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下戎装换西装 中国第一批将军大使驰骋外交场

中共建政，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外交上不承认的封锁政策，但还是有很多国家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建交，随着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10多个国家陆续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选派首批驻外大使也成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亲自点将的第一批驻外大使中有10位是军队中的兵团级干部，他们分别是伍修权、耿飙（19兵团副政委）、袁仲贤（3野8兵团政委）、姬鹏飞（3野7兵团副政委）、黄镇（2野9纵政委）、韩念龙（3野33军政委）、曹祥仁（4野副参谋长）、王幼平（2野5兵团政治部主任）和罗贵波（1野7军政委）。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将军大使”。为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他们脱去戎装穿上西装，踏上了新的征途，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由此也书写了我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在以上10位将军大使中，有3位后来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们是倪志亮、彭明治、谭希林；有6位先后担任了外交部领导职务，他们是姬鹏飞、袁仲贤、耿飚、黄镇、王幼平、韩念龙。其中耿飚后来还出任了国防部长。

新中国首批大使

1949年10月2日，建政第二天，苏联政府发来照会，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此后，一大批国家开始承认新中国并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

当时新中国的外交几乎是一片空白，很多人员都是原民国留用人员，当局对他们信任度不高。毛提出我国外交官队伍要“另起炉灶”，毛曾开玩笑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啊！”相比较而言，将军们出任大使最值得人民信任。

其次，由于之前长期的武装斗争环境，当时能力突出、思想觉悟高和资历深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军事干部。而驻外大使就是需要能力突出、思想觉悟高和资历深的干部担任，中央基本上只能从高级指挥员选拔担任。

最后，也是因为之前长期的武装斗争环境，当时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大部分也是军队干部。比如1946年时，耿飚将军在北平军调处工作，跟美国人打了不少交道，而袁仲贤将军则在“紫石英”事件中负责与英国人交涉。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曾说：“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挑选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分子从事外交活动，我们的外交干部无非有这几个来源：首先从军队中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二是从地方干部中选调，他们有领导工作的经验，也是很靠得住的；三是从地下党中选调，他们文化水平较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锻炼过来，也是可靠的。”

1950年5月至9月，毛泽东先后发布命令任命：耿飚为中国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大使；王幼平为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谭希林为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彭明治为中国驻波兰大使；黄镇为中国驻匈牙利大使；倪志亮为中国驻朝鲜大使；曹祥仁为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袁仲贤为中国驻印度大使；姬鹏飞为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使团大使衔团长。1951年，又任命韩念龙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我国首批驻外大使，都是人民解放军正军职、副兵团职甚至是正兵团职的高级将领，这些身经百战、戎马半生的将军，为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又踏上了新的征途，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将军大使”。

1、伍修权

出任南斯拉夫大使

2、耿飙（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出任瑞典大使

3、袁仲贤（黄埔一期生、3野8兵团政委）

出任印度大使

4、姬鹏飞（3野7兵团副政委）

出任民主德国大使

5、黄镇（2野9纵政委）

出任匈牙利大使

6、韩念龙（3野33军政委）

出任巴基斯坦大使

7、曹祥仁（4野副参谋长）

出任保加利亚大使

8、王幼平（2野5兵团政治部主任）

出任罗马尼亚大使

9、罗贵波（1野7军政委）

出任越南大使

10、彭明治(四野13兵团副司令员)

出任波兰大使

但是在出征之前，他们包括他们的夫人都经历了一次激烈的思想斗争。

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副政委姬鹏飞时任浙江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调外交部工作是周总理亲自点的将。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的姬鹏飞接到命令以后大感意外，于是就去上海找老首长谈心。粟裕将军耐心地对他说：“你是军人啊，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啊！”粟裕一席话就把姬鹏飞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后来出任驻东德外交使团长、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代部长，1972年外交部部长陈毅逝世后，姬鹏飞出任新中国第三任外交部长，成了名副其实的职业外交家。

姬鹏飞（左）与法国总统蓬皮杜

正在杭州参加浙江军区作战会议的第三野战军三十三军政委韩念龙也接到了调令。他立即找老领导陈毅商量，他要求留在部队工作，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很直率地说：“废话少说，执行命令，赶紧动身，周总理来电催！”韩念龙后来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代部长，主管亚洲事务；而此时陈毅元帅怎么也不会想到，1958年时任副总理的他会接替周恩来出任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

韩念龙

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王幼平，此前正在西南前线同杨勇、苏振华指挥第五兵团进军贵阳，接到中央调令后，在湖南长沙见到邓小平政委时才知道中央要调他去搞外交。邓小平说：“我看你搞外交还可以嘛！中央从二野调阎红彦、刘志坚和你三个人；阎红彦要求不去，中央已经同意，调三个去一个，交代不了！”邓小平的话都到这份上了，王幼平也就无法推脱了。

第一野战军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将军是自己驾着吉普车从西北前线赶到北京的。周总理问他：“耿飚同志，对于这次工作调动，你有什么意见？”耿飚以其军人特有的果断和直率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啊！”其实，耿飚将军这是谦虚的说法，他对外交并不陌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负责接待美军军事观察组赴晋察冀军区参观访问；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在军调处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工作，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

1944年10月,耿飚(左)和美军观察组组长德穆克

原中原野战军九纵政委黄镇接到调令以后，夫人朱霖怎么也想不通，坚决要求他留在国内从事地方工作。黄镇很无奈，后被热心肠的袁仲贤将军调和好了。袁仲贤是黄埔一期毕业，由毛泽东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过，解放战争时就是第八兵团政委，他意味深长地对朱霖说：“我们去搞外交，依我看都是为了党的利益去演戏，党需要，我们就演。将来我们男的穿上西装是演戏，你们女的穿上旗袍、高跟鞋、拎起小包，也是演戏嘛！”袁仲贤把朱霖说通了。

1966年，黄镇夫妇在法国

不久，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举办了外交学习班。我国首批将军外交家和他们的夫人，一批驻外参赞、驻外武官等四十余人参加学习。外交部特意聘请北京大学张奚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志让教授等我国著名学者及苏联驻华大使、波兰驻华大使、匈牙利驻华大使等到学习班讲学授课。

毛泽东对我国的将军外交家们十分重视。他在接见将军大使时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都是从军队里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需要干部，我们同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干部，解放军向来是我们生长干部的地方……”

将军大使培训记

这些前来外交部报到的将军大使先住在前门外的解放饭店，后搬进前门外的新华饭店。

待将军大使选定之后，外交部又陆续从各野战军选调一大批师、团级干部，充任驻外使馆秘书、参赞，计有一百几十名。整个新华饭店都住着外交部从军队选调来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战友相聚，热闹非凡。

新华饭店非常阔绰，在中国式的豪华气氛以外，还加上当时最摩登的西洋陈设，所有的家具、用具都闪烁着十分耀眼的电镀的光泽。到了晚上，到处灯火辉煌。

住饭店原本是件享受的事，可却让这些长年扎根在农村和山沟里的“土八路们”吃了不少苦头。习惯了睡草席、门板、土炕的日子，现在突然要他们睡高级饭店的弹簧床，一下子还真是难以适应。时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室主任的黄镇和他的妻子朱霖就很不习惯。黄镇从厕所出来，皱着眉说：“这个抽水马桶还真不如太行山的茅坑蹲着痛快！”朱霖捂着嘴笑了：“你不会学学他们，踩在马桶上！”

往床上一躺，“席梦思”上下乱颤。他们坐起来，弹簧摇得他们哭笑不得。黄镇指指宽敞的铺着地毯的地面：“咱们还是打地铺吧！”

“这叫人家看见像什么话？”

“起床再搬回床上嘛。”

第二天，走廊上传来说话声，黄镇开门一眼见到姬鹏飞，便问床好不好睡。姬鹏飞没好气地说：“好睡个鬼，我一夜都未曾合眼。”大家一听都哈哈笑起来。

耿飚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房间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我们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感到不习惯，甚至不自在。但是，我们知道，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并习惯，唯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生活的习惯。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十分重视。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举办了“大使培训班”，培训班就设在新华饭店。

在培训班上，外交部先后请来了精通外交知识的学者、专家讲授一系列的外交知识，大到外交政策，小到衣食住行，都一一详细讲解。外交部还举办了外交文书展览，展品中有国书、照会、备忘录、电报、会谈纪要等各式各样的文件。这些文件，将军大使及其夫人们过去谁也没有见过，看后大开眼界。他们对这些即将使用的文件看得格外仔细，逐字逐句地琢磨。黄镇夫人朱霖突然冒出一句：“这国书不就是介绍信嘛！”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室内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这期间，培训班还请了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这些友好国家的驻华大使介绍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的体会。苏联和东欧国家大使作报告时，都是由毛岸英当翻译，他除每句话直译外，还详细解释。毛岸英还给将军大使们讲了自己在苏联期间的所见所闻和体会，将军们获益匪浅。黄镇总想多学一点，他拜毛岸英为师，想学一点俄文。毛岸英为人朴实稳重，可对自己的“学生”却毫不宽容，他要黄镇一天记住两句话，他第一天布置了，第二天见面就用俄语问道：“同志，您记住了昨天的句子了吗？”黄镇一下子涨得满脸通红。他撅起嘴，勉勉强强挤出了两个词：“得挖利息，我系你扎！”（同志，学生）

毛岸英看到他说这几个词竟如此费力，便表扬道：“不错，只是有点像中国话。”

“是啊，我就是找了两句上海话和安徽话才记住了。”黄镇乐了，把毛岸英新教的一句，又记在小本上，睡觉时，他也把本子放在枕头下面。

这一晚，黄镇和朱霖到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家去请教。

蔡树藩1927年去苏联学习。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黄镇任副主任，关系密切。

“是啊，现在条件跟我们那时留学不一样，”蔡树藩用那只好手捂住截过肢的残臂，对思想还不通的朱霖说：“女同志出去就是配合配合外交官，学点外文。别的也不需要做什么……”

“愈是没事干我愈不想出去。”朱霖没好气地丢下了这么一句。

每天天不亮，新华饭店将军们住的那个小院子里就会传来朗朗读书声，将军们埋头苦读的身影随处可见。在日常学习中，年龄稍长的袁仲贤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把应注意的事项一字不落地记在小本子上，经常翻看，他笑称自己这是“笨鸟先飞早入林”。袁仲贤的精神鼓舞着每一个战友，黄镇暗下决心，要像当年打碉堡一样，努力攻克外交上的第一道难题。

将军大使和他们的夫人到北京饭店学习吃西餐。

当年佩戴过蓝色三环，参加过北平军调部执行小组工作的耿飚、韩念龙等曾到过北京饭店，现在旧地重游，一时感慨万分。

吃西餐之前，首先由老外交人员胡济邦对外交礼仪几乎一无所知的将军夫人们的着装进行检查。她过去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党政府驻苏联使馆当秘书。她指着一位夫人的旗袍，连连咂嘴：“不行不行，你的内裤太长，都露在旗袍开衩外面了，内裤可不能露出来。”

朱霖穿了件带点小花的连衣裙，出门前还着实收拾了一番，解开领扣，把里面的汗背心往领口拽了拽，照照镜子，觉得是从未有过的漂亮。她往胡济邦面前一站，想请她多看看，少说也能听几句赞美的话吧。谁知胡济邦站过去退过来，皱起了眉头，脑袋摇得像是拨浪鼓：“不行，背心不能露在胸前，这样人家会认为不礼貌。”

胡济邦又指着夫人们的头发，数落着：“解放区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的要求，要烫发，还要搽点粉，抹点口红……”

朱霖泄气地往椅子上一坐，嘟嚷起来：“我干不了，最好选能干的去吧！我不想做这样的工作！”

在西餐室，55岁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阎宝航招呼大家入席。他是辽宁海城人，极富口才，曾获公费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社会学，1928年就任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主席。抗战时期在重庆，曾是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红人。其实他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是我党隐蔽战线上一名坚强战士，一直在国民党上层开展统战工作，是个“外事通”。此时，阎宝航抖抖餐巾，铺在胸前，做着示范，解释着：“平时参加招待会，不光是吃喝玩乐，和人聊天的时候就可以做工作，了解情况。比如德国要进攻苏联的情报就是在招待会上得到的，你们以后就会深切体验到灯烛辉煌、觥筹交错的宴会大厅所造成的奇迹。”

可此刻，黄镇却被手中的一把刀、一把叉难住了。他去叉鸡，鸡在银盘里像活了似的游动，他干脆用刀切了一块往嘴里送，正嚼得香时，被阎宝航唤住了。

阎宝航笑着比划：“刀子不能往嘴里放，叉子一定要按住鸡。在一次宴会上，有个国民党大使，叉子没按好鸡，刀子一使劲，把一块鸡骨头蹦起来，正好落进对面一位大使脖子后面的西装领子里去。这位大使不敢动，一直到离开宴会才把鸡骨头取出来。”

袁仲贤急忙摸摸脑袋后面，笑眯眯地指着黄镇说：“我得检查检查有没有鸡骨头飞过来。”大家都被逗笑了。有的还兴奋地前后摇晃起椅子来。这又被阎宝航抓住了：“和人交谈时，不要用手指着人家，不能唾沫星子满天飞。坐着时腿不要架起来摇。每人要多买几幅手绢……”朱霖呼地吐了一口气：“这么多规矩，多难做呀！”

宴会快结束的时候，黄镇觉得好像没吃饱。所有的客人都顾全了礼节，记住程序，都把肚皮撇在一边了。他小声问朱霖：“吃饱没有？”

“再给我20个胡萝卜馅饺子我也能吞下去。”

服务员送上来一盆水。朱霖隔着水盆试试凉热，随手倒了一杯水，刚要喝，被胡济邦制止：“这是吃完水果后的洗手水，可不能喝下去！”

大使夫人们聚在一起话题都是不愿当夫人。这些大使夫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个个都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跟男子一样舞刀弄枪，杀敌上战场。现在摆在她们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适应她们此前并不认同的那种地主、资本家、官僚太太、小姐们的生活方式：烫发、抹粉、涂口红，还要学习如何着装和西餐礼仪。在她们看来，如今革命胜利了，正是为建设新中国发挥才干的时候，自己怎能描眉画眼出国去当“官太太”？有的人抱怨当初就不该来北京，有的吵着要回部队，更有人说宁可离婚也不出国做“夫人”。在将军大使夫人聚会上，黄镇爱人朱霖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翻身解放，进城后，我们应该为新中国出力，而现在却让我们去当夫人，去当附属品，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种罪恶，是污辱！”

眼看工作上的分歧就要演化成大使夫妇之间的矛盾，周恩来闻听后，立即派邓颖超赶去做工作。

那天，邓颖超走得很急，往椅子上一坐，嘴里吹笛似地嘘了口气，说道：“周总理派我来告诉大家，外交是一条特殊战线，大家都是外交战士。男同志能当外交官，女同志也能当外交官，男女同志都要安心学习，安心工作。”

邓颖超叉起手指，叮嘱道：“在国外从事外交工作，人手少，任务重，事情多，出去后一定不要闹名誉地位。到了使馆，根据工作需要，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把工作做好。到新的工作岗位后，你们会体会到与过去的工作、斗争完全不同，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完成任务。”

将军大使的夫人们都知道邓颖超是一位资深的女革命家，大家对她都很尊敬，尤其是听她说，因工作需要，她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打字员，个个都觉得脸上发烧。

邓颖超站起来身来，走到夫人们面前，拉起她们的手，看看指甲，把她们翘起的衣领翻过去，用手理平，提醒着：“出国后一定要注意保持解放军的优良作风，不要邋遢，服装要整齐、清洁、朴素、大方，这样人家才能尊重你们。要记住，你们出去，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1950年3月10日下午，汽车将未来大使们接到中南海勤政殿。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将要在这里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递交国书。经周恩来同意、安排，将军大使们在勤政殿屏风后面观看递交国书的全过程。殿内除了原有的陈设，特意在一边立起八扇红木屏风，屏风上饰有淡淡的图案花纹，装在天花板上的宫灯射出明亮柔和的光线，照耀着陈列在两壁的奇珍异宝。他们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每人用铅笔头戳几个细密的小窟窿。仪式开始前，周恩来亲自检查，对将军大使们说，不能将窟窿戳得太大，外国人看见殿堂里这儿那儿一排大窟窿不雅观。他还意味深长地告诉未来的大使们，洞虽小，但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啊！

大家在听着外面的动静。不知谁说了一声：“来了，来了！”屏风后面顿时鸦雀无声。将军们贴近屏风，屏住呼吸，只见毛泽东主席迈着大步走过来，站在地毯一端，翻译站在他后边。鲁登科大使庄重地走上前来，呈上国书，并致颂词：“主席先生：今天我奉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的命令，负责着崇高而愉快的任务，以特命全权大使资格，代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阁下呈递国书，感到非常荣幸……”颂词很长，大约讲了5分钟。毛泽东主席接过国书，向鲁登科大使致答词：“……我热烈欢迎贵大使出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在贵大使巩固两国友谊的工作中，予以各种协助，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贵国元首健康。”双方握手告别……

客人一走，仪式一结束，未来的大使们一个个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热烈地议论起来，耿飚捶着腰直摇头：“这嘀哩咕噜一大堆，谁记得住呀。”

黄镇揉揉眼睛，说：“反正都是事先写好的，背下来就行了。”

姬鹏飞扬扬手：“我看照那个意思到时候随便说几句，对方又听不懂。关键是翻译同志得练熟。”最后，大家得出了两点共识，一是致辞应有充分准备，预先得有个腹稿；二是我们首次递交国书之前，多练习几次，比如走步、挺立、呈递的姿势等等。于是他们当即就在勤政殿旁边的小屋子里你当元首、我呈国书地演练起来。

将军们极其认真地演练，一举手、一投足都在相互纠正，直到熟练了才作罢。

不久，他们都担当了几乎是自己曾演过的角色：袁仲贤任驻印度大使，耿飚任驻瑞典大使，姬鹏飞任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团长，王幼平任驻罗马尼亚大使，韩念龙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黄镇则任驻匈牙利大使。

演练递交国书之后，周恩来便领着大家去见毛泽东主席。

当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出现在将军们面前时，将军们高兴地热烈鼓掌。毛泽东、周恩来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时，好像想起来什么事，便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了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时刻保持镇静。”

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改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

毛泽东笑了，又问：“你还绘画吗？”

“没有时间了。”黄镇答道。

“到国外也可以画嘛。”毛泽东鼓励道。毛泽东对黄镇印象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黄镇，安徽桐城县东乡人，1925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次年即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迫退学。中央红军长征时，黄镇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他一踏上长征路就不停地画。黄镇的长征漫画，在长征途中产生，带着长征的风尘流传到陕北，又从陕北不知经谁之手辗转到遥远的南方当时的“孤岛”上海，经著名文化人阿英的努力，终于得以出版问世，这是值得庆幸的。这部漫画既是历史的见证，又是优秀的艺术作品，它反映的长征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勇往直前，走向胜利。

毛泽东坐下，兴致勃勃地和周恩来交谈：“这些同志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

几位将军嚷起来：“我们连外国话都不会说，怎么搞外交呀？”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会外语，也可以当大使。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吗？但他们出使西域，不但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说到这里，毛泽东幽默的天性又出现了，他的湖南口音缓慢而爽亮：“你们不会外交，但是，还是要你们去干外交。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啊！”毛泽东所说的“不会跑”的话，是因为当时新闻刚报道了某国驻外使节叛逃。周恩来说：“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

有同志问：“不是有许多国民党时期的旧外交人员吗？能不能和文教、工商业一样，改造利用呢？”

毛泽东坚决地挥了挥手：“新中国外交官将不任用国民党的旧外交官，完全靠我们自己，靠你们去培养新的一代外交干部，这也叫另起炉灶。”毛泽东调换了一下姿势，侧过脸，对周恩来说，“你是外交部长，你多说说。”

周恩来上身笔直，臂膀压住腰际，略带些江苏口音：“请你们这些打过仗的同志来，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周恩来把“外交”与“军事”巧妙地联系起来，引起了将军们的兴趣。按照周恩来的话讲，他们只是从一个阵地转移到另一个阵地，同样是在为新中国战斗。周恩来还说，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从“武打”变成“文打”而已。他鼓励将军们把20余年战场上积累起来的“武打”经验灵活地运用到外交战线的“文打”之中去。一说到打仗，将军们都来了精神，对外交工作开始有了兴趣。周恩来继续说：“军队在平时要练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失，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几位在部队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你们到国外也要通过公开的途径进行调查研究，了解驻在国的各种情况，包括风土人情等，以便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他特别关照耿飚：“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好好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

最后，毛泽东特意地告诉大家：“你们这些出国当将军大使的同志，可以保留军籍。”

外交战线建奇功

周恩来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每个外交家的座右铭。此后，将军外交家们都在各自新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为党和国家又立下了新的功勋。

倪志亮将军在朝鲜战争中立下了特殊功勋。他1950年8月赴任后，和柴成文参赞一起商定了一个关于朝鲜战事的《汇报提纲》，为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而柴成文将军后来又担任朝鲜停战委员会志愿军代表团秘书长，这位曾经的八路军总部情报股长、军调处保定中共代表团的上校组长，在谈判中因唇枪舌战一举成名，不仅获得了朝鲜一级独立自由勋章，还于1955年出使丹麦王国。

耿飚将军在1950年出任中国驻瑞典兼驻丹麦、芬兰大使。在瑞典，耿飚将军广结朋友，他同瑞典名士哈马尔舍德成为了好朋友，哈马尔舍德后来成为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在耿飚的努力之下，他顺利地访问了新中国。耿飚后来又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驻缅甸大使、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黄镇将军是外交界的一员虎将，他在外交战线上奋斗了27年。黄镇担任驻法国首任大使期间，在巴黎主持建交谈判，他一口气搞定了意大利、土耳其、扎伊尔、智利等十个国家；1973年5月，黄镇出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此前他已同美国代表进行了54个回合的马拉松式会谈，赴任后他凭着一股子拼搏奋斗的精神，使中美贸易总额从5600万美元直线上升至3亿美元。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终于建立起大使级外交关系。

王幼平将军在中国驻外大使的岗位上一干就是30年。他先后担任了中国驻罗马尼亚首任大使、驻挪威首任大使、驻柬埔寨首任大使、驻马来西亚首任大使。1962年回国担任中共南阳地委书记，不久又重返外交界出任中国驻古巴大使。1979年7月才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袁仲贤将军出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后来兼任驻尼泊尔大使。在驻印度期间，他为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954年6月，周恩来对印度进行友好访问，受到了印度总理尼赫鲁以及10万新德里人民的热烈欢迎。在这次会晤中，印度政府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并把它作为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写入了中印联合声明中。后来周总理曾高度评价袁仲贤将军在担任大使期间所做出的突出成绩。1956年，袁仲贤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毛泽东在接见我国首批驻外将军外交家时曾经这样说过：“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所以许多将军外交家在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赋予的神圣职责之后，他们又重新穿上军装返回部队，继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余热！

综合来讲，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特殊历史环境，将军大使也随之应运而生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新中国外交正式渡过了成长期，完成使命的将军大使也告别了历史舞台。

中央突然来了调令：去外交部

1950年元旦后的一天上午，通讯员急匆匆地敲开了耿飚的办公室：“报告，耿副司令员！李政委和杨司令员让您马上过去一下。”

“好的。”耿飚正在埋头批阅一份报告，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一见面，政委李志民就兴奋地对耿飚说：“老耿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来了命令，要调你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

“什么？调我去干外交？”耿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反问了一句。因为，自参加红军之日起，20多年来，一直是扛枪作战，现在已经打下了革命江山，还是要继续紧握枪杆子，保卫好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央会突然来调令。

杨得志从耿飚的表情上，看出了他的心事，便亲切地劝道：“老耿，你以后还可以经常回兵团走娘家嘛！”作为老战友，杨得志了解此刻耿飚的心情，他舍不得离开长期一起工作的战友，离不开长期一起浴血战斗、生死与共的十九兵团的广大指战员。接着，杨得志又说：“枪杆子当然重要，但是搞外交也同样重要啊！中央挑你，算是挑对了！扳着指头数，我们这里也只有你最适合搞外交。”

杨得志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耿飚还能说什么呢？其实，就是他们不劝说，耿飚也会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对于中央的命令，我当然无条件服从；另外，我也明白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我只是对部队、对战友以及对驻地人民群众，有一种浓郁的依恋之情，因而舍不得离开他们。”晚年在回忆起当初的想法时，耿飚这样说。

春节一过，耿飚便来到了北京，带着妻子赵兰香和两岁的小女儿，一家人临时住进了北京隆福寺附近的华北军区招待所。

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大使

很快，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告诉耿飚，周恩来总理要过来看望他。

“总理这么忙，还专门过来看望我们？”耿飚心里异常兴奋。虽然与周恩来多年未见面了，但周恩来严谨、认真、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令耿飚印象非常深刻。

早在1944年9月，耿飚奉命将一个美军观察组从延安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临行前，周恩来向耿飚详细交代了有关情况，就连如何行军都作了周到的安排和布置，谆谆嘱咐犹仍在耳。

“总理，您好！”一见周恩来，耿飚便轻声地叫了一声。

“哦，耿飚同志你来了！”周恩来亲切地问候道。

“这次把你从部队调来，是由于外交工作的需要。”周恩来详细地向耿飚讲述起新中国成立数个月以来外交战线的形势，然后对耿飚说：“把你调来，是准备任命你为驻联合国军事代表。”

“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面对这样的意外任命，耿飚感到惊讶。

“怎么？有点出乎意料？”周恩来听出了耿飚的惊讶之意，便问道，“你知道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吗？”

“不了解！”耿飚回答道，“但我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还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听说，董必武同志曾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名。”

“是啊！”周恩来对耿飚的回答感到满意，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因此，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出席联大（即联合国大会的简称）的准备。”周恩来认真地说。接着，他又问耿飚：“你对这次工作调动，有什么意见？”

耿飚连忙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一窍不通。”

“可以边干边学嘛！”周恩来笑了笑，“再说，抗战时你不是曾经带领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吗？在北平军调部不是还和美蒋代表在会议桌上打过交道吗？实际上你已经接触过外事工作。这次派你到联合国去，也是考虑到了你的这些经历”。

耿飚心里非常感动。想不到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竟对自己许多年以前的这些细节还记得这么清楚。

但耿飚心里还是不踏实：“可是，我对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开会程序等都不了解，尤其是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还不清楚，那怎么行！”

“这些，都是慢慢学会的！”周恩来宽慰地说。

接着，周恩来向耿飚谈到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毛泽东主席对外交工作的指示精神，令耿飚茅塞顿开。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耿飚参加了出席联大代表团的筹备工作。在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的直接领导下，耿飚忘我地投入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之中。

很快，周恩来再次召见耿飚，直截了当地说：“经过谈判，我国和瑞典已建立外交关系。中央决定任命你为驻瑞典王国大使。”接着，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是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啊！”

按照中央的命令，耿飚离开了驻联合国代表团筹建处，回到外交部，参加首批驻外大使的培训学习。

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指导

就这样，耿飚和参加培训的其他人员一起，带着家属搬进了位于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

外交部还请来了相关的学者、专家讲课。分别向将军们讲述了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等等。此外为了帮助这些将军大使们熟悉自己所驻国家的国情，外交部请来了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驻华大使，他们详细介绍了各自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况。

住进饭店，耿飚觉得很不自在。客房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刚从军营出来的他感到很不习惯。晚上睡在床上，整个身体好像陷在“坑”里似的，翻个身都要费很大的力，弄得整个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但是，他必须适应这样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外的生活。

有一天，耿飚、赵兰香夫妇与大家一起，在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阎宝航和胡济邦老师的带领下，到北京饭店进行彩排。彩排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吃西餐。正在彩排中，周恩来走了过来，告诉大家说：“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礼，很高兴，要接见你们。”

听到这个消息，耿飚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和毛泽东已有五六年未见面了，想不到毛泽东就在自己的身边……

“喔，老乡来了！”毛泽东紧紧握着耿飚的手，满面春风。耿飚是湖南醴陵人，他的家乡与毛泽东的家乡湘潭韶山相隔不远。1939年，耿飚的父亲到延安时，专门带着耿飚一起去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耿飚父亲的手，亲切地说：“我们都是湖南老乡，欢迎你到延安来！”接着，耿飚的父亲又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家乡的情况。所以，后来毛泽东就称耿飚为“老乡”。

“听说你们不久要出国赴任了，总理要我和你们谈一谈。”待耿飚等人坐下后，毛泽东与大家交谈起来：“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里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开始，百废待举，各个部门、各行各业都需要干部。我国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外交干部。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军历来是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

这时，有人提出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对此，毛泽东说：“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么，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勋卓著。”他还幽默地说：“我刚才说‘将军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喔，想起一件事，”毛泽东认真地说，“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恩来，你看怎么样？”周恩来点头表示同意。

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向耿飚等谈到了要如何通过公开的途径，如阅读报纸、参观访问、和别人交谈等来进行调研，以便增进对驻在国的了解，学习别人的长处，加强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毛泽东抽了一口香烟，继续说道：“总之，要重视调研，重视学习。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别国的长处。学是为了用，要把学到的好的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

说到这里，毛泽东看着耿飚，认真地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中瑞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之间、我国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而且也将有助于世界和平……”

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令耿飚终生难忘。

学习班结束后，外交部正式宣布了去各国的大使、参赞和秘书的名单。由于当时中国与丹麦的建交谈判已取得成功，两国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因此，耿飚被宣布为驻瑞典王国大使后，兼任驻丹麦王国大使。第二年初，耿飚在瑞典又接到国内任命，再兼任驻芬兰共和国大使。经过紧张的准备，耿飚踏上了前往异国的征程。

哪个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

瑞典于1950年1月14日承认新中国，1950年5月9日同中国建交，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

1950年1月9日，丹麦即承认了新中国。同年5月11日，丹麦同中国正式建交，成为继瑞典之后第二个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1979年9月，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访华，成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元首。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西方国家，比瑞典早几天，1950年1月6日。1954年英国与中国建立半外交关系，即代办级外交关系，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是1972年的事了，也就是说直到1972年才正式建交。

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于1964年与中国正式建交。

西方国家、西方大国，这两个名词一定要分清楚，不然就容易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