族共同语在先秦时代就产生了。后来由于口语发展较快，这种书面语逐渐脱离了口语，通常称为文言或文言文。到了唐宋时代，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白话产生了。”
所以经过这个推理，应该是先是书写和口语都是文言文，后来口语演变成白话，书写还是文言文。到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以后，才出现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再次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