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先生:他是没名字没文化的乞丐,却为何千古流芳?
武训,行七,原无名,名"训"是清廷嘉奖他行乞兴学时所赐,字蒙正,自号义学症,谥号义学正。今山东省冠县人。中国近代群众办学的先驱者,享誉中外的贫民教育家、慈善家,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他是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唯一之人,被誉为“千古奇丐”。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着将近千年历史的国家,她所拥有的历史底蕴也是极其丰厚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孕育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教育学家,最著名的应该就是我们人人口中的孔夫子先生了,而当时的中国除了像孔夫子这样极其优秀的教育学家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学家,比如清朝时期的一位教育家,光是他的出身都够人们谈上一整天了,这也是他跟其他学家最不同的地方。一般教育学家的出身都是比较偏于书香门第的,但他却是乞丐出身,他一生都在乞讨,那为什么他能做到流传百年呢?
在今日聊城冠县的武训塑像
(一)用一生做了好事,却被人们辱骂、诋毁
当代的许多青年都没有办法切身体会新中国成立前那段战火纷争的日子,很多人并不了解武训是一个怎样的人,做了怎样的事,但知道他的,在听到他名字的那一刻起,心里的万千感慨就已经无法隐藏了。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文呼吁大家了解电影《武训传》,并感悟电影中那浓浓的爱国情怀,建议反复观看,才能更好地了解它所要表达的情感。
一千个读者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些人从电影里看到的是为了兴办学校坚持不懈的努力,有的人却只看到了他穷,他们觉得电影全篇只在讲穷人只能靠读书改变命运,而且电影里一些向高阶官僚、资本家下跪、乞求等一些举动完全是屈辱行为,他们觉得电影完全是在对大家宣扬“投降主义”的好。
电影《武训传》中的武训形象
他说的对吗?自然不是的,在这种言论被爆出后,社论便直接做了批示,说像武训这样生活在清朝末年的人,中国当时正面临的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组织推翻封建王朝的伟大时刻,他的行为是无法撼动这些重要事件一丝一毫的,难道电影里面的奴颜婢膝的丑陋行径是我们所想要大力宣传的吗?在批示发表过后,很多人跟风倒开始评判《武训传》,于是,社会上掀起了一阵否定、反对《武训传》的运动。
当时1951年的中国,可以说是像一只陀螺一样不停地转不停地转,根本闲不下来,新中国又是刚刚成立没几年,中国不仅要对外伸出援助之手,还要肃清国内残余分子,而且还要注重经济发展,而那场由武训引起的文化“战争”也是当时文化战线的主战场,可以说是影响深远。
因为《武训传》的原因,武训这个人的“屈辱”事迹很快就被各大“有志青年”给知道了,他们作为新青年怎么可以忍受武训这样的行为呢!所以在1966年8月18日,武训的墓就被他们这群所谓“新青年”给撬开了,他们觉得光挖墓还不够,又把武训的尸体给拿出来游街示众,示众之后他们也不愿意把他的尸骨放回他的墓地里,导致最后武训的尸骨散落荒野。而武训的亲属知道之后想把武训的尸骨都找出来收起来重新下葬,多么简单的一个愿望啊,可那些口中嚷嚷着自己是有志青年的那群人却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不屑,并出手殴打他们。当时的人极端到什么样子呢,在这件事出来后,就连以前宣扬过武训的人、搭演过《武训传》的人,给武训画过画像的人等等都被他们列入了“黑名单”中,而且还统统都被株连。
1997年,中共中央在十五大的会议中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方针。1997年,中央15大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政策方针,同时,国务院也相应公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正式开启了新中国以来,第一个针对“民办教育”的行政法规。
2003年年末,中国各地各类的民办学院达到了他们的巅峰,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的私立院校数量高达7万多所,就读学生也有1416万人,这大大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办学规模,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这时候,武训又被人们再次提起,不过这次可不是上次那样辱骂、诋毁了。
(二)他乞讨了一生,也将一生的财富都用来投注教育
武训是第一个以乞丐的身份被列入《清史稿》的人,他的这项荣誉既实至名归,又难能可贵。武训从小就生活在贫困家庭里,原名武七,意思是在家里排行第七,他的父亲在他7岁的时候就已经撒手人寰了,年幼的他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养活自己,只能终日靠乞讨为生,在学习的路上虽然他足够的努力,却依然求学不得。
长大一点后他离开家去很多个地方打工,却屡次遭受侮辱,雇主甚至仗着他是个文盲在每次结算工资的时候都睁着眼说瞎话,武训不服,与其争辩,却被雇主反过来说他诬陷,还遭受一顿毒打,在工作的那段日子里,武训吃尽了文盲带来的亏,他不再想去靠打工挣钱,决定靠行乞兴学,他要让所有的孩子都有学可上。于是,年仅20岁的他早早地开始了他的乞讨之路,他的口中一直念叨着自己刚编的顺口溜:“做工被人欺,不如乞讨更随心;哪怕去要饭,早晚要建义学院。”
在乞讨的过程中,他也不是只死板地在那里坐着等别人给他钱,偶尔他也会搞一些小把戏、小花样来赚钱。为了能早日攒够钱,武训吃了太多的苦,那些地痞流氓打他,他也不怨恨,只是说一拳一文钱,一脚两文钱。
终于在1888年,武训将近50岁的时候,在他的家乡处,他盖下了他的第一所义学院,并命名为“崇贤义塾”。据《武训传》记载,武训为了办学,一生都遵循着不娶妻、不安家、不帮亲友等信条。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曜,听说之后还专门召见了他,并且捐助了200两白银,并为他免去了义学的各种小问题。除此之外,清政府还赐予了他“义学正”的称号,光绪皇帝赐予他“乐善好施”的牌匾。
武训的事迹让很多人感慨万千、热泪盈眶,他的所作所为是如此的高风亮节、让人敬佩,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真真正正的有志青年,不应该向武训这般人物看齐吗?他身上那种坚韧不拔的精气神不正是我们青年该学习传承的吗?我们要好好地推扬这种精神,让九泉之下的他依然可以清晰地时时刻刻地听到琅琅的读书声。
波澜身后事,千秋万世名
在他59岁时,一场大病使他无法再出去乞讨了,他不吃饭、不吃药,静静地躺在义学走廊的房檐下,听着孩子们朗朗地读书声,丝丝微笑泛上脸来,在喝了几口清水,闭上了他疲惫的眼睛后,便带着这笑容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出殡当天,万人送行,人山人海,哭声震天,山东清廷封其为“义学正”,皇家赐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并为他建立了牌坊。朝廷“宣付国史馆立传”,修建忠义专祠为之纪念。
武训的精神受到了后世推崇,他在民间被呼之为“圣人”,各界无不感动于其“行乞兴学”的精神,民国时期的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李公朴等人都深受其影响,蒋介石亲笔题写《武训先生传赞》:“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以不学之身,而遗淑人寿世之泽”,很多人也将其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因而,“苦操奇行”的他也享有“千古一人”的美誉。
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去世多年后的1966年夏天,他的遗骸被从墓中挖了出来,在游街批判后,焚烧成灰。所建的武训祠、汉白玉塑像、匾额等,均被砸毁。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他看不懂,也不明白的运动。
赵丹扮演的武训
其实,对武训的批判早在1951年就开始了,从1950年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的公演,在当时思潮的左右下,置疑之声便不绝于耳了。随着《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及《武训历史调查记》等文章的出台,更因为最高领袖修改《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所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发表,像武训生活在清末的人物,中国正面临抵抗西方列强和推翻封建王朝的伟大时刻,他的举动无法触及封建王朝一丝一毫,这种竭尽奴颜婢膝的丑恶行为,难道是我们要宣扬的吗?随之,一场疾风暴雨的《武训传》批判运动在全国展开。武训迅速由一个行乞办学的乞丐,变成了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及大地主”,风向迅速由学术讨论转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不过风力还不是那么大。
扮演武训的赵丹
导演孙瑜和扮演武训的赵丹都傻了眼,他们没经历过延安式的整风运动,对文艺界蓄势待发的斗争狂澜毫无准备,赵丹时常要当众检查,“我犯过一个错误,我演过武训……”之类的话常常挂在嘴边。紧跟着,对于赵丹主演影片《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也开始大肆叫嚣,该片被指责为“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创作倾向”、“丑化工农干部”。
一九八零年九月,躺在病床上的他,却在逝世前几天,口述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参加当时《人民日报》正在开展的“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人之将死,其心坦然。多年积郁,殷殷企盼,一下子倾诉出来。他有切身感受,有一个艺术家的直觉和激情,更有“文革”囹圄之灾的磨难。他不能不把心里话说出来,不能不把生命体验昭示于众,让活着的人能够走出历史怪圈,在教训中清醒,在痛定思痛中变得聪明起来。
不知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办,或有更重大的敌人需要打击还是怎么回事,一阵风过后,又无人提及这位武训了。直到1966年的政治需要,他又被人提及,这次的他就不是陷入一场学术讨论的批判了,而是将他推进了“革命”洪流中,作为运动发端的批判对象,永世不得翻身了。甚至一些曾宣传过武训的人、武训传的主演、给武训画像的人,统统被株连。
我无意,也不敢在此间评论谁对谁错之类大是大非的问题,我只是想当然的认为,也许是武训的行为准则,同当时革命的潮流背道而驰。在那改天换地,同天斗,同地斗,同人斗皆其乐无穷的年代,革命、斗争、造反是主旋律,连洪秀全和黄巢一类的恶魔都被奉为英雄,如果广大人民群众都象你武训这样,那还革命个铲铲啊。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武训传》被禁后,过了55年,直到2005年底才重见天日,尽管早在1980年,就有一位叫张经济的先生写了篇《希望给武训平反》的文章,发表在《齐鲁学刊》上,便毕竟影响不是很大。最终开禁还是得益于胡乔木1985年发表的一篇翻案文章,而时间毕竟距改革开放又过去了二十几年,可见政府对此还是持很慎重的态度,它是否意味着对文革的全面反省我不得而知,但这武训是个雷区,谁也不敢轻易去触动当是不争的事实。
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武训,我对其是崇敬有加,尽管他的行为准则不具有推广性,但他的人品,他的精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他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之人,他用双膝换来了土地,换来了义学,至于后来官方给他的荣誉,那些黄马褂和牌坊等等,当不是他所追求的。他是一位草根慈善家,也是大清时代《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用一位网友给他的评价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丐·格瓦拉。
说到《感动中国》这一精神品牌栏目,每年评出的人物加起来可真不算少了,但我最为佩服,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叫白方礼的获奖老人。
一位从小没念过书的三轮车夫,从74岁起,他不分昼夜、不分季节,每天风里来、雨里去,早出晚归,辛劳奔波,“我不吃肉,不吃鱼,不吃虾,我把钱都攒着,给困难学生们”,用攒下的钱,帮助贫困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这一蹬就是十多年,直到92岁逝世。
当他在一个寒冷冬天的早上,拿着一笔钱对老师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我最后一笔钱”,听此言,谁能不落下眼泪,一个馒头,一碗白水,他如此简单的生活,却捐出35万元钱,让三百学子能安心念书,他就这样感动了我们,感动了中国!
武训和白方礼,虽然他们获取金钱的来源不同,可在对金钱的用法上,尤其是作为一介平民,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他们在精神上难道不是相通的吗?白方礼能够感动中国,为何武训就不能感动我们呢?为何时至今日,还有人抹黑武训,还有人往武训身上泼脏水呢,不懂!我是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