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十年寒窗苦,都未必能中个举人。不过,对于毕沅来说,他却是比其他人多了些侥幸,居然事先看过殿试的“考题”。
难道是他事先买通了皇帝,还是皇帝对他青睐有加?
这全因一次巧合。
话说,毕沅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虽然,年幼丧父,但其母亲张藻却很是重视他的教育,而且张藻本人也是个有才学之人。所以,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毕沅从小熟读诗书,年纪稍长些,又被母亲送往名师处,继续潜心研读。
毕沅在高中状元之前,还有一份在军机处任职的工作,担任素有“小军机”之称的军机章京,负责撰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了解清朝历史的人都很清楚,清朝皇帝唯恐机密泄露,特意弄了个办公地点。先是康熙的南书房,再就是雍正的军机处。
到了乾隆时期,他就彻底放大了军机处的功能。毕沅以举人身份进入军机处工作,虽然,看着只是撰写谕旨,整理一下文书档案,但是,却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能够看到很多不对外宣的“绝密材料”,而毕沅考上状元就是在这之后。
于是,后人都说毕沅运气太好,感觉这状元就偏要砸中他。若是再看看整个过程,可能大家就会真正理解何为“天道酬勤”。
若是换于其它时间考试,毕沅还真的没有太大的把握。当时,毕沅的书法很是一般,而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们,必须有两项扎实功底:
一是文章做得漂亮;
二是字写得漂亮。
毕竟,历史上的很多大文豪,都有一手拿得出的好字。当时,毕沅已经考完了会试,倒是中了,接下来就是冲刺殿试,也就是看能否中状元。考试前一天,毕沅在军机处当值,和他一同当值的还有两位同僚诸重光、童凤三。可巧的是,他们三人都要参加第二天的殿试。
后来,诸重光、童凤三想回去好好温习一下,便直接了当的和毕沅说:“你字写得那么烂,状元肯定没你份,你就好好的在这里值班吧。”殿试的确有偏重书法的现象,毕沅见二位同僚如此讲,倒也没有太生气,于是,就一个人顶班了。
然而,这天晚上,一份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奏折转到了军机处。毕沅对待工作相当认真,并没有因为第二天要大考,就马虎对待这份奏折。结果,第二天当他打开考题时,这不是昨晚看过的内容吗?虽然,毕沅的字写得不好,但他可是“有备而来”。
当时,毕沅的名次只排到第四,但由于乾隆很是喜欢他的立论,就钦点他成为了状元。其实,说毕沅运气好得来的状元,不免带有些嫉妒心理。若是没有相当好的文笔以及独到的见解,即使开卷考试,也未必能够如愿。
史载,毕沅6岁能看《诗经》和《离骚》,10岁就能写得一手好文章。而毕沅有这样的成就主要在于母亲张藻,她不仅有才气,还出过诗集《培远堂诗集》。后来,张藻送毕沅到沈德潜和惠栋处学习,以拓展他的视野。
所以,毕沅才没有因为个人考学一事,耽误自己的本职工作,最终,喜得状元。
毕沅虽然文采出众,但在官场有时靠的却不仅仅是自己的才学。
那时候,乾隆“独宠”和珅,几乎所有的大臣都巴结和珅,毕沅也没能幸免。在和珅过生日时,毕沅还写诗祝寿。只是,乾隆的儿子嘉庆很不喜欢和珅。于是,在嘉庆彻底掌权之后,不仅办了和珅,连与和珅有交往的人都或多或少受了牵连。毕沅死后被抄家,儿子被免职。
关于毕沅被抄家的原因,很多说法都指向和珅一案。不过,也有说毕沅在任上时,出现了巨额的财政亏空,朝廷追究其镇压白莲教不力,滥用军需。也就是《清史稿·毕沅传》所写的那样:“(嘉庆)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币项,夺世职,籍其家。”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陕西的古代帝王陵,民间有“七十二陵”之说,史载有79座,占全国现存帝王陵的近乎一半,除中华民族公认的始祖轩辕黄帝陵外,基本确定的有39座,其中,秦朝秦始皇、秦二世2陵;西汉10陵,陵前石碑均为毕沅所立。
所以,从以上种种来看,毕沅更适合做研究。
看他一生成成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学问研究。他完成了《续资治通鉴》,还着手《史籍考》。正是由于毕沅对学问的执著,结交了很多文人学士,甚至于,很多名儒都成了他的幕僚,如:著名学者章学诚、孙星衍、洪亮吉、汪中、段玉裁等皆曾受知其门下。
更何况,正是有了这些文人的相助,他才完成了史学和经学方面的多部著作。可见,相较于毕沅在学问上的成就,他在仕途上的作为就显得平淡太多了。想想当初那晚他为何肯抽出时间研读奏折:一方面是恪守做臣子的本分,另一方面他未尝没有将这些工作当做学问来做。
除此之外,毕沅的学问涉及面很广,喜欢金石地理之学。也许,在这位学者看来,天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成学问。
只是,就如毕沅一生的起伏,那时读书人可以选择的道路实在太窄了。若是家境好倒也罢了,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忙着自己的学问。若是肩负光耀门庭的重任,哪怕再不适合也得沉浮于仕途。当年,毕沅离开京城到陕西担任巡抚,母亲张藻曾作《训子诗》勉励他:
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
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
陕西古墓前:到底有多少块毕沅书写的石碑?
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在陕西的名胜古迹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各种陵墓;在这些陵墓的正前方,大多都树立着一块碑,由清代陕西巡抚毕沅题写,所以它被俗称为“毕沅碑”
大家在陕西游览西汉帝陵的时候,经常看到毕沅书写的石碑,一直很好奇:陕西到底有多少块“毕沅碑”呢?
毕沅碑的内容很简单,远远望去,一目了然。中间的大字是陵墓的时代、墓主的身份和名称等,两侧写有“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陕西巡抚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级毕沅书”和“大清乾隆岁次丙申/丁酉孟秋”等小字,以及竖立石碑的地方官员身份和名字。
在最新出版的《陕西省志·文物志》的基础上,结合我自己实地考察的情况,初步统计了“毕沅碑”的数量,大约70块,现存65块。过去,由于“毕沅碑”的时代较晚,内容单薄,价值不大。因此,很多“毕沅碑”遭到破坏,实际的数量,应该会更多。
1、周秦时期
在周秦时期的古墓前,竖立着“毕沅碑”的有:周邠公刘墓、周太王陵、周王季陵、周文王陵、周武王陵、周成王陵、周康王陵、周共王陵、元圣周公之墓、鲁公伯禽之墓、齐太公之墓、周老子墓,晋卿赵文子墓、晋公孙义士杵臼墓、晋程婴义士墓,秦庄襄王陵(无存)、秦始皇帝陵(无存)、秦二世皇帝陵。
在这个时期的“毕沅碑”中,以咸阳五陵塬上的“周陵”最具代表性。当时,这里的战国秦和西汉时期的陵墓,被讹传为西周王陵和重要人物的墓葬。因此,毕沅在这些墓冢前竖立起相应的石碑,虽然加深了人们对这些陵墓的错误认识,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这些陵墓不被破坏。
目前,在咸阳市周陵镇周围,以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为中心,分布着周成王、周康王、周共王、元圣周公之墓、鲁公伯禽之墓、齐太公之墓等。在这些墓冢前,都树立着毕沅书写的石碑,周王陵石碑的体量较大,其他重要人物石碑的体量较小。
周文王陵
元圣周公之墓
鲁公伯禽之墓
2、两汉时期
在两汉时期的古墓前,竖立着“毕沅碑”的有:汉太上皇陵、汉惠帝安陵、汉文帝霸陵、汉窦太后陵(无存)、汉薄太后南陵、汉景帝阳陵、汉孝武帝茂陵、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墓(霍去病墓)、汉大将军大司马长平侯卫公青墓(卫青墓)、李夫人英陵、汉昭帝平陵、汉宣帝杜陵、汉元帝渭陵、汉成帝延陵、汉平帝康陵,汉舞阳侯樊将军墓(樊哙墓)、汉征西将军马公超墓(马超墓)、汉丞相酂侯萧何墓(萧何墓)、汉平阳侯曹公参墓(曹参墓)、汉曲逆侯陈公平墓(陈平墓)、汉太中大夫陆公贾墓(陆贾墓)、汉博望侯张公骞墓(张骞墓)、汉太史公墓(司马迁墓)、董仲舒墓(无存)、汉典属国苏公墓(苏武墓)、汉伏波将军马公墓(马援墓)、汉龙亭侯蔡伦之墓(蔡伦墓)、汉太尉李公固墓(李固墓)。
在这个时期的“毕沅碑”中,以西汉十一座帝王陵墓最具代表性,在每一座帝王陵墓和重要的陪葬墓前原本应该都竖立着毕沅碑。其中,帝王陵墓前的石碑体量高大,内容简短,气势恢宏;重要陪葬墓前的石碑体量较小,内容丰富,文字较多。其中,霍去病墓碑上的文字最多,洋洋洒洒地写道: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墓。表达了毕沅对他的尊敬,展示了霍去病重要的地位。
当时,人们对西汉帝陵的具体分布情况还不了解,尤其是安陵、平陵、渭陵、康陵、义陵的位置张冠李戴,导致“毕沅碑”竖立错误,把皇后墓当做了帝王陵。如今,根据考古勘探和发掘,已经纠正“毕沅碑”的问题:将汉阳陵王皇后墓误认为“汉惠帝安陵”,将汉元帝渭陵误认为“汉昭帝平陵”,将汉平帝康陵误认为“汉元帝渭陵”,将汉昭帝平陵误认为“汉平帝康陵”。
汉惠帝安陵(汉景帝王皇后陵)
汉孝武帝茂陵
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墓
3、北朝至隋唐时期
在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古墓前,竖立着“毕沅碑”的有:前秦苻坚墓(损坏)、周文帝成陵、隋文帝泰陵、隋炀帝陵(无存);唐太宗昭陵、唐高宗乾陵、唐睿宗桥陵、唐让帝惠陵、唐元宗泰陵、唐肃宗建陵、唐顺宗丰陵、唐宪宗景陵、唐穆宗光陵、唐敬宗庄陵、唐僖宗靖陵,唐武部尚书杨珣墓、唐代国忠公安公金藏墓(安金藏墓)、杨贵妃墓(残缺)、唐太子太师河东郡王柳公权墓、唐兵部尚书柳公绰墓。
在这个时期的“毕沅碑”中,以唐代帝王陵墓最具代表性,成为每座帝王陵墓的标志物。唐代帝陵大多依山而建,前方有很长的神道,两侧竖立着石雕像。在神道的尽头,陵墓的正前方,基本都竖立着一块高大的毕沅碑,与背后宏伟的帝王陵墓相互辉映。可惜,不是所有帝陵的“毕沅碑”都能保存下来。
唐乾陵的毕沅碑很有意思,上面写着“唐高宗乾陵”。众所周知,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墓,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座两位帝王合葬墓。那么,毕沅为什么提“唐高宗”,不提“武则天”呢?武则天埋入乾陵时,已经去除帝王封号,以皇后的身份下葬。因此,应该是唐高宗乾陵!
唐泰陵前的毕沅碑也很有意思,上面写着“唐元宗泰陵”,唐代好像没有“元宗”吧?其实,这里的“唐元宗”指的是“唐玄宗”。清朝的康熙皇帝名字叫做“玄烨”,所以把“唐玄宗”改称为“唐元宗”,为了避讳,表示尊敬。由此可见,作为清朝的重要官员,毕沅还是很注意细节。
唐太宗昭陵
唐高宗乾陵
唐元宗泰陵
唐僖宗靖陵
4、北宋时期
在北宋时期的古墓前,竖立着“毕沅碑”的有:宋进士杨砺墓、宋寇莱公墓(寇准墓)、赵懿简公神道碑(赵瞻墓)、宋安康郡开国侯杨从仪墓;
唐代以后,西安不再是国家的首都,再也没有帝王将自己的陵墓修建在陕西。但是,作为西北重镇,这里依然涌现出了一些名人,他们死后,埋回陕西。由于他们的影响力较大,毕沅也为他们题写了石碑。在北宋以后的墓前,再也看不到“毕沅碑”了。作为一名生活在清朝的人,毕沅眼里的“古代”恐怕就是“宋代”以前了!
毕沅(17301797),字纕蘅,号灵岩山人,江南镇洋县(今江苏省太仓市)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侍读学士、太子左庶子,实授甘肃巩秦阶道台、安肃道道台、陕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等。其中,在陕西任职长达15年。
除了到处“立碑”以外,毕沅为陕西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做过很多事情,对这里的名胜古迹进行全面考察、研究和整理,先后组织人力和物资对西安城墙、灞桥、慈恩寺、华清池、司马迁祠、太白庙、西岳庙、凤翔东湖等多处古建筑进行修缮。
乾隆三十七年(1772),主持对碑林的维修和管理;乾隆四十一年(1776),编成《关中胜迹图志》一书,全书30卷,共70万字,绘图62幅;乾隆四十二年(1777),为唐昭陵修建围墙和碑亭;乾隆四十六年(1781),编撰《关中金石记》一书,收集了秦汉至金元的797通碑志石刻。
参考资料:
【《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二·列传一百十九》、《清史稿·卷十一·高宗本纪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