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明明很强大，但为何无人愿意当秦民？
半年前的文章《从《英雄》到《大秦赋》：彩的谎言掩盖不了血的历史》有两条留言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1、你不能不佩服秦国，但只有傻子才愿意去秦国生活。
2、时至今日，在河南南阳，有一句骂人很凶的话：这个人很秦。表示这个人很恶毒没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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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逆袭
秦国，原本边陲小国，一直被中原各国瞧不起，还起了个绰号“秦夷”，诸侯开会都不通知秦国，不带它玩。
秦国的逆袭过程，不再赘述，从几张地图就可以看出。
三次进攻魏国，收回河西之地；攻占巴蜀，版图迅速扩大。
公元前307年，击败韩国、楚国。
连续攻楚，公元前278年，攻陷楚国首都郢都，楚王不得不东迁。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击垮赵国，秦国正式成为战国七雄中无可争议的第一强国，东方六国无一敢单独抗衡秦国。
以长平之战为标志，武力统一的趋势已经明朗化，此时距离商鞅变法100年。
在这100年的时间里，秦国攻城略地，人们不再称它为“秦夷”，而改称“虎狼之秦”。
但是，光看地图是不够的的，因为地图无法告诉人们一个事实：
秦国能占领土地，但无法有效获取土地上的人口。
《商君书·徕民篇》就记载了长平之战时期一位秦国大臣进谏秦王的话：
“自魏襄以来，野战不胜，守城必拔，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
自魏襄王（公元前318年）以来，大小战争，秦国攻必克战必胜，三晋割给秦国的土地数不胜数。即使这样，他们还不屈服，是因为秦国仅能取得他们的土地，而不能夺去他们的人民。
真的是这样吗？秦国是天下第一强国，统一华夏的“天命所归”，怎么可能没人愿意留在秦国呢？
2
外国人不愿做秦民
国家的强盛与战功赫赫，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因为他们都不愿意当秦民。
公元前262年，长平之战的前两年，秦国攻占韩国的上党地区，韩国的上党郡守冯亭派人前往赵国求助，理由是“其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最终，上党归赵国，民众无逃亡。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爆发，纵横家苏代求见秦国丞相范睢，劝说秦国退兵：
“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无几何人矣。”
秦军围困了邢丘和上党，结果上党的民众全跑去了赵国，天下之人不想做秦国的百姓已经很久了，假如现在灭了赵国，那么，北边的赵国人定会跑去燕国，东边的赵国人定会逃往齐国，南边的赵国人则会迁往韩、魏，秦国能得到多少赵国百姓，想必你心里也有数。
范睢与白起是政敌，苏代的目的是离间二人关系，用实际利害关系打动范睢，从而达到退兵的目的。因此，苏代这番话，必须符合实情，毕竟作为政治家的范睢也不是忽悠过来的。苏代所说的““其民皆不欲为秦”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电视剧《大秦赋》的惹众怒台词
苏代见范雎之后两年，也就是公元前257年，又有齐国人鲁仲连发出了“义不帝秦”的誓言。当时，秦军围困赵都邯郸，有人劝赵尊秦昭王为帝。客游赵国的鲁仲连站出来反对说，“彼秦，弃礼义”秦国乃弃礼仪之地，“虏使其民”，把民众当成囚犯一样对待，“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我鲁仲连宁愿跳东海而死，也不愿做秦国的百姓。
苏代、冯亭、鲁仲连的话，或许会因立场不同，多多少少难免对秦国带有偏见，但《商君书·徕民》不会存在这种问题，《徕民篇》是秦国大臣写给秦王阅读的一篇政论文章，核心主旨是劝说秦王对民众好一点，以吸引六国百姓投奔秦国。原话是：
“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
民众无非是希望拥有自己的田宅。三晋各国的田宅不够分配是确凿的事实，秦国的田宅大量多余也是确凿的事实。但即使这样，民众却不愿西来，是因为当秦民非常苦啊。
该大臣还批评了秦国“弱民”的执政方针：
“三晋之所以弱者，其民务乐而复爵轻也。秦之所以强者，其民务苦而复爵重也。”
三晋各国之所以弱，是因为那里的政府放任民众追求快乐，且动不动就免租免役赐给民众爵位，秦国之所以强，是因为这里的政府强迫民众吃苦耐劳，且很少免租免役和赐予爵位。
正是这种苛政，使得“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
《徕民篇》认为长平之战后，秦国的军事优势已经确立，现在该对民众好点了，因此建议秦王颁布优惠政策吸引六国百姓，免除三代人的徭役赋税，不征发他们参加战争，垦荒的土地十年不收税。如此，“足以造作夫百万”，必可招来大量的百姓入秦。
很显然，这位大臣的话白说了，秦国不仅没有实施惠民政策，反而吸纳韩非子的愚民思想，在“民务苦”上更进一步。
秦国占领楚地后，楚国民众也是纷纷逃离秦国的“魔爪”。
出土的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里，就记载了多例民众从秦地逃往楚地的案例。
比如，有一个秦国政府抓捕14人的案子。其中4人是秦人，越境“偷渡”到了楚国南郡；另外10人是楚国南郡百姓。公元前279年，秦国占领南郡后，这14人向更东边的楚地逃亡。
另一个案例，秦军攻打楚国“荆庐溪”（洞庭湖附近）这个地方时，抓获了一名叫做“多”的22岁男子。经审问后发现，这个“多”是十年前跟着他的母亲一起“亡荆”，从已被秦军占领的南郡，逃亡到更南边的楚地来的。
秦军无论是占领三晋地区，还是占领楚国，他们的百姓都是选择东迁、南迁或北迁，就是没有西迁入秦的。迄今为止，无论是传世的文字资料，还是出土的简牍，只有六国百姓不愿做秦民，而绝无六国百姓纷纷逃入秦国的记载。
公元前260年的战国形势
民众用脚投票，足以说明了秦制政权里国家与民众的对立。
秦国对本国民众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不能随便走动，需要重重关文，一旦发现“非法”离开，就是重罪。秦国民众没得选，但六国民众有得选，只要有一丝可能，他们都不愿意当秦民。
所以，当我们想当然以为战国民众对超级大国秦国纵然不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也应该是羡慕秦国人时，现实却是“啪啪”打脸。甭说羡慕了，逃离都还来不及呢！
他们对秦国避之不及，原因只有一个：秦国民众的日子不好过。
3
秦人逃离秦国
六国民众习惯了舒服日子，过不惯秦国的苦日子，倒也不奇怪。但是，商鞅变法实行100年了，秦国民众自己依然没能适应，纵然秦国用严刑酷法阻止民众离开，但总有秦人冒着生命危险逃离秦国。
前文提到的《为狱等状四种》里，就有4个秦人是从秦地逃到楚地南郡的。
其实，秦国制定严刑酷法限制民众出行，已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如果不是总有人想走，干嘛用刑罚来限制呢？
就比如，北韩严格限制国民出境，但南韩有必要限制吗？
实际上是统治者自己心虚了。
岳麓秦简记载了一个叫“学”的秦国少年，伪造将军冯毋择的书信，想从胡阳少内官那借钱、买衣服和兵器，然后“去邦亡荆”，即逃往到楚国去。
除了逃往楚国，也有秦人逃往魏国的，岳麓秦简《魏盗杀安、宜等案》简164记载，一个秦人买了大刀，打算杀人抢钱作为路费，要“亡之魏”，逃到魏国去。被秦国抓住后，判处了“磔”刑，即割裂肢体处死。
从这些材料看，秦人逃亡过程中往往还伴随一些违法犯罪活动，也可见这些秦人的忍无可忍。
正因为大量秦人的逃亡，秦国的统治者专门制定了残酷的《亡律》。岳麓书院藏秦简2088记载，匿藏逃亡者的，与逃亡者同罪。
秦简2009记载逃走的城旦舂被抓回来，脸上刺字，哪怕自己回来自首，也要鞭笞一百。怀孕的女舂，则用大铁刑具束缚。
秦简1997记载，牧马的城旦逃走被抓回，要砍掉左腿，继续当城旦。男女百姓逃亡，其家人要被判处迁徙，基层干部不报告也要被罚款。
除了单独逃亡，秦简还记载了“群亡”，即秦民的集体逃亡。
岳麓秦简还记载，如果让秦人逃亡到边关外的“蛮夷”部落，从提供消息的人到逃亡者，都要被脸上刺字判处为城旦舂劳作。如果是逃到边关内部的蛮夷部族，就要将提供消息的人脸上刺字判处城旦舂。
从这些记载来看，不仅反映了秦国对逃亡问题的严惩不贷，也反映了秦人出逃的频繁。不但有个体逃亡，还有集体逃亡；不仅逃往六国，还有一些宁愿逃亡到边关外的蛮夷部落去，也不能忍受秦国的残酷统治。
是这些秦人不爱国了吗？当然不是，两千年前古人的国家观念可没有今天这么普及。他们逃离秦国，原因只有一个：“秦士戚而民苦也。”秦国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啊。
4
秦人恨商鞅
秦国有两位有名的改革家：百里奚和商鞅，百里奚帮助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商鞅让秦国强大了150年。但是，秦人对两人的评价，截然相反。
百里奚去世时，“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商鞅被车裂时，只留下了“秦人不怜”的历史记载。
很多人认为秦国的制度是先进的，它使得秦国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且变法打击了旧贵族，通过军爵制的“利出一孔”，为平民提供了一条上升渠道。乍一看，有利于平民百姓，他们应该感谢商鞅才是。
如果商鞅变法真的是于国于民都有利，那怎么可能发生秦国人和外国人都不愿意当秦民呢？但是，秦国强大是事实。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在于人们忽视了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
第一次将国家与民众对立起来，国家的富强建立在百姓的贫穷与愚昧之上。
《秦制的“理想国”与“巨婴国”：民弱则国强，民愚则易治》
所以李学勤先生就在《中国古代文明十讲》说：
“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
在战国时期，各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并无多大差别，再加上领土和人口也没有哪一国能占据绝对优势，因此，秦国要想在军事竞争中取胜，没法做增量，只能在存量上下手。
因此，商鞅变法的本质上就是加强国家对民众的控制和压榨，以使尽可能多的民力为国家所用。秦国的军费水涨船高，但民众承担的税负、徭役和兵役十分沉重，人身自由和精神供给几乎没有。
可以说，商鞅变法至秦灭，这150年是苦逼的秦民无处可逃的时代。
秦国民众的税负之沉重，很多文献都有记载，比如董仲舒的“三十倍于古”，比如贾谊在《新书》评价秦国：
“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尽自有之耳。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轻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
民众缴纳10钱，到国家手上的只有1钱，国家所得甚少，民众苦不堪言。
秦民人身控制之严格，《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老百姓实行什伍编制，不得聚族而居，犯法连坐。不主动告发犯罪的人处以腰斩之刑，窝藏犯罪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等处罚。私下打斗闹事，按各自的轻重程度施以相应的处罚。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以及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罚为官奴。
秦国之愚民，详见《秦制的“理想国”与“巨婴国”：民弱则国强，民愚则易治》，推崇“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也”，将诗书礼仪仁智信（“六虱”）这些东西，看做是危害国家的东西，要铲除。
总之，秦国的核心就是强化对百姓的管控和汲取，把老百姓当当成猪来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养猪场和监狱。
所以，虽然秦国的逆袭以商鞅为开端，但秦人对商鞅是恨之入骨。商鞅变法的每一条法令，无不贯彻“逆民之情”这四个字，十几年下来，秦国百姓对他是怨声载道。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了赵良与商鞅的一段对话，赵良说：“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身为秦国国相不为百姓造福，用严刑酷法残害百姓，这是积累怨恨、聚积祸患啊。
赵良还说商鞅“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你的所作所为就是在积聚老百姓的怨恨。
秦人就用卫国的一首诗《相鼠》“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诅咒商鞅为什么不去死呢？
很多历史印象流的人，想当然认为秦国百姓应该感谢商鞅才是，事实恰好相反，他们对商鞅恨得咬牙切齿。
在六国还能磨磨洋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实在不行就依附于贵族，还能少交些赋税，多留点粮食。但秦国人不行，没有自己的闲暇时间，能听的音乐、能看的书，就那么几种，他们是帝国的一颗螺丝钉，每天做什么、想什么，已经被规划好了。不听话，就打断你的腿。
秦国国家实力是强大了，但民众就太苦逼了。
你要是回到战国，你是想去六国自在一点呢，还是愿意全年无休，以做秦国的一颗螺丝钉为荣呢？
小结
说到底，脱离阶级谈国家利益都是耍流氓，秦制的目标，显然不是民众的利益，而是皇权和皇权周围少数人的“皇图霸业”。所以，流入秦国的，都是秦王欣赏的显贵，去了有很大可能当官，普通民众才不会傻傻地去当炮灰呢！
要记住，长城很伟大，但你是修长城的人。明明是炮灰，却总觉得自己在参与一项伟大的事业。
作为一名普通人，如果连这点都看不清，还一味地为秦制叫好，那他一定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