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朱家天下 是中国历史上全面倒退的一朝

明朝变成纯人治社会

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一说亡于1683年)是中国历史上承元朝、下启清朝的朝代，是以汉族为主推翻蒙古族统治者而建立起来的汉族复兴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君主制王朝。

为什么说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一个倒退的帝国？

首先，说说它在制度建设方面。看看明朝时期的一些政治制度和政策有多么不适合社会发展就知道了。封关禁海，八股取士，思想禁锢，重农抑商，定贯造籍、皇权专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的倒行逆施，横加干扰。以上的倒退可以说是证据确凿、有目共睹。

其实，还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部分，这里时间、篇幅关系，只探讨一下法律方面。《中国法律史》讲到“古代中国法律汉代人治，经唐代人治与法治兼行到宋代进入法治时期。”还有《中国通史》讲到：“宋时中国封建社会由人治走向法治，是社会历史进步的表现。”在宋代，“思立法度以宰天下”“士大夫颇重律文”是人们共识。南宋思想家曾说过：法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间每以法为恃者，乐其有准绳也。意思就是即使不完善的法治，也是取决于长官意志的人治所不能及的。可见，中国法律建设一直到宋时都是良性发展的。

到了明朝时期，是什么情况呢？《大明律》中将任用官员的权力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专属皇帝。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大明律》于洪武六年基本修成，却多年不开印，后虽引发，在各地衙门也多半是被束之高阁。《明史刑法志》记：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即是实情。

《大明律》本是朱元璋亲裁而定，他都觉得不如自己随时说了算来得方便。衙官只需凭皇帝层出不穷、接连不断颁下的《大诰》来判案量刑。《大诰》是以判刑形式出现的，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是律外之法。其中满是皇帝的话，里面法外用刑更是司空见惯，就记有如枭首、夷族、割鼻、剁指、断手等法外刑。注意，这些都是法外刑。

对许多罪行，《大明律》已有量刑标准。但《大诰》中许多重判的案例以《大明律》来衡量，绝大部分都是属于轻一些的责罚。在朱元璋统治期间，“无几时无变之法”，“或朝赏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完全以个人的好恶行事，使人无所适从。我要强调的不是刑罚本身的残酷，而是这种刑罚完全是脱离了法律本身约束的人为干预。这样就由由宋时的法治倒退回了人治。明朝的制度完全出于朱元璋本人的喜怒哀乐，其设计的初衷无非几个：在个人是要维护朱家的江山永固，在国家民族的立场则是要防止宋朝的悲剧再现(军事上过于软弱，最终为外族所灭)，宋朝三百年历史，居然两次灭于蛮族之手，做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为之痛心，朱元璋立国之后，深感家国之痛，要求恢复华夏衣冠，但是却不愿意效法宋朝，就是出于这个考虑。但是明朝的政治制度，在长近三百年的演变中，最终脱离了朱元璋设计的初衷，可以说，开始时的制度有浓重的帝王个人色彩，后来的制度则有典型的文人(文人集团)色彩。

朱元璋还恢复殉葬制度了。要两汉之后，殉葬制度就被彻底废除了，因为这种野蛮的做法逐渐不被认可。而老朱竟然恢复了这个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的殉葬制度。他临终前命令妃嫔们为他殉葬。除了张美人要照顾年幼的小女儿被赦免，其他为朱元璋侍寝过的近40位妃嫔宫人都被迫自杀。直到英宗时期，殉葬制度才最终被画上句号。

而在同时期英国，国王不能享有最高立法权；法律并不是国王最高意志的体现；国王也不能真正享有最高司法权。法律不是为了维护王权而存在。中国的“王在法上”和英国的“法上无王”、“王在法下”这一差异促使了中、英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同时，明朝还发展出锦衣卫这样的机构。厂卫是彻头彻尾的封建特务组织，是皇权高度集中的产物。它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被赋予种种司法特权。厂卫可随时到各官府、各城门访缉、查讯。朱元璋以强大的特工政治维持政权，导致了明朝政权的先天恶性膨胀厂卫的膨胀，自明太祖时的五百人，直到达日后的十六万人!掌管这些都是贴身的太监，所以明朝的宦官，变得空前绝后，这是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这种特色的起因，是明太祖起的皇权高度专制的必然产物。

对比一下之前宋朝的情况，到南宋快亡国时，宁宗皇帝常常不顾体统，随时颁布手令，称为御札。这种国至末途而十分紧急时候的决策方式，竟然还是引起了群臣的激愤，说事不出中书，视为乱政。在此道统更迭之际的人事任免，皇帝尚且不能乾纲独断。政府与皇帝的相当程度的分离，相权对皇权的制约，较为明显。

唐宋之时的朝廷都设有宰相。皇权和政府的治权有所分工和有一定的互相制约。此外，唐宋时期，虽然并无成文之法，皇帝的圣旨必须要由宰相签字才能生效这种习惯，长期以来构成了一条不成文的类似西方的“大宪章”的约定。钱穆、余英时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只能从明清开始算起。

明朝时期，洪武、永乐两朝基本确立了明朝的政治格局。（上一句结论出自《中国通史》）弘志朝官修书籍主要有《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大明会典》主要来源洪武所修《诸司职掌》，其意在于追寻旧典，以便遵循。尽管时代已过百年，尽管一切有所变化，过去的典章已不适用，但是没有人去批判这种做法。

总之，正是由于明朝时期种种制度上的落后（当然，我也承认有部分落后制度是继承于元朝）导致了中国在明朝时期发展变缓。从那时起，中国不再是世界发展的中心。

明朝到底是更发达还是落后？

尽管这么说会被明粉喷，但我还是得说一句：相比于宋朝而言，明朝的整个软环境都在大倒退。

尽管明朝收复了燕云十六州，并且在其立国始终都保持着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但这并不能掩盖它的自身问题。相比于宋朝，它缺失了太多。

首先一点，就是在政治上明朝的君主集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这一点是君主集权的“前进”，却是整个政治发展的大倒退。有宋一朝，皇帝都能也必须做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彦博语），这在封建君主制的国家已经是难得；但是明朝不然，整个国家机器都必须随着皇帝的意志来运行，哪怕是内阁其实都只是皇帝的秘书机构而已。自朱元璋起，就十分注重权力的归属问题，十分惧怕大臣篡位，所以，他们一定要把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这样做的确是保住了皇位。

这造成了两个直接结果：

一是明朝昏君、庸君迭出；二是宦官干政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朝的奸佞小人确实有很多，比如：严嵩、魏忠贤、王振、刘瑾、严世蕃等人，都是有名的奸臣。要知道，在这些人中，大多都是皇帝身边的太监。那时候，太监也能掌权，他们表面上是辅助皇帝，实际上则是操纵皇帝。其实，正是明朝皇帝的放纵、荒唐，才造就了太监掌权的局面。怪不得崇祯皇帝自杀前会喊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这样的话了。

明朝后宫妃子多；

这里所说的“妃子”，包括皇帝的所有老婆、皇子的所有老婆，以及宫里的众多宫女、待选秀女。《明会典》记载：“太祖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朱元璋有众多的妻子，人数超过四十个，所以，他的儿女也很多，单单儿子就超过二十个。此外，朱元璋的这种习性，还传给了他的子孙后代。

朱棣不仅继承了父亲的习性，还非常残酷。史料记载，朱棣曾两次对宫里的宫女进行“血洗”，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屠杀行动：

第一次是在永乐初年，他处置了宫里的宫女和宦官，这次的人数并不算多，只有一百多人，可以算是“手下留情”了。

第二次是永乐末年，杀害的宫女、宦官人数总共有三千多人，这一次，朱棣彻底放开了，对宫廷进行了一场血洗，清理掉了很多他不想见的人。

然而，在明朝还有一位整天想着如何长生不老的皇帝嘉靖皇帝。在他执政期间，他身边的人更是遭殃。当时，他听信了道士陶仲文的话：采经血来练壮阳丹。于是，就召集了大量的十一岁到十六岁的民女进宫，以方便他取经血。随后，他用这种方式迫害了很多宫女，引起了公愤，差点被这些宫女勒死。

此外，明朝的皇帝还制定了陪葬制度，要求后宫妃子、宫女陪葬。后来，这个制度被明英宗给废除了，使其流芳百世。在宫廷里，不仅皇帝有老婆，连太监都有相伴余生的对象。当时，太监和宫女结为夫妻一起生活很是普遍，虽然，他们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却可以驱逐无聊，体会不一样的情感。

其次一点，是文化上思想受到了极大地禁锢。

出身贫农的朱元璋看不惯宋儒的叽叽歪歪和繁文缛节，直接勒令天下士子读书考试都只能按朱子的训诂标准，作文也只能写八股文。这样刻板的体例直接导致有明一朝的思想界受到了极大程度的打压，某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是造成中华民间文化从士大夫文化转向流氓文化的重要原因。

明朝农民起义多。

当时，明朝的农民起义非常的多，就连朱元璋都是靠着农民起义登上大位的。也许是朱元璋带了一个好头，民间百姓稍有不满就喜欢聚众闹事，反抗当地政府。此外，明朝的农民起义还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次数众多；

一个是涉及的范围较广。

都知道，明朝的国土面积很大，地主对于土地的兼并现象也很严重，因此，就造成了大量反抗地主的农民起义。在这些起义中，虽然绝大部分都被镇压了下来，可是，这个过程却大大的消耗了国家的元气，使明朝由盛转衰。最终，明朝被农民起义给推翻了。

其实，纵观明朝的统治，不管是开国皇帝朱元璋，还是末代皇帝朱由检，甚至，是其余的统治者，在位期间都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隐患。最终，这些隐患积少成多，上升为了社会矛盾，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所以，统治阶级是一个国家的支柱，他们更是决定着国家的发展与未来。

明朝是汉人文明的的顶峰，是儒家文化的顶峰，是制度的顶峰。是历史上最死板的朝代，最没有改革精神的朝代，也是最腐朽的朝代。

明朝是儒家文化的登峰造极的时代，历朝历代，儒家文化的以发扬光大都是因为儒家文化可以帮助统治者更好的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作为统治者绝对不能完全信奉儒家思想。结果在明朝被儒家文化洗脑最严重的就是皇帝，皇帝为了名声被大臣当成了牵线木偶，文官领导武官。诗词歌赋主宰了国家的一切。

明朝是制度的巅峰，明朝很多破烂不堪的制度从朱重八能一直延续到崇祯，这绝对是制度的巅峰时刻，即使明知道制度是错的也要坚持执行，死也不改。

明朝的腐朽是腐朽到了根上，整个明朝牢牢的被儒家思想所统治，勋贵压迫农民，皇帝、勋贵、和农民都认为是应该的，是上天注定的。这才是最可怕的。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经济活力的丧失。

我们总说明朝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那也只能是萌芽。为什么？还是因为朱元璋。出身农民的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商品经济，更对那些囤积居奇的商人深恶痛绝。在他的铁腕之下，中国的经济从宋元时期发达的商品经济退回到了自然经济之中，并且保持了很久。

更要命的是，由于滥发纸币，明朝的货币体系又回到了贵重金属本位制，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进口国。不得不感叹，如果老朱能懂点经济学常识，按经济规律办事，也许中国真就能早于西方建立起一套现代金融体系也未可知。

总的来说，中华帝国的发展，在经历唐宋的鼎盛以后，到了明清开始衰落，这是史学界的共识。而这种衰落虽然满清要负绝大责任，朱明王朝尤其是朱元璋本人，却也难辞其咎。中国人被乞丐意识耽误了几百年。

对比宋朝时的商品经济，明朝是一个倒退的朝代

小农经济亦称“个体农民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为基础，完全或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满足自身消费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经济。其中，有的以自有土地经营，有的以租入土地经营，亦有两者兼之。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这种经济模式，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背景之下，甚至于，自然经济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都知道，“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的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可以说，这种“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政策深深制约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由于，中国古代大多都是小农经济的特性，因此，重农抑商的政策，几乎在每一个朝代都得到了相应的沿袭。但是，宋朝却与之不同，在开国初期，不仅有了遗弃小农经济的打算，还将眼光放在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上。并且，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商业繁荣的措施，最终，将宋朝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这其中，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提议更值得一提，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踏入到了一个商业化的社会，与曾经的小农经济不复再见了。我们从今天的历史观上来看，这一时期，其实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商业建设的巅峰时期。之所以称它为“巅峰时期”，是因为：接下来的明朝又开始迈出了一个倒退的步伐。

在税收形式上，宋朝早就实现了货币化征收。而朱元璋却把这个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的实物征收和劳役征收的形式。通俗地说，宋朝交税给钱，但明朝却停留在原始的方式，交实实在在的产品（比如粮食，生丝），还有体力劳动（比如建城墙）。

工商税占宋朝朝廷总收入的70%，农业税占不到30%。而到明朝，农业税占比达81%，工商税只占12%。可见宋朝的商品经济多发达，明朝的经济结构何等落后。

在朱元璋上任之后，他便迅速重返小农经济的道路，可以说，他在短短时间内荒废掉了宋朝的所有努力，轻而易举地放弃了势头颇稳的商业化形势，着实让后人叹惋。据记载，朱元璋对王安石变法表现出了深恶痛绝的一面，他曾将王安石视为“小人”。

甚至于，朱元璋认为：“此种经济政策迟早会祸国殃民，商业的发展势必会引得天下大乱。”朱元璋认为，商人财富的增长会不利于他的统治，再加上他认知的局限性，一直重农抑商。换言之，他是想用最为稳定的方式来取得利益。他不在乎收益的多少，只在意他的统治是否会坚不可摧，他的国民以及他臣下的一言一行，是否都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最终，在朱元璋的带领下，自此之后，明朝的统治者都沿袭着这个不成文的原则。

明朝的财政收入基本只靠农业税，这是最原始的财政制度

明朝的财政制度足够僵化，但也足够稳定。收入基本只依靠农业税，没有多大上升空间。在张居正改革之前，它已存续200年之久，国家仍然比较平静。最终，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财政破产。

田赋实行两税法，夏秋两次缴纳，以实物缴纳，每亩收一斗（大约相当于税率1/30）；丁赋是农民的劳役税。

为了征税方便，明太祖编制了针对户籍的黄册和针对土地的鱼鳞册，相当于现在的户口本和土地证。这两项工程浩大，总共花费了12年，于1393年才编制完成。

统计结果：户籍1000多万户，人口6000多万，土地面积近860万顷。土地面积增加了一倍，政府税收大大增加，达到2000万两（3.2亿石），这2000万两就是明朝中央财政的基本盘，而且按照朱元璋的祖训，这笔钱不能再增加。

明太祖还规定，黄册和鱼鳞册每10年更新，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明朝脆弱的财政平衡：财政支出主要是养官和养兵

养官上，明太祖严格限制官员规模和俸禄，只要保持现状，现在的财政收入绰绰有余，当然，这是异想天开。明太祖在位时，官员人数2.4万人；百年之后的宪宗时期，官员10多万人。

养兵上，实行卫所制，朱元璋自认顶层设计：“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实际就是唐初的府兵制：全国要地设立卫所，士兵世代相继，给养仰赖屯田。不出所料，卫所制后来也颓废了。

财政收入上，两税法实施一段时间后，逃户和土地兼并将导致税基的减少，这是历史规律，比如，1426年，土地400多万顷，不及立国时的一半。

财政支出上，官僚的膨胀是在所难免的，对外战争总会出现的。

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朱元璋按照小农思想建立的财政制度很容易就玩不转了。小农皇帝朱元璋愚昧无知害苦了明朝拖累中国

万历三大征，共耗费1200万两，财政再次紧张，财政赤字达到每年100万两，依靠张居正留下的家底，政府依然能正常运转。好景不长，1607年，欠发边关军饷164万两。1616年，满洲崛起，又耗费300万两，此时的国库已经没有积蓄了。

战争分两种：有收益和无收益。秦始皇灭六国、隋文帝灭陈、明太祖北伐是有收益的，抵御蛮族、征伐化外之地、败仗是无收益的，无收益战争对财政的破坏性极大。

1619年起，仅辽饷每年就支出500万两，成为明朝的财政黑洞。万历皇帝自然想到根据鱼鳞册加税，三年三次增税，共增加财政收入520万两。崇祯年间，加派三饷，征银高达2000万两。农民侵家荡产。

雪上加霜的是，货币白银发生了通货紧缩。中国是所谓的“贫银国”，主要靠海外输入。美洲白银大量开采，通过菲律宾流入中国；日本也发现大量银矿，这批白银也流入中国。但是到了明朝末年，由于欧洲和美洲发生战争，而且日本又开始锁国，停止了对中国的白银输出。所以到崇祯年间，明朝居然出现了“钱荒”，粮食价格三年间下滑70%。

政府不仅不能通过通货膨胀抽取财富，反而因为通货紧缩加剧了财政危机，导致只能通过加税来维持财政。到最后，崇祯连军饷都发不出来了，财政彻底崩溃，1644年，明朝灭亡。

明朝的财政制度，决定了它的死亡方式。它的财政能力太弱，遇到战事只有加税这一个办法，陷入恶性循环。

明朝尽自己所能抑制着工商业的发展

在商业上，明朝坚决抑制，实施海禁，限制买卖，打压商人地位，通过一系列手段限制商业发展。

甚至，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遏制工商业的发展，明朝竟然禁止商人身穿绸纱衣服。另外，在对商人有所限制的同时，统治者还没有忘记限制普通百姓，下令禁止百姓航海，只是差点没让百姓远离港口一万里。

若是用比较形象的语言来描述小农经济的话，便是将整个国家看作是无数个村庄的集合。国家的所有经济来源，便只有村庄税收这一个项目，而全国的经济就好像是一张薄薄的白纸，纸上画着整整齐齐的方格，每个方格都是一户小农家庭。在这样的经济政策下，每项进账都一目了然，且没有任何意料之外。

这期间，每一位民众都与国家进行直接的交流与沟通，中间不会有榨取利益的中介，也没有各种繁乱的商业代理机构。

只可惜，这种方式看似轻松简洁，却并没有给统治者带来期望中的经济利益。

到了晚明时期，统治者对商人稍微放宽了一些权限，使得商业经济有了较显著的发展，甚至，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可是，在种种情形下仍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要说商业化，晚明时期远远赶不上宋代，因为，明代一年的铸钱量竟比不上北宋两年的铸钱量，这差距实在是令人唏嘘。

政府找不到应该着力的正确方向，只是蒙着眼尽全力去摒弃商业化的管理手段。简化社会组织机构，当发现没有任何实际作用时，便开始转换方式，对群众的思想跟意识形态进行所谓的“强化控制”。但可惜的是，这个方向依然是错的。

明朝本该用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却偏偏要将一切都塞给道德伦理，硬要用伦理纲常来解释发生的一切。可能是重文轻武的策略所带来的影响，文人队伍太过于强大。管他是不是真儒士，只要提几条仁爱之道，便能建功立业。到了明朝晚期，一众文人竟然可控制皇帝的指令。

可以说，是这种既虚伪又不切实际的思想理念，一步步将明朝拉进了泥潭。就这样，以道德立国的社会，其专制、荒唐的程度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

可以说，这正是明朝全面离弃技术，以道德代法律的必然结果。

明朝统治者这些重农抑商的政策，看似使整个国家都被安稳的控制着，但实质上，却是将整个王朝的血脉与精神都紧紧扼制凝固住了。停滞不前，其实，就意味着不断倒退，崇尚小农经济，其实，就意味着经济在效率与质量上根本没有提升，只是在数量上展现出了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增长假象。

毫无疑问，这是缺乏安全感的统治者们，没有长远眼光的愚蠢之举。经济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堪称重中之重。若是为了政治上的稳定去压抑经济，这实在是得不偿失。长此以往，倒退的不只是经济状况，连政治局势、思想文化，以及民族文明等类类种种的一切，都将尽数毁灭。

人文精神彻底丧失

明朝大兴八股文，实行文化专制，导致中国人文精神彻底丧失。

根据史料记载，顾炎武《日知录》中“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明史·选举制》中有“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的记载。

从明朝往回看三代，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中国历史之最。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从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也能读出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皇帝一不高兴，就毒打大臣，大臣和老百姓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连穿什么衣服，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他们的思想也被禁锢了，缺乏创新和活力。

不难看出，到明朝时，文化专制达到了最高峰，人们的思想文化都受到了禁锢，考试固定刻板，不利于文化的繁荣，不利于有才华的人展现自己。从明朝开始，中国古代考试变得越来越死板，文化越来越专制，到了清朝实行文字狱，人们的言论自由完全被剥夺了。

朱元璋开创的大明，表面上看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全面倒退的一个朝代。

总之，明朝的一些政策，使得明朝表现出与其他以往朝代不同的特质，这些特质在明朝之后继续传承，使得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逐渐没落，落后于世界发展大势，不得已走上一条屈辱的近代之路。

而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后人所扼腕叹息的事情。参考资料：【《宋史·卷八十五·志第三十八》、《明史·太祖本纪》、《明史纪事本末》】

大明表面的光鲜，实质是倒退的三百年

中国在近世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即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全面的倒退，这实际上扭转了唐宋以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历史发展的趋势，使得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

▌光鲜的明朝vs.黑暗的中世纪

14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

14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在欧洲大陆，从14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

这些城市居民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

“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

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之后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那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

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很快推垮了日趋腐烂的旧体制，使欧洲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相反的事情在发生着。

朱元璋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

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如果把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视作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意外，那么明朝作为一个汉人政权，直接继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称他的奋斗目标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恰恰相反。

▌崖山之后，辉煌不再

宋朝是一个非常富于“现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期出现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衰弱的朝代。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唐朝与宋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拿国家财政收入来比较，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而宋朝时，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农业税只占百分之三十。这说明宋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孙隆基在《鸟瞰中国千年史》中说，宋朝钢铁工业高度发达，大型企业通常会雇用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厂聘用工人数多达八千人。“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宋朝采矿业发达，信州铅山的一个铜矿就有十余万矿工。煤已经成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除此之外，宋代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长江两岸，货栈林立，广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远航阿拉伯、马来亚、新加坡和日本。

作为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时年铸币量五百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不过三十二万贯。宋朝还发明了纸币，出现了银行和支票这类非常“现代”的金融工具。

《中国的大宋，世界的美国》中则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王安石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对全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专家。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财政收入供养数量众多的军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等，宋代的中国都已经出现，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

美国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假设：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在“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实现了突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明朝的进与退

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

黄仁宇说，“明朝之采取收敛及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

明代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及宋代。

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为一亿六千万两白银，而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1570到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三千零七十八万两，不过是宋朝的19%。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相对宋代，明朝的经济结构是何等落后。

宋代经济奇迹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

而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人财富的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因此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才是劳动。

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

他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如果没有通行证随便外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游食之罪”，重则杀头，轻则发配到边疆地区。

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商人被列为社会上最低一层，想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达，江南领先于华北，东部发达于西部，由此带动全国经济成长。

朱元璋则始终崇尚平均主义，防止局部地区经济领先发展，强迫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看齐。

宋代货币高度发达，明时则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整个明代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这不过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因为缺乏货币，无法交易，许多小商小贩失业，“1544年竟至因'钱法不通人民倒毙于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对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中国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的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

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这些动乱，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

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近三百年，正是中国大幅度后退，西方大踏步前进，双方擦肩而过的时代。