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热闹繁华，但唐朝以后为何成为废都？
长安，是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京”的都城。汉高祖七年，即公元前200年，将国都由栎阳迁移至此，因地处长安乡，故名长安城，寓意“长治久安”也。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据统计，中国古代各种政权共建立过217处都城，其中长安成为都城的时间长达1077年，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中是绝无仅有的。13朝古都：长安！长安！1400年前的梦想之城、西安和洛阳谁才是十三朝古都？
然而，唐代以后的长安城再也没有成为都城。不在原址的古城：长安城变迁史
尽管朱元璋建立明朝时，一度想以长安为都城，不过最终只是一种空想，并未真正付诸实施。自古以来，定都都是王朝建立之初的最大事，唐末以后迄今已有上千年，为什么所有的王朝都不再选择长安一带作为国都呢？长安十二时辰背后:一座千年帝都如何丢掉了王气？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已不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张良所提的大同小异，
“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娄敬张良敏锐的分析，为汉朝的兴盛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使得长安成为汉唐首都，为世界做瞩目，为历史所铭记。
很显然，到了唐代以后，娄敬张良所说的这些有利条件都已经不复存在，且听我来一一分析。
一、荒漠化带来的粮食危机
上亿年来的地壳剧烈运动使得陕西南部的大地逐渐升高，形成了横亘华夏大地，分割南北的秦岭。秦岭北麓的关中地区经由从西北逶迤而来的渭河及支流纵横流淌，冲积出了沃野千里的平原。
早在西周建立之前，关中平原就已经以肥沃著称，如《诗经》中有诗篇赞颂周原的肥沃与富饶：“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尚书》在评价九州土地肥沃程度时，把关中平原所在的雍州定为上上，可想而知有多肥沃。
司马迁就指出：“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意思就是，关中的耕地占全国的1/3，人口占全国的30％，财富却占全国的60％。
然而，包括关中在内的西北地区，由于开发较早，导致森林和草原不断缩减，有些地方甚至成为濯濯童山（其他还有很多原因比如气候变化等，但人类上千年的无休止砍伐是重要原因之一）。
具体表现就是严重的荒漠化！
如公元五世纪初，即“五胡乱华”时期，黄土高原北端的白于山南麓有茂密的森林，白于山北麓的芦河流域和红柳河流域则是灌木草原，间有乔木散生其间。
匈奴首领赫连勃勃曾说：“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见若斯之美！”(崔鸿《十六国春秋》)并在此地修建了著名的“统万城”，作为大夏的国都。
到了唐代初期，统万城周围地区仍是有名的“卧马草地”。其后由于毛乌素南缘地区过度开垦和放牧，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毛乌素流沙不断南移。
到唐代晚期，统万城一带已受到风沙的侵袭。
此外，在原始社会末期，黄土高原东南部、秦岭山脉、中条山、吕梁山、豫西诸山及渭河、涑汾河、伊洛河诸平原都属于森林地带，黄土高原西北部地区则属于草原地带或森林草原地带。
到唐代中期，由于农业区的扩大，平原地区规模较大的森林逐渐消失，所谓“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田尽而地”，除关中地区的上林苑中尚有较多林木外，其他平原上已经很少有森林的记载。
唐代以后，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和草原继续缩小。到了明清时期，平原地带自不必言，丘陵和山区的森林也迅速减少。
如渭河上游的森林在这一时期大量消失，只有渭源、陇西、天水诸县的五竹山、首阳山、马鹿山、辛家山等地尚有少量森林残存下来。
陕北地区的森林，主要分布在黄陵、洛川、富县、延安、延长、宜川等县的某些山区。
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79万平方千米，其中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2／3。在西部各省区中，陕西的水土流失率达69.94％，高居第一。
西汉时期长安周边有“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水环绕，农田灌溉便利：“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到唐代末年，泾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越来越小，龙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继干涸；北宋时，“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淌水过河的地步。
水土大量流失，人口却在爆炸式增长，大唐长安号称百万人口，就有百万张嘴需要供养！
早在唐朝，关中地区就因为可耕地的减少导致粮食缺口严重：唐朝初年的每年20万石（每石42公斤，约合840万公斤）；膨胀到了最高峰时期的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
后来即便有所缓解，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唐朝初期、中期，唐高宗、唐玄宗就曾经因为长安城缺粮，而不得不迁到洛阳“就食”。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于是群臣就请唐中宗前往洛阳“就食”，要面子的唐中宗大发雷霆：“岂有逐粮天子邪？！”
唐朝贞元二年（786），由于向长安运输粮食的漕运道路中断，长安城发生粮食危机，骚动几乎波及到禁军。
千钧一发之际，刚好有3万斛米运到了长安附近，唐德宗听说后，激动地流着眼泪跟太子说：
“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由于水土流失，地力不断下降，严重缺粮的关中再也难以成为支撑泱泱大国首都所在的“天府之国”。
“民以食为天”。缺粮，是唐代以后，长安成为废都的第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二、中国大格局发生变化
战国时期，崤山、函谷关以东的地区被称为“山东”。秦国与山东六国的征战构成了战国时期的主线。
两汉时期，来自山东地区的叛乱此起彼伏，此后一直到董卓之乱，仍然有关东诸侯讨伐之。
及至南北朝末期，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仍然代表的是东西矛盾。
到了唐朝，从魏晋以来的山东士族门第威望极高，他们世代学习儒学，世代为官。当中以王、卢、李、郑、崔五大家族为代表，在当时社会的威望比李唐的威望还要高。
李世民曾命人修《氏族治》，修完以后，崔氏被排在第一等。李世民看完大为恼火，下令把崔氏降为三等，把李唐排在第一等。
所以，当初娄敬全说刘邦，理由就是：“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然而，这种东西相争的格局，到了唐代以后，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自古“戎马盛于西北”，从秦代的犬戎，汉代的匈奴，到隋唐时期的突厥与吐蕃等，都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
因此，唐代以前立都长安，控制关中，内可以出击山东外可以抗击。
长安也因此成为中原王朝制内御外的中枢要地，具有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意义。
但从唐朝中期以后，随着东北方向的契丹、渤海、女真等少数民族的相继崛起，中国的军事政治地理格局，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尤其是北宋初年，在丧失燕云十六州的背景下，中原王朝政权面临辽国的强大军事压力，此时念兹在兹的首要任务，只能是来自北方的威胁。
偏处西北的长安，昔日“山河四塞”的优势变成了劣势，自然失去了立都的价值。
时移世易也。
1127年，靖康之乱，随后宋室南渡，此后一路向南，直到150年后，在遥远的崖山画下休止符。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对于南宋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终其一生，或许都未曾到过长江以北，遑论汉唐故都的长安？
中原政权南渡逃命犹恐不及，至于北方来的政权而言，他们需要一个地方能同时兼顾北方草原和中原大地，如忽必烈定都大都的理由就是：
“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因此，辽金元三代，除了金国因为蒙古打击一度南逃汴梁以外，统治重心始终是在华北幽燕之地。
明朝起初三心二意定都南京，到了明成祖之后，又因为各种原因迁都北京。
至于满清入关之后，因为东北乃龙兴之地，最初对于统治中原也不是很有信心的情况下，定都北京也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到了近现代，由于海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远离大海偏处内陆的长安，就更加不会成为定都的选择了。
大唐会昌五年，即公元845年，诗人李商隐在一个傍晚，登上了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乐游原。
他俯瞰着长安，写下了著名的《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60年后，大唐灭亡，长安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乱中遭到摧残，最终被梁太祖朱温强行拆毁：
“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木）材，浮渭（水）沿（黄）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唐朝后长安的失之交臂
长安成为废都这个概念，虽广为流传，但细究之，大抵只是人们的错觉。唐朝之后的历史中，西安不止一次掀起过波澜。只不过往往失之交臂，而让人们容易忽视掉罢了。
宋·明·民国
宋朝是自秦建立中央集权帝国以来，第一个未定都西安/洛阳的统一王朝。但事实上，定都开封恐怕并非最高统治者的真正意图。在清代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卷八》中，记载有：
帝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陈八难，帝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帝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迁都非便，帝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
群臣的谏言也是如今人提到都城变迁时常引用的理论。定都长安需要维持较高的运粮成本，看起来是不错的理由。但细究起来，显然就不妥了。看看《新唐史·卷五十三·食货志》的记载：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已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
……
（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谷踊贵。玄宗将幸东都，复问耀卿漕事，耀卿因请"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输粟于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以输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玄宗以为然……（玄宗）拜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使，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
……
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淮运于是阻绝，租庸盐铁溯汉江而上。河南尹刘晏为户部侍郎，兼句当度支、转运、盐铁、铸钱使，江淮粟帛，繇襄、汉越商于以输京师。
三门峡是关中漕运的重要节点，所谓“中流砥柱”便说的是“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为漕运带来了诸多不便。但随着隋唐时期，转运制度的不断完善，漕运运量的水准足可以支撑百万人口规模的长安城的消费。甚至而言，函谷关通道不能成行之时，东南方向的丹、汉水也可以大规模补给京师的需求。如果说唐时期的漕运能力都足以供给长安城，说宋朝无力负担长安的给养，多少就让人难以置信了。
王叩头切谏，帝曰：“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帝不答。王出，帝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的话语，并非没有道理。尤其是在游牧民族逐渐强大的时代背景下，宋朝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军队规模和军费开支，故有鼎盛时号称八十万之众的禁军数量。然而，这仍然不足以抵抗游牧民族的闪电战。北宋被斩首灭亡，高宗整合势力，尚保半壁江山。直至宋金对峙之时，秦岭-淮河一线成为了实质的南北地理阻隔。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赵匡胤的迁都思考，还可能有另一层考虑，那就是与赵光义势力和官僚集团做切割。自后唐定都开封以来，开封的官僚集团愈加稳定。而在赵匡胤去世前，赵光义的势力也越来越大。赵匡胤的迁都计划，或许是为了对抗赵光义集团，然而最终的结果无疑是失败的。从洛阳回来不久，赵匡胤便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了。以至于，一直有一种流传的说法，那就是赵匡胤是被赵光义砍死的。
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人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伺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续湘山野录》
再来看明朝，西安仍然是定都的重要选项。朱元璋虽都南京，但深知东南之地，难保边疆安全，故也有迁都的计划。《明史·列传第三·兴宗孝康皇帝传》里说到：
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抚陕西。先是，帝以应天、开封为南北京，临濠为中都。御史胡子祺上书曰：“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帝称善。至是，谕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汝往以省观风俗，慰劳秦父老子弟。”于是择文武诸臣扈太子行。既行，使谕曰：“尔昨渡江，震雷忽起于东南，导尔前行，是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久阴不雨，占有阴谋，宜慎举动，严宿卫，施仁布惠，以回天意。”仍申谕从行诸臣以宿顿闻。
比还，献陕西地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明年四月丙子薨，帝恸哭。礼官议期丧，请以日易。及当除服，帝不忍。礼官请之，始释服视朝。八月庚申祔葬孝陵东，谥曰懿文。
也许是因为太子突然去世，令朱元璋深感此地不祥，迁都一事最终没能成行。而朱元璋父子关于南京的忧虑，在十余年之后成为了现实。倘若朱标没有突然病死，也许对于西安，历史的走向会有重大的变化。但历史终究不可以假设。在明朝初年的皇族相争之中，历史的天平最终倒向了北京。
除了明初，明末的西安城，也曾短暂地风起云涌。李自成于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击破北京城，一度有剑指天下之气势。然而，满清入关，大顺政权又如同流星般迅速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这一次，历史的天平在西安和北京之间，再一次倒向了北京。
民国时期，西安亦是重要的后方据点和首都备选。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国民革命军的阶级性迅速腐蚀，武力统一和土地革命过程实质停滞。中原大战之后，西北军覆灭，冯玉祥失势，国民政府中央终于得以控制河南。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及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之后，蒋深知江浙难保，于是加紧了对西部的统合过程。三二年，洛阳也曾短暂为都。而后，“西京筹备委员会”成立，西安改名“筹备西京市”，但此举遭到西北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对，导致西京市直到抗战结束也未能落地。
由于西北地方势力阻力极大，蒋的政治攻势也最为持久而困难。冯玉祥失势，旧西北军覆灭；杨虎城上位，新西北军依然盘踞。蒋利用红军、新西北军及东北军的矛盾，最终成功分化瓦解地方势力。
西安事变，是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实际是处于绝境的军阀势力，一次破釜沉舟的最后挣扎。而这种深刻矛盾的爆发点，正是地缘条件复杂又极其重要的关中。新西北军、东北军希望联合多方力量，借最后一击，让中央政府翻船。而西北军、东北军能以此维持其独立性。然而，一向精于国际形势的蒋绝非无能之辈。蒋对地方势力的最后一击，也着力在西安。西安事变之后，西北军、东北军分崩离析，为中央军收编。而国民政府最终选择了迁都重庆，全力准备对日战争。历史中的一次选择，从宏观而言，或许无足轻重；但对一城一池而言，差以毫厘，往往谬以千里。
北京兴起的意义
先前的内容，已经反驳了西安“难以补给”的废都缘由，在此不再赘述。
还有人说，西安废都，是因环境恶化、气候恶劣、水资源缺乏。这当然更是不可能成立。熟悉中学地理的朋友，必然知道，西安和北京，都是具大陆性特点的温带季风气候。从温度、降水条件而言，不具有质的不同。从地缘条件来说，又都是面对400mm等降水量线的前锋城市。而所谓水资源缺乏，更是西安和北京共同面临的问题。否则，南水北调工程，又从何而来……倘西安因此而衰，那取而代之的，当是南京上海杭州之辈。但历史的选择，并非如此。
北京的真正上位，自金朝起。北京的首都地位，以金朝末年迁都时期，反对派重要人物徒单镒的谏言可以看出了：
……镒复奏曰：“辽东国家根本，距中都数千里，万一受兵，州府顾望，必须报可，误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镇之。”
宣宗将幸南京（开封），镒曰：“銮辂一动，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讲和，聚兵积粟，固守京师，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备御一面，以为后图，策之次也。”不从。……《金史·卷九十九·列传第三十七》
随生产力及相关技术的发展，东北平原自隋唐起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和开发。女真人自东北兴起，入主中原，需要寻求兼顾二者安全的平衡点；而北疆又有蒙古、契丹等民族，北京“有居庸关，犹如秦之崤、函，蜀之剑门”，已经充分点破了北京为都的重要意义了。
北京的陆防优势，在土木堡之变北京保卫战中，亦有充分的体现。抵御来自北疆的外患入侵，需要借助燕山-太行山脉群作为天然屏障。而明军与瓦剌的几次战斗之中，北京与塞外的几大通道：密云-古北口、居庸关-怀来、紫荆关-大同，被充分利用、反复争夺。倘若北京城破，借助白洋淀沼泽群与保定，或许尚可阻挡；但假若当时中央政府南迁，军事压力大减，北疆的外患很有可能会愈发不可控。而明朝的最后灭亡，与山海关通道对应的外患压力，关系密切……
事实上，即便是当代，北京也是各种意义上的重心。解放战争，我朝自东北发家，使战争的天平大大倾斜；我朝建立，保障东北、维稳曹县、北拒老大哥、发展海运……北京都毫无疑义地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表。而前朝都南京，对北疆的无力，和自身阶级性的腐化，最终使自己在这场历史的大剧中，沦落为配角的角色……
西安的新时代
北京与西安，作为一二阶梯分界、胡焕庸线分界和400mm等降水量线的先锋城市，在历史上屡屡掀起巨大的政治波澜。中晚唐时期，河朔三镇总是政治可靠度最低的地区；民国时期，西安成为了中央与地方激烈博弈的焦点；去年和今年，我朝在西安，也不可避免……
西安每每激起巨大波澜的背后，往往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而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丝绸之路的重兴，又在被人声声地呼唤。这对于西安、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将是一次漫长，但是巨大的变化……或许顶级大佬们，也看到了关中积弊深重，但是更看到了西安之后近乎无穷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